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顺

(1.兰州大学 文学院兰州730000；2.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200433)

贞观文坛及其创作论略

刘 顺1,2

(1.兰州大学 文学院兰州730000；2.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200433)

贞观时期的“文德”政治纲领和地域文化整合以及士庶力量消长的历史趋势成为影响此时文坛人员构成及创作风格的重要因素。贞观文坛在回眸过往文学经验的基础上，追求雅正、中和之美。贞观文坛的创作在太宗等人的倡导之下形成了以箴规与颂美为主流的文坛风格。

贞观；文德政治；文化地域；雅正

贞观政治是儒家思想在唐初的大体落实，作为“文德”纲领重要组成部分的贞观“文学”同样处于儒学思想的笼罩之下[1]。与此同时，地域文化整合的时代任务以及士庶力量消长的历史趋势也成为影响贞观文坛的重要因素。贞观文坛大体以宫廷为创作中心，其主体构成在太宗务实的用人方略影响之下士庶混杂、南北共存。惟文学发展有其自身脉络，以儒学文艺观为主导的理论自觉，与南北朝以来文学发展的历史趋势常有错位。典午南渡，江左文学成华夏文学正脉所在，但梁陈以降，江左文学渐行浮艳轻靡文风，宫体诗为时代文学主流。及关陇集团终以其政治及军事实力统一南北，江左文学遂被目为亡国之音，而北朝文学虽多质朴，然尚刚健，反与儒家文艺观相合，为贞观君臣所称赏。但南朝文学的魅力依然潜移默化影响贞观文坛。在“合南北文学之两长于一体”的原则指导下，贞观文坛在积极回应儒学文艺观的同时，有效吸纳了江左文学的合理成份。初唐文学在创作实践中，不断调整磨合，为盛唐文学高峰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关陇文化圈自苏绰改革以来所形成的文化精神，则作为重要的精神遗产，为初唐文坛的包融态度导夫先路[2]。

一

武德时期，“关中本位”的文化思想倾向根深蒂固，政治核心层多为关陇勋贵，江左及山东士人颇受排挤。然关陇势力中太宗一系的思想倾向较为弘通，在人才使用上，注意多方吸纳、有意淡化地域色彩。早在武德四年，李世民便在秦王府设文学馆广罗天下人才。武德九年即皇帝位后，“于正殿之左，置弘文学馆，精选天下文儒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等，各以本官兼署学士，令更日宿直。听朝之暇，引入内殿，讲论经义，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罢。又召勋贤三品已上子孙，为弘文馆学生。”[3]弘文馆作为唐初重要的政治、文化机构在唐初的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弘文馆士掌详正图籍，教授生徒。凡朝廷有制度沿革，礼仪轻重，得参议焉。”[4]弘文馆学士来自山东、关中以及江左等不同地域，犹以东南文士为多。胡三省在其《资治通鉴》卷一九二的注中，甚至认为，弘文馆学士皆为东南文士。弘文馆的存在本身即是太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意突破关中本位政策，进行人才整合的重要成果[5]。太宗的用人不但有效利用了三大文化地域的智力资源，部分消解了三地之间的对立与分歧，同时迎合了士人阶层流动变化的历史趋势，加速了士庶间的力量消长。弘文馆学士不同的文化背景及在唐初文化整合中的积极作用，在加快异质文化交流整合的同时，也为唐初文化整合明确了兼取所长的指导思想。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所提及的理想文学模式正是弘文馆学士兼取各家之长指导思想的具体体现。自南北朝中期起，由于南人的大量入北，北齐和北周的文人开始形成取法江左文风，积极弥补邺下和关陇文学过于拙朴的不足。虽然，南北文化的交流由于南方文人对于北方文学成就的轻视，呈现单向流动的局面。但随着南北对立走向终结，承受亡国之痛的南方文人开始思考南方文学过于追求形式美而走向浮靡、纤弱的弊病，也试图寻找一条文学发展的健康之路。杜晓勤认为江左入北诗人文风的转变，重要原因在于入北诗人身受家园破灭之痛，开始自觉思考家国覆灭的原因并对南朝士风进行反省。南北士人从不同的存在处境出发所表现出对于南北文风交流的积极态度为太宗朝兼取所长的理想美学风格的提出做了前期的理论与实践准备。

