童业富，武湘梅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湖南长沙 410205）

《2012》的惶惑与阵痛

童业富，武湘梅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湖南长沙 410205）

美籍德裔导演罗兰·爱默里奇依托自己丰富的想象力，拼贴各种灾难元素，凭借电脑特技打造出的真实想象性地再现了世界末日的灾难性图景。在这一超真实的幻象中，缠绕在影片中的科技与上帝、生与死、理智与情感的纠结显示了“地球在重生”过程中的惶惑与阵痛。

2012；科技；理智；情感

消逝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玛雅人曾神秘地预言，当今人类文明将在2012年12月21日终结。借助这一预言，美籍德裔导演罗兰·爱默里奇依托自己丰富的想象力，拼贴各种灾难元素，凭借电脑特技打造出的超级真实，铺陈了自己的新片《2012》。这种对世界末日的影像呈现，伴随着这一日期的临近，引发了人们的无限想象，进而催生了人们的生存焦虑，以致美国宇航局不得不出面辟谣。在这种似幻还真的世界末日想象性图景中，缠绕在影片中的科技与上帝、生与死、理智与情感的纠结显示了“地球在重生”过程中的惶惑与阵痛，值得深究。

一、科技与上帝的博弈

当人类还匍匐在大自然的脚下时，上帝是强大的。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人们相信上帝不但创造了整个世界，还创造了人类本身。上帝或赐福或降灾，全在一时的喜怒之间。《圣经·创世记》中神创造了天地万物并人类，又因愤怒于人类的罪恶，意欲将人类并地上的生命除灭，惟有挪亚蒙恩。上帝教挪亚造方舟躲避洪水，延续生命。在挪亚方舟这一神话中，人的生死存亡全系于上帝的一念之间，人没有任何发言权。上帝在造与毁之间彰显出自己的无边威力。当然，人类对上帝的敬畏也包含了对自己所处大自然的敬畏，因为人类先民相信上帝无处不在，万物有灵。然而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人类对上帝的敬畏之心正日益式微。尤其是科技文明的进步，让愈来愈多的事物褪去了神秘的面纱，也让人类变得日益强大和狂妄。近百年来，科技的巨大创造力让人类创造出了甚至超过此前人类所有时代创造出的物质文明总和。还在19世纪，德国哲学家尼采就喊出了“上帝死了”的口号。进入21世纪，科技以一种近乎无所不能的威力将上帝一步一步逐出了人类的精神领地，从而取代上帝在人类心中的位置而成为新的上帝。不过，当人类为自己的贪欲而沾沾自喜时，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自然环境——正变得千疮百孔。各种自然灾害频发，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引发了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自身的异化，进而产生了一种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人类被再次置放在遭毁灭的边缘，《2012》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讲述了一个现代版的挪亚方舟的故事。

太阳黑子活动异常，地核持续升温，人类生存的家园面临毁灭。这一次，将这一秘密透露给人类的不是上帝，而是科技。影片刚开始，美国地质学博士艾德里安受印度科学家沙南之邀前往印度了解地核升温的情况。在“曾经是世界最深”的铜矿底部，沙南领着艾德里安进入了一个充斥着指示灯、电线以及各类电子设备的处所。沙南打开电脑，屏幕显示了由各类数据组成的图表，表明微中子正在发生变化。随后他们进入了一间幽深的房子，沙南打开了一个盖子，里面腾起了一股蒸汽。艾德里安神色凝重，沙南解释说：“微中子正在加热地核，就像微波一样。”导演借助这些表征科技的影像符号以科技的名义暗示了人类即将面临灭顶之灾。此后，在影片的线性展开过程中，巨大的信号塔、精巧的电脑屏幕、对灾难预报精确到分秒的预警系统、美国总统召开的各国政要的视频电话会议、美国总统座驾空军一号、声控引擎的宾利轿车，这些表征科技的影像符号不断再现。这类凝聚着当代科技能力的先进工具在收集、分析、预警灾难信息以及将人类运送到最后的庇护所时显示出了巨大的能耐。而本应给人类提供庇护的上帝却在灾难中轰然坍塌，影片以三个有代表性的场景作了呈现：一是巴西里约热内卢那座全球最大的耶稣像在地震中轰然坍塌，饥民到处哄抢食物；二是梵蒂冈的最高建筑罗马大教堂狠狠地砸向正在祈祷的信徒；三是美国总统在教堂祈祷却无法改变美国沉没的命运，自己也在灾难中悲壮地死亡。影片以直白的影像宣告了上帝的死亡。环顾地底下喷出的岩浆、滔天的洪水，人类似乎失去了任何庇护，将要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为了将科技塑造为人类的新上帝，影片为人类提供了一个最后的庇护所——方舟。它由科技打造，却有一个上帝遗与的名字。上帝教挪亚造方舟，科技为人类打造方舟，这里科技与上帝之间发生了有趣的置换。科技取代上帝成为了人类新的上帝。我们不妨比照一下《圣经·创世记》中有关片断，看影片是如何凸显科技这一新“上帝”形象的。

