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灿，胡和平

（湖南警察学院，湖南长沙 410138）

论中国特色警察文化软实力建设
——信息社会警察素质面临的挑战与提升途径

丁灿，胡和平

（湖南警察学院，湖南长沙 410138）

以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为特征的信息社会的到来使中国警察面临着新的挑战。即群众对警务工作更多的参与和更多表达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成为了对警务工作产生即时的、持续的、影响最终工作结果与效果的重要因素。如何引导这种力量，有赖于群众认同、理解警察行为，赞赏、支持中国警察。为此，引入警察文化软实力建设成为我们当前的重要课题。

警察文化；软实力；物质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

以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为特征的信息社会的到来使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事实，在各种涉警事务中，普通群众可以积极参与并充分表达自身的意愿及对警察进行评价。这种参与权与话语权的泛化促成了警察在工作过程中不得不比以前更为慎重地认识到，警察的言语和行为正在接受公众的监督甚至接受某些人的恶意炒作。一种根本的应对策略就是引入警察文化软实力建设。这一途径力求准确地为“中国警察”定位，以此为基础建设先进的警察文化，提升我国警察形象，从而对全体社会公众发挥着感染力和同化力，最终在信息社会的技术条件下坦然地接受公众的监督及瓦解某些人的恶意炒作。[1]

一、中国特色警察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战略意义

我国公安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人民警察是武装性质的国家治安行政力量和刑事司法力量。拥有强大的“警察实力”，才能掌控社会治安秩序和打击刑事犯罪，完成人民民主专政的专项职能，才能担负起公安机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重大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警察实力如何被描述呢？它是建立在警察权力的基础之上的，以完备的警具、警械、警用武器作保障的，对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对社会秩序的控制力和为人民服务的能力。也就是警察权力施与的能力。使警察权力的施与达到最高的效能，也就体现出了强大的警察实力。我们知道，这种实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两个部分。前者是基于物质形式的实力形式，它以警察的打击能力、摧毁能力、操纵能力、服务能力为表现。软实力是基于价值观的实力形式，它以警察形象和行为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为表现。软实力又主要以文化作为载体，来达到吸引和感召的目的。所以，从警察文化着手提升警察软实力，进而提升警察实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其一，加强警察文化软实力建设是保持警察性质，有效履行国家赋予的时代使命的根本保证。警察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并且是以武装性质来予以保证的国家治安行政力量和刑事司法力量。加强警察文化软实力建设就是要加强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核心理念，这样才能恰当运用好国家机器的强制性手段，打击、惩罚一切敌对势力、敌对分子及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才能始终坚持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加强警察文化软实力建设，形成警察权力在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工作局面，也就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守法、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热情，就能构建打、防、控一体化的群防群治网络，为警察履行自己的职责提供强大的支持力量。

其二，加强警察文化软实力建设是与警察硬实力建设相结合，有效提升警察整体作战能力的迫切需要。按照美国学者丹尼斯·朗在他的《权力论》[2]（P29-42）中所作的划分，他认为权力可以区分为武力、操纵、说服、权威四种权力形式。武力通常反映物理学或生物学上的力：建立限制他人自由的物理障碍，使肉体遭受痛苦或损伤的刑罚，包括生命本身的毁灭，以及基本生物学上需要的破坏。操纵则预先假定权力对象对自己被施与的意图一无所知，而要达到被追随的结果。说服是用交谈的形式使对象接受意见作为自己行为的依据。权威是权力对象不是出于意见的内容，而是它的来源，就是使人可以因说话人的身份、资源和个人品质而遵从。我们沿用这四种权力的划分恰好能有效地描述警察权力在行使中的不同情形。例如，在一个暴力挟持人质案件的处置中，警察命令犯罪者放下武器，放开人质，犯罪者基于信任警察的身份和品质而遵从是为权威的作用；警察从犯罪者自身利益出发劝说其为争取宽大处理而接受放下武器，放开人质的行为是为说服的作用；警察令犯罪者放下武器，放开人质的命令被犯罪者接受是为操纵的作用；警察使用枪支将犯罪者击毙是武力的作用。这四种情形都必须以强大的警察硬实力形式作为后盾，对犯罪者形成压力，才能迫使他在犯罪结果造成之前选择放弃犯罪。同时，这些情形也明显地存在差别，警察权力从权威到说服到操纵再到武力之间是一种连续性的、逐渐升高的状态。最温和、最具共识的权威不断升级，最后到达最具惩罚性的武力。武力依赖于强制手段的投资，即警察硬实力建设。而按照逐渐降级的序列，我们越来越清晰地发现警察文化软实力在其中的作用。即一种秉持公平正义，依法行使警察权力的先进的警察文化在社会中渗透越深，越能在处置案件中获得说服、甚至权威的效果，即那种出于武力的非自愿和非互动的屈从越来越变成出于自愿的、互动的遵从。它消除了因武力可能产生的抵抗的行为，减少因操纵而引起的怀疑与不信任，警察权力的吸引与感召力越来越强大，最终通过非强制的手段取得了警察权力对犯罪者的同化和规制，即说服和权威。另一方面，警察的治安行政更是要靠警察文化软实力的作用，用具温情和共识的特点的权威或说服的权力形式来完成，既少花资源，又不会引起反对的危险。