唐初的文学整合在“合南北之长”的指导原则下进行，在制度文化、礼仪、音乐方面积极吸纳江左成果之外[6]，南北士人在具体的创作实践却对于江左文学表现出了足够的警惕。不但北方士人自觉抵制作为亡国之音的南方文学，南方士人也不愿新朝重新江左旧风。“帝尝作宫体诗，使虞世南赓和。世南曰：‘圣作诚工，然体非雅正，上有所好，下必有甚；臣恐此诗一传，天下风靡，不敢奉诏。’帝曰：‘朕试卿尔！’帝后为诗一篇，述古兴亡，既而叹曰：‘钟子期死，伯牙不复鼓琴，朕此诗何所示邪!’敕褚遂良即世南灵坐焚之。（《唐诗纪事》卷一）”自隋一统南北以来，以政治权力干预文学创作风格特别是对江左华艳文风警惕，对于贞观君臣已不陌生。虽然，唐太宗有创作宫体诗的尝试，但在以官方形式出现的太宗的文学观点却是坚定反对江左华靡文风的。在较为全面体现其文学观的《帝京篇序》中，唐太宗曰：“予追踪百王之末，驰心千载之下，慷慨怀古，想彼哲人，庶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熳之音；求之人情，不为难矣！故观文教于六经，阅武功于七德，台榭取其避燥湿，金石尚其谐人神，皆节之中和，不系于淫放。……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故述帝京篇，以明雅志云尔。”[7]在纵观历史兴亡的基础上，太宗提出要以三代的质朴之风，救治秦汉以降的“烂漫之音”；用儒学精神作为衡量标准，追求“中和”反对“淫放”，并明确提出了文学“以明雅志”的追求。虽然，贞观君臣在文学整合上，提出了“文质彬彬”的美学理想，但从太宗对于文学不出儒学规范的认定来说，此时期的文学仍然以“复古”为主，“文质彬彬”的美学理想只不过是粗线条的前景规划，想要在文学实践中具体展现尚待时日。“太宗时，冀州进士张昌龄、王公谨有名于当时。考功员外郎王师旦不署以第，太宗问其故，对曰：二人者，皆文采浮华，擢之将诱后生而弊风俗。’其后，二人者卒不能有立。”[8]通过政治权力的介入，贞观早期和中期的文风一归于太宗所定“雅正”之范围。

贞观君臣追求“中和”之美的雅正文学观反对梁陈以降的“怨刺”以及“浮靡”文学，但依然为长期以来流行于江左的绮丽文风留足了生存空间。宋祁在《新唐书·文艺传序》中即认为唐初文章颇沿江左余风。唐太宗反对“浮靡”而接纳“清绮”，除了缺乏对待文化遗产具有较为开阔的历史眼光之外，“清绮”文风与太宗所追求的雅正之美并无太多冲突也存有较大关联。“比见前后《汉史》载录扬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等赋，此既文体浮华，无益劝诫，何假书之史策？其有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朕从与不从，皆须备载。”[9]太宗认为，类似汉代大赋这类“劝百讽一”的文体并不适合雅正文学观的要求。在他的理解中，“雅正”文学的重要功能在于“明雅志”，应有利于政教民生。首先要典雅、庄重；其次内容要有关于政治生活，以表达崇高志向为主。因此，江左文学形式上的绮丽与雍容是贞观君臣可以接受的，况且面对文化残破的现实，完全否定“亡国之音”的江左文学也是不可取的。唐初“选学”的兴起和大量类书以及诗歌创作技巧类图书的出现都表明，贞观时期唐人对于诗歌的形式美的追求是属于集体行为的时代风气[10]。在明确的理论指导下，贞观时期以太宗为中心的文坛创作展现出以箴规与颂美为主要特征的时代特点。