“你要用歌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地造，里外抹上松香。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三百肘，宽五十肘，高三十肘。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高一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三层。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子，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

影片中方舟的外形也分了上、中、下三层，门开在旁边，上边留了透光处。直升飞机将各类动物运进方舟，延续物种。这些几乎与挪亚方舟中的故事相仿。当大洪水漫过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时，地球遭受灭顶之灾，而方舟安然无恙。这种比照着叙述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观众获得一个印象：新千年里，科技才是真正的上帝。片尾，科技打造的方舟庇护着劫后余生的人们开启了人类新的文明。

至此，“关于全能上帝与国王的辉煌壮丽的图景，被全能的技术与科学的远景所取代”[1]。“在观念的残垣断壁之中，只剩下一个可以相信的东西——技术”[2]。但是当我们把科技供奉为人类唯一值得信赖的新上帝时，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个问题：当前地球的灾变到底是怎样产生的？当地球上的人类为了自己的私欲利用科技无止境地向地球贪婪索取时，我们或许就会明白。

作为一部时下的灾难电影，本应反思科技的工具理性带给人类的负面效应。但吊诡的是，《2012》非但没有进行反思，反而借助灾难将科技塑造为人类的新上帝。那么，即使科技庇护人类躲避了灾祸，开启了新的文明，这种文明究竟还能走多远？

二、生与死的较量

Tobe,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哈姆莱特的这一生死之问，引发了无数人的共鸣。古往今来的哲学家、神学家、文学家、艺术家都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广泛而深刻的探讨，为我们勘破人类生死迷局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但由于死亡的无法经验性，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往往又显得异常虚无。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有一句名扬四海的话：“当我们存在时，死亡不存在；死亡存在时，我们就不存在了。”作为一部表现世界毁灭的灾难电影，《2012》当然无法回避生与死的问题。影片围绕人的生存权表现出了对生死命题的惶惑，同时又试图通过对生死观的诠释去化解人类的这个无解难题。

求生是人的本能，在世界毁灭之时，方舟成了人类最后的避难所。但科技打造的方舟最大最先进，也不可能容下整个世界。那么谁生谁死，谁来决定人的生死，这是一个让人揪心的关涉生存权的问题。许多灾难影片都曾藉此来展现人情人性，表现不俗。冯小刚在他导演的《唐山大地震》中，更是让一位母亲面对自己被困废墟中的双胞胎儿女，在救姐姐还是救弟弟的艰难抉择中，去逼视人的灵魂的焦灼与痛苦。地震只持续了23秒，但人的心灵余震却持续了32年，灵魂的震颤让人惊心动魄。然而在《2012》中，人的生存决定权似乎并没有显得如此艰难，影片由科技、权力与金钱进行了裁定。