警察行使武力、操纵、说服、权威四种组成的全套权力形式，来维持和控制社会治安秩序。一些人服从这一权力形式，另一些人服从另一权力形式，但四种权力形式都需要有强大的作战能力，只有警察硬实力和警察文化软实力形成恰当的组合关系才能达到。在其中，说服和权威，也就是倾向于警察文化软实力的运用的形式，更具有可靠和持久的潜力。

其三，加强警察文化软实力建设是提升警察形象，确保警察权威在法律事件中的塑造力的重要途径。警察文化中，因警察在社会构成中的作用而赋予了警察正义、奉献的形象。这种形象具体被描述为：忠于中国共产党，忠于人民，忠于法律；听从指挥；严守纪律，保守秘密；秉公执法，清正廉洁；恪尽职守，不怕牺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警察文化中这种对警察的标准的行为和思想模式的规定，是被社会公众所期待和需全体警察共同遵守的内容。加强警察文化软实力建设，使每一位警察真正认同并保持恪尽职守的行为模式和品格，并且以种种的现实事件显现在社会公众的眼前，形成关于警察稳定的正义、奉献的形象。那么，警察通过这一途径所确立的身份、资源、影响力，就会得到加强，就会在社会公众中潜移默化地产生认同和追随的效力。在面临各种法律事件时就会因此而占据主导的地位，从而更好地贯彻警察的意志，维护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其四，加强警察文化软实力建设是适应当前文化战略局面，确保国家文化软实力整体提高的必然要求。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论断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以后，打造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提高中华民族的吸引力和影响力的工作全面铺开，同样也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开展公安工作，提高警察实力指明了方向。那就是发掘由全体警察一致努力建构起来的具有警察职业特点的文化形态，不断创新，建设符合时代特点和社会要求的新的警察文化体系，通过警察文化的作用，达成全面而深入的警察与公众的共识，形成强大的警察文化软实力。强大的警察文化软实力汇入到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整体格局之中，形成合力，最终达到我们所期待的对内具有民族凝聚力，对外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良好效果。

反之，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范畴之内的警察文化软实力如果不被重视，不仅不能为国家文化软实力作贡献，而且缺失警察文化软实力的作用，片面强调其武装性质的警察硬实力建设，它所引起的效果正如丹尼斯·朗在他的《权力论》中所指出的“强制是极有效的权力形式，但是代价很高，需要在武力手段、训练使用武力手段的社会组织、监视全体人民的手段上进行大量投资——所以需要这些是因为预期反应的可靠性低，除非人民的活动可能或相信可能被统治者看到。”[2]（P100）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首先，警察改变了它自身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而变成了统治者的暴力工具；其次，警察与人民之间的对立局面形成，可靠性低、成本大的警察运作机制产生。这样的警察实力与我国的国体和国家意志背道而驰。因此，加强警察文化软实力建设，用观念性的诸如“正义”“奉献”等警察文化符号凝聚全体警察，感召社会公众才能真正形成稳定和谐的社会局面，才能在更大范围内显示其吸引力和影响力，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二、中国特色警察文化软实力的本质特征

在此论及的文化软实力受到两个词语的限制，一个是“警察”，另一个是“中国特色”。“警察”限定的是这种文化软实力的产生和发展是主要依靠全体警察一致和持续努力的结果。“中国特色”是指有别于其他国家警察文化，而以我国公安机关这一国家职能机构为主体进行分析的限定。我国警察文化是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行业性文化形态，它既有自1927年12月我党的第一个保卫机关——中央特科成立，到现在的公安系统整体运行的历时80余年的警察传统文化的传承，又有新时期以来与时俱进、科学发展的警察先进文化的创新。从而表现出以下四个方面的本质特征：