二

贞观重臣多经乱离，个体经验的异中之同，强化了初唐“文学”对于儒学思想的认同。在创作实践上，反思历史、着眼当下，以诗言志、以诗为谏成为以魏征、王珪等北方士人及虞世南为代表的历经亡国之痛的由南入北士人的首要创作取向。

魏征、王珪均为北人，历隋末之乱而入贞观宫廷。北方多承汉学，学术取向以通经致用、致身通显为主，“魏晋以下，南朝纯学术性的儒学虽未尝中断，而以经国济世或利禄为目的的儒教则确然中衰，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逐渐为家族与个人意识所淹没，所谓儒学几乎成了‘衣冠礼乐’的代名词。北朝非特治经以汉学为宗，而且儒学以经术致用的儒学精神亦为北方儒林所继承。”[11]魏、王二人属北朝儒学的山东文化圈，又为河汾王学的重要传人，二人虽非以文名世，但发而为文，谨守儒学规范。除郊庙祭祀乐章外，二人存诗甚少，《全唐诗》仅录王诗2首、魏诗4首。其中咏史诗3首，言志诗2首，应制诗1首。自内容与风格均为儒家文学政教观的延续。

王珪性耿直，多直言，《旧唐书》本传引其语曰：“臣本事前宫，罪已当死，陛下矜恕性命，不以不肖，置之枢近，责以忠直，今臣所言，岂是为私？”以道直行，为河汾儒学之精神。王氏现存诗2首，均为咏史题材，借史兴怀，足彰河汾儒学之精神。其《咏汉高祖》诗云：

汉祖起丰沛，乘运以跃鳞。手奋三尺剑，西灭无道秦。十月五星聚，七年四海滨。

高抗威宇宙，贵有天下人。忆昔与项王，契阔时未伸。鸿门既薄蚀，荥阳亦蒙尘。

虮虱生介胄，将卒多苦辛。爪牙驱信越，腹心谋张陈。赫赫西楚国，化为丘与榛。

全诗以赋法为主，描述了汉高祖自丰沛起兵，因天下之大势，辅以个体努力，终灭无道秦朝，一统天下的艰辛历程，其中又以鸿门斗智与荥阳苦战为描述重点，既表现了高祖的雄才大略，也展现了君臣同心、共创太平的时代精神。以汉喻唐，是唐代诗文的特点之一，此诗当为开风气之作。全诗无一字涉唐，但其意旨无一不与初唐政治相关联。在称赏唐太宗的功业足以比肩灭无道秦为天下开太平的汉高祖的同时，诗人也表达了对于君臣同心、戮力天下的向往，并通过创业艰难与守成不易的强调，寄意委婉，希望贞观君臣引以为鉴。

魏征以敢谏、善谏名闻于世，作为河汾王学的重要门人，魏征的文学思想与王通近似。贞观五年（631）魏征主撰《群书治要》成书，序云：“近古皇王，时有撰述，并皆包括天地，牢笼万有，竞采浮艳之词，争驰迂诞之说。骋末学之传闻，饰雕虫之小技，流荡忘返，殊途同致。……（皇）以为六籍纷纪，百家踳驳。穷理尽性，则劳而少功；周观泛览，则博而寡要。故爰命臣等，采摭群书，剪裁浮放，光阳训典，……爰自六经，讫乎诸子，上始古帝，下尽晋年，凡此五帙，合五十卷。本求治要，故以‘治要’为名。”[12]有助于国家政教为文章的第一功能，故士人为诗作文，当以言志抒怀，关涉政局民生为根本要务。孔颖达在《五经》义疏中认为，一时代诗歌之命运为一时代政局治乱之晴雨表，故诗人为时局的诊疗者，诗人当以一己情性之真，促成君政之善与民性之美。魏征诗学思想与孔氏，经史相应，魏征除郊庙祭祀乐章之外，存诗四首，多为其诗学思想之践履。其代表作《咏怀》一直为后人称赏不已：