海德格尔在《面向思的事情》中指出：“追问现代技术的需要大概正在渐渐地熄灭，与之同步的是，技术更加明确地铸造和操纵着世界整体的现象和人在其中的地位。”[3]在《2012》中，科技纠结权力与金钱秘密地铸造和操纵人类世界。科技需要权力为其提供施展的空间，需要金钱为其提供动力，权力、金钱则需要科技为其打造牢固的堡垒。所以在谁生谁死的问题上，一切都变得那么简单：那就是掌握尖端科技的科技精英、国家核心权力人物、能为一张船票支付10亿欧元的超级富豪。其他芸芸众生则只有忍受被洪水吞没的命运，甚至连基本的知情权都没有。影片中一些政客甚至利用科技来欺骗群众，掩盖灾情。人类最起码的生存权被权力、科技、金钱所垄断。面对这一赤裸裸的丛林法则,编导深感惶惑：站在政治伦理的角度，他觉得理应如此；而站在社会伦理的角度，他又觉得有乖人道。

为了缓解这一巨大矛盾，影片在接近片尾时设置了这样一个场景：当美国国务卿拒绝成千上万的无票群众进入方舟时，美国地质学家艾德里安站出来，发表了一通溢满了悲情的讲演：“如果人们不互相帮助，选择自己逃生，未来该如何面对孩子，面对良心”。在他的影响下，各国首脑一致同意打开舱门让在场的所有人逃生。这一处理无疑为影片涂抹了一层人道主义的油彩，让冷酷的丛林法则透露出了一丝温情。

为了有意打破丛林法则对生存权的垄断，影片讲述了一个我们熟知的美国式的个人奋斗故事。无名作家兼司机杰克逊带儿子、女儿到黄石国家公园露营，遭遇新闻狂人查理，意外获得地球即将毁灭、美国政府正和世界其他国家一道打造方舟的消息，他将信将疑。当他的雇主尤里的孩子泄露了这一消息时，他立即行动，为了自己与前妻一家的生存权飙车、让只修过一两节驾驶课的戈登驾飞机、蹭超级富豪尤里的飞机、求中国老太走后门进入方舟。杰克逊九死一生，好不容易进入了方舟，却又遭遇方舟液压系统故障。舱门无法关闭，方舟即将撞向珠穆朗玛峰。关键时刻，他冒死潜入水中，排除了险情，成功地挽救了方舟，挽救了整个人类免于灭种的危险。影片似乎在暗示普通人不但可以自救，而且可以救人，甚至可以拯救整个世界。但面对现实生活中发生几率几乎为零的事件，我们只能悲哀地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个神话而已。影片一方面尽情展示杰克逊一家求取生存权的种种艰险，渲染了生命个体对生的强烈渴望；另一方面，影片又热烈颂扬了美国总统、意大利总统、地质学家艾德里安之父、飞机驾驶员萨沙、西藏高僧甚至亿万富豪尤里或主动放弃生存、或坦然面对死亡的英勇行为。一方面是积极求生，一方面是主动求死，在这种生死的较量中，编导追问了生命存在的意义。

孟子有言：“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4]在美国总统眼里，生并非不值得留恋。但他认为让每一个即将走向死亡的人有与亲人道别的机会比自己生命更重要。在他给女儿的电话中，他这样对女儿解释：“至少母亲可以安抚自己的孩子，父亲可以对自己的女儿说声抱歉。”在他给美国民众的最后一次电视讲话中，宣布了人类将面临不可抵御的灾难。他说：“今天，我们将一家人共同步入黑暗，虽然我们可能信仰不同，但我相信我的话能够代表所有人的想法，愿上天保佑我们。”在灭顶之灾即将来临之际，总统放弃了登上方舟的机会。他走上广场，慰问老人，询问登记的失散人员，最终与民众一起步入黑暗，走向死亡。总统以他的死点燃了迷失在丛林中的人性之灯，照亮了即将步入黑暗中的民众，让他们有勇气坦然面对死亡。

另一个主动放弃登舟的国家元首是意大利总统。在这个笃信基督的国度里，人们普遍认为“未经上帝许可，没有人可以死亡”,而“生命长短由上帝所规定”。在生命的最后片刻，人们希望祈求上帝恩准，摆脱肉体的羁役。作为国家元首，意大利总统认为自己有义务与民众一起向上帝祈祷，恳求上帝眷顾自己的国民。这种以自己的死去救赎国民的宗教献身精神让他的形象始终镌刻在观众的记忆中，尽管他在影片中没有正式露脸。

地质学家艾德里安之父在儿子透露了地球即将面临毁灭这一惊人消息后，拒绝了儿子的好意。只是默默地要过了一杯烈性酒，将这一切都吞在肚子里。然后就像没事的一样，仍与友人一起为游人表演，直至油轮倾覆在东京湾的海啸中，显示出了一种少有的对死亡的达观。飞机驾驶员萨沙在飞机燃油耗尽、引擎关闭，为了自己的情人和飞机上其他人安全着陆，他选择了独自走向死亡。西藏高僧在大灾难来临之际将车钥匙默默地交给徒弟，自己静静地等待大海啸的来临。当大洪水漫过喜马拉雅山，他撞响了世纪末的钟声。在激越的钟声中，他以一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淡定与从容走向了死亡。就是那个自私、冷酷的超级富豪尤里也在最后时刻将生的机会让给了自己的孩子。在他拼命将自己的孩子推向方舟、自己坠入万丈深渊时，他人性的污点得以清洗。借助死亡的洗刷，他的生命重新放出了光彩。

“这个世界上的生命之所以有意义，正是因为有死亡，假如在我们的世界里没有死亡，那么生命就会丧失意义。”[5]或许只有在死亡的烛照下，生命才能凸现其深刻意义。

三、理智与情感的碰撞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有句名言：理智是一颗冷酷的太阳，它放射光明，可是教人眼花，看不见东西。在这种没有水分与阴影的光明底下，心灵会褪色，血会干枯的。的确，如果只有理智太阳的照射，没有心灵情感的滋润，灵魂将会枯萎，世界也将因此而变得异常冷酷。《2012》中就深隐了一个令人倍感困惑的理智与情感的碰撞问题。

当人类面临灭顶之灾，如何延续人类及其他各物种将是人类社会最艰巨的使命。为了顺利完成这一使命，各国政府都对公众刻意隐瞒这一信息，有时甚至不惜使用欺骗手段。作为对全局问题的理智考量，他们无视个体生命的毁灭，也无法兼顾个体生命的毁灭，在他们身上体现出的是理智的冰冷与无情。影片中美国国务卿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他有对问题做出迅速判断和采取果断措施的能力和魄力。当艾德里安向他汇报灾变后，他立即宣布自己为艾的直接上司，并将这一情况上报总统以便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他身上更多折射出的是理智的冷酷与无情。他秘密监控了知晓地球灾变的人，对泄露这一秘密的人进行了暗杀。他铁面无私，将自己八十多岁的老母交给了上帝。为确保方舟的绝对安全，他拒绝成千上万的无票群众登上方舟。他的过分理智也激起了观众对这一人物形象的反感，尽管这一人物除了缺少情感外，在指挥上并没有什么失误。这是一架几乎摒弃了情感的理性机器，在这个人物身上，我们看不到一丝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与关爱。

与之相对的是地质学家艾德里安，这位掌握了尖端科技的科学家，并没有被科技理性所拘役。在他身上更多体现出的是一个科学家的良知与良心，影片一开始就以一个细节加以了表现。他在印度坐出租车，一个小孩在路边的积水中玩耍，司机视而不见，车子溅起了一片水花。他在一旁大叫：“Watch out!Watch out!”当洛杉机等地开始出现地震时，他一再向总统表明公众有知情权。他割舍不下自己的老父亲，希望父亲与他一起登舟避难，为此差点招来了杀身之祸。忠孝难两全，当父亲拒绝了他的好意后，他流下了伤心的泪水。总统的女儿痛失父亲、无限悲伤，他以自己挚诚的爱去感染姑娘，最终赢得了她的芳心。他的朋友沙南，这位最先发现地球灾变信息、同时将自己的科研成果无偿提供给科学界并促成人类得以延续的科学家，被印度洋海啸吞没时，他怒砸手机，表达了自己的满腔愤怒。尤其是当国务卿拒绝无票群众登舟时，他发表一通溢满悲情的演讲，说服了各国领导人同意打开舱门让无票群众登舟。在灾难来临时，编导在这位科学家身上集中表现了人类的亲情、爱情、友情以及对其他各肤色人种的同情，让他成为一个情感的化身。片尾处，编导让代表情感的他与代表理智的国务卿进行了直接的交锋。科学家强大的情感号召力感动了各国政要，纷纷同意打开舱门。情感战胜理智，人类社会冒着遭受毁灭的危险救助了舱外的其他民众，人类文明终于在一片温情中延续。