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

杖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请缨系南越，凭轼下东海。

郁纡陟高岫，出没望平原。古木鸣寒鸟，空山啼夜猿。

既伤千里目，还惊九折魂。岂不惮惊险，深怀国士恩。

季布无二诺，侯赢重一言。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

此诗《唐诗纪事》卷四又题作《出关作》，为魏征初随李密降唐，复出潼关，安抚山东李密旧部所作。全诗意气风发，积极进取的刚毅精神与重义报国的慷慨情怀跃然纸上。诗人大量用典，涉及多位历史人物，计有班固“投笔从戎”、苏秦、张仪“连横合纵”、终军“请缨系越”、郦食其“游说降越”、豫让“国士之论”、季布“重然诺”与侯赢“以死守信”等八典。通过蕴涵深厚历史意味的文化符号，魏征既表达了对自我才能的自信和前期遭遇的感慨，也阐明了对于良性君臣关系的期待以及由此而愿尽力报效君主的忠直之情。此诗北地风格明显，“全诗内容的教化性、语言的质朴性、结构的无程式性，以及词彩的淡化、历史意识的强化，尤其是风格的雄浑苍劲，都与流行宫廷诗坛的南朝大异其趣。”[13]明遗民诗人徐增《而庵说唐诗》，论及唐诗多自其一己之人生体验而发之，其论魏征此诗曰：“此唐发始一篇古诗，笔力遒劲，词采英毅，领袖一代诗人，须看其步趋古人不苟处。共二十句，却是五解。今人每恃才逞学，一笔扫将去，无论不如古人，则气亦易竭。谙乎解数，则下笔自有分寸，便得造古人地位矣。”[14]而庵此论，似只于诗艺关涉，却于笔力、气等处多着眼，自当是新朝旧臣追怀古人、留言后来。

王、魏等北人的诗作多与南朝流行诗风不类，理论自觉之外，地域文化的影响当为重要因素之一。与此同时大量由南入北士人罹国破家亡之痛，在个体遭遇与国家政教的共同作用之下，南方士人诗作也开始一反前期风格，认同儒家诗教说，箴轨诗篇履出，其中尤以虞世南为代表。虞氏《拟饮马长城窟》、《出塞》、《从军行二首》等均为此中佳作。明高棅论曰：“五言之兴，源于汉，注于魏，汪洋乎两晋，混浊乎梁陈，大雅之音几乎不振。唐太宗天文秀发，延览英贤，一时虞世南、魏征赓歌属和，公倡斯道，为唐世五言古风之始。”[15]虽高氏此论仅就五言诗歌而发，然虞世南唐初诗歌合于大雅之音，则为其整体诗歌风格。箴轨是贞观文坛创作取向之一，与其同时并起的则为颂美取向。

三

贞观文坛以雅正为其主导思想，而“雅正”落实于诗歌创作则须“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16]“美盛德之形容”内含于“雅正”之诗的功能之中。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中论及诗歌功用时，强调诗歌当“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颂美君政既是通过对于大国气象的称美，为君政之合法性提供证明，同时亦是取悦君王的有效方式。贞观诗坛箴规与颂美并行，共同构成了此时期文坛创作的主流。与箴规诗创作主体多元相似，三大地域士人并有颂美诗作。

颂美型诗作风格类型有二，其一为以“尧舜汤武”等圣贤明君比德太宗，以彰显太宗的文治武功。贞观“文德”纲领本以三代为取向，故而三代之治为贞观君臣心目中理想社会的典型。颂美型诗歌现多存于郊庙乐章之中。魏征《大明舞》：

五纪更运，三正递升。勋华既没，禹汤勃兴。神武命代，灵眷是膺。

望云彰德，察纬告征。上纽天维，下安地轴。征师涿野，万国咸服。

据《唐会要》载，此诗乃贞观十四年，魏征为高祖庙所作《大明舞》辞，《大明》取《易》“大明终始，六位时成”之句，大明为太阳之意，大明终始指轮回运转；六位指乾卦的六爻。乾卦的六爻按不同的时位组成，说明阳气的发展顺沿一定的规律。也比喻世间的万物由于阳气的运转而成熟了。此句有以大明代指高祖而实指太宗之德的意思。另《诗》有《大明》之篇，称颂文王明德。诗歌中大量举用先圣皇王的事例，以对比太宗，以为太宗文治武功足以比肩尧舜汤武，上秉天道，下安百姓，内绥民生，外宁万邦，以臻大治。郊庙乐章本是为告祭先祖而作，既有对先祖功德的赞叹，也有后辈功业对先祖的告知。此诗以太宗礼乐化成，功载典籍为结束，于太宗文治武功可谓已尽奉承之能。