除了国务卿与地质学家这两个分别居于理智与情感两极并始终进行较量的人物外，影片还塑造了一个理智与情感冲突、最终情感战胜理智的人物——美国总统的形象。作为国家元首，灾难来临时，他无疑负有延续人类社会、开启人类新文明的重大职责。所以影片开始，他封锁消息，让政府官员欺骗公众：地震只是暂时的、局部的，政府正在采取积极措施救助民众，呼吁民众保持冷静，意图维护国家政权的暂时稳定，以保证人类秘密计划的顺利进行。但巨大灾难的冲击、无数生命遭毁灭又让他无法释怀，理智与情感的冲突处于胶着状态。当女儿质问他法国文化部长遇难的消息时，影片着力表现出他对女儿的温情，对妻子的早逝充满了愧疚。他内心的冲突开始向情感倾斜，当国家政要、科技人员并自己的女儿都已登上空军一号，他终于决定向公众公布真相。他的电视讲话既充溢着悲情，又涨满了真情。此刻，情感已然战胜理智。在情感的驱动下，他放弃登舟，走上广场，慰问老人，询问登记的失散人员。在生命的终点，他对妻子的真情喷薄而出。一声“桃乐茜，我来了！”肯定会让许多女性朋友感慨良多。“要是我爸爸在，他一定会同意打开舱门的！”在他生命终止后，编导仍不忘借他女儿之口来表明他是一个仁爱亲民的好总统。在情感的辉耀下，美国总统形象伟岸，布满了人性光辉。

通过虚拟地球的毁灭，《2012》反思了“技术霸权时代”的理性，对理智与情感这一人类社会背负了千年的难题进行了拷问。幸运的是，编导为我们虚拟了情感战胜理智的结局，为我们幻想式地开启了一个温情尚存的人类新纪元。

当前，人类社会不仅面临种种自然灾变，而且人类社会自身也因种种社会问题不堪重负。《2012》想象性地将人类置于绝境，并在这种绝境中去窥视人类社会的种种挣扎与纠葛。其中科技与上帝的博弈、生与死的较量、理智与情感的碰撞突显了编导对人类文明进程的惶惑与思索。或许阵痛之后，人类文明才能重生。

[1][英]乔治·弗兰克尔.文明：乌托邦与悲剧[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204．

[2][美]波斯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2．

[3][德]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M].陈小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61．

[4]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87:475.

[5][俄]别尔嘉耶夫.论人的使命[M].张百春，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330．

Loss and Pain in the Film2012

TONG Ye-fu，WU Xiang-mei
(Chinese and History Department,Hunan Fir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205)

With his own colorful imagination and the amazing computer special effects,German-American director Roland Emmerich reproduced the disastrous scenery of the end of the world by piecing all the disastrous elementstogether.In thissuper-realistic vision,the conflicts between science and the God,life and death,sense and sensibility reveal that the people are at a lossand painful in the processof the rebirth of the Earth.

2012;science and technology;sense;sensibility

J905

A

1674-831X（2011）035-0091-05

2011-03-30

童业富（1974—），男，湖南平江人，湖南第一师范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影视美学研究；武湘梅（1976—），女，湖南衡阳人，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教师，硕士，主要从事设计艺术学研究。

[责任编辑：葛春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