颂美型诗歌的第二种风格为通过描述王城的宏伟壮丽来讴歌太平，称赞帝业。此类作品以太宗本人的《帝京篇》为代表，另袁朗、杨师道等多人亦有此类诗作。袁朗《和洗掾登城南坂望京邑》诗云：二华连陌塞，九陇统金方。奥区称富贵，重险擅雄强。龙飞灞水上，凤集岐山阳。神皋多瑞迹，列代有兴王。我后膺灵命，爰求宅兹土。宸居法太微，建国资天府。玄风叶黎庶，德泽浸区宇。醒醉各相扶，讴歌从圣主。南登少陵岸，还望帝城中。帝城何郁郁，佳气乃葱葱。金凤凌绮观，璇题敞兰宫。复道东西合，交衢南北通。万国朝前殿，群公议宣室。鸣佩含早风，华蝉曜朝日。柏梁宴初罢，千钟欢未毕。端拱肃岩廊，思贤听琴瑟。逶迤万雉列，隐轸千闾布。飞甍夹御沟，曲台临上路。处处歌钟鸣，喧阗车马度。日落长楸间，含情两相顾。是月冬之季，阴寒昼不开。惊风四面集，飞雪千里回。狐白登廊庙，牛衣出草莱。讵知韩长孺，无复重然灰。

诗人登高远望，以京邑形势险峻，又为人文渊薮，复多祥瑞，是历代帝王立都首选之地。唐王立京邑于此乃上应天命，下合民心。自唐初以来，君臣同心、百姓乐业，帝城之内佳气葱笼，一片祥和之景。诗人大量诗用“万”、“千”与“金”、“华”等量词与形容词以描摹帝城的阔大气象与金碧辉煌，并以此来衬托帝国的强大与贞观政局的清明。上官仪与李义府的诗歌风格与袁诗相近，此种诗风其影响亦波及四杰，卢照邻《长安古意》与骆宾王的《帝京篇》与袁诗有明显的承继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初唐四杰后来把这类诗发挥得更铺张扬厉，也说明他们所追求的，其实是贞观宫廷颂声的回归。”[17]

贞观文坛的创作以雅正为主导原则，在太宗等人的倡导之下形成了以箴规与颂美为主流的文坛风格，这既是贞观文士对前代文学经验的反思，也是立足贞观现实的有感而发，虽然在理论自觉与文学自身发展脉络之间存在一定的错位，贞观诗坛依然在儒学精神的指导下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也在一定程度上为盛唐文学奠定了基础。但颂美诗歌的发展在贞观末年却有向阿谀奉承发展的态势，并随贞观之后唐代政局的变动以及由此而成的士人阶层变动而加剧，成为贞观之后非主流文人批评的主要对象，儒学也在政局与文坛的变动中开始自我的反思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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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ZhenguanLiterature Circle and Its Creation

LIU Shun

（School ofLiterature，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Gansu 730000;Department of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

The political principle of"cultivated virtue"inZhenguan Period，the integration of regional culture and the force changesof gentry and civilian became important factors of influencing the personnel composition of literature circlesand their creative style at that time．On the foundation of previous literary experience，the writers inZhenguan Periodpursue elegance，neutralization and harmony in literature．Under the proposal of Tang Taizong and the like，the creation inZhenguanliterature circlesformed the literary style of exhortatory and singing praises．

zhenguan;cultivated virtue politics;cultural region;elegance

I206.2

A

1674-831X（2011）05-0069-05

2011-06-12

兰州大学201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项目（10LZUJBWZY054）；兰州大学文科基金项目（LZUGH09015）；教育部青年项目（10yjc751052）

刘顺（1978—），安徽定远人，兰州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复旦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责任编辑：刘济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