一是政治性。中国当代警察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机器。它从诞生之日起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运作，走过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建设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及现在的新时期以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除了在“左”倾方针的指导之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时期，受到重创并处于停顿状态之外，警察队伍始终坚持“听党指挥”，努力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警察的这种政治本质在警察文化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在各种文化形式中维护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面对任何危险和艰难地与违法犯罪的斗争，都能坚定警察勇于奉献，甚至牺牲生命的崇高的理想信念。正是由于警察文化的政治性的体现，从而保证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公安工作中的指导作用，形成了人民的警察、正义的警察的文化自觉和观念符号，保证了我国公安工作在与时俱进中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二是战斗性。警察文化软实力是警察实力的一种形式，它最终以取得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打击违法犯罪的能力为目的。因此，用文化的手段建构警察的国家、人民、责任的价值序列，强化警察的崇高的理想信念和奉献精神，培养勇敢、顽强的心理品质，这些观念性的素质充分体现了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情怀，是中国警察具有历史性的光荣传统，当它们成为警察稳定的、长期起作用的内容并不断得到加强时，它就表现为警察的被信任程度高，警察行为的配合程度高，从而使警察内部产生很强的凝聚力；对社会公众产生感染力、同化力，对犯罪者则体现出威慑力，震憾力。警察从文化的途径上获得了强大的战斗力。

三是服务性。在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局之下，警察文化的服务性突显出来。在户籍管理、治安管理、消防管理、交通管理、出入境管理和边防管理等工作中，形成公正透明、规范廉洁的工作机制，努力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为人民群众的工作和生活提供便利。这就要求警察文化必须体现出服务性特点，通过文化的手段加强警察的服务意识，形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作理念，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使公安工作获得人民群众广泛而深刻的理解和支持，构建良好的警民关系，为稳定和谐的社会面貌打下扎实的基础。

四是工具理性。先进的技术是警察实力的基本要件，用以强调追求强制或吸引的效果达到社会的普遍遵从。反映在警察文化软实力上就是必然要以表现科学技术为重要构素的工具理性的特点。基于信息化、电子化的警用工具，和心理的、医学的、力学的、化学的、生物学的等领域的最新成果的恰当运用，构成了警察文化极为重要的内容，使各类警务工作的处理呈现出优化局面。由此而形成的在公众意识和观念上施与的无论是出于强制还是吸引的力量都会导向社会对规范的普遍遵从。

三、中国特色警察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主要内容

从总体上看，警察文化软实力建设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物质文化软实力建设。警察物质文化是指警察主体行使警察权力时，依赖的全部物质基础和技术力量的集合所传达出来的关于警察的描述。马林诺夫斯基指出：“人的物质设备：举凡器物，房屋，船只，工具，以及武器，都是文化中最易明白，最易捉摸的一方面。它们决定了文化的水准，它们决定了工作的效率。”[3]因此，作用于刑事执法对象和治安行政管理对象的警察物质设备充足、完备与否，直接决定了警察的工作效率，决定了警察文化的水平高低。同时，标注于警用物质设备之上的警察系统识别标志，以及其使用者警察的着装、警察身份标志和警用物质设备一起，作为文化符号深刻影响着警察自身以及社会公众的观念形态和行为方式。因此，警察物质文化软实力建设就是要建设好公安机关的办公用建筑及看守所、拘留所等建筑设施，配备好包括巡逻车、勘查车、囚车、救助车、消防车和警用直升机、巡逻艇、缉私艇等交通工具，配备好常规的手枪、手铐等警用器械以及警察交通管理、消防管理设备；建设好高科技的警察信息系统网络、警察通讯指挥技术系统和高科技的刑事调查技术手段及设施，建设好警察学习基地、教育训练基地、科研基地，提高警察物质生活条件，并以统一的警察系统识别标志予以标注，形成物质文化的积极影响，提高警察的职业认同和归属感，提高对社会公众的吸引力和同化力。

二是行为文化软实力建设。警察行为文化是指通过警察的行为方式表现出来的，用以洞察、联系及解释警察的内在意义。它包括警察制度、警察仪式、警察组织方式、警察生活方式四种形式。警察制度是一整套与警察精神、价值观念等意识形态相适应的制度体系，用以规范警察的行为方式。目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和《五条禁令》为主要约束机制的警察制度，追求警察行为的合法化，产生警察权威的效果，从而提升警察行为的软实力。警察仪式是通过具有典范意义的仪式化行为方式，塑造警察范式。比如国庆节的阅警式和各级公安机关举办的春节文艺晚会等，强化警察行为对社会的重要意义，提高警察的责任感和自豪感，强化社会公众对警察的理解和支持的效果。警察制度和警察仪式的作用，又最终需要在具体化和日常性的警察组织方式和警察生活方式中得到印证。统一指挥，服从领导，敬业奉献，不怕牺牲的警察行为和廉洁清正，模范守法的生活方式，在全体警察一致和持续的努力下，不断积累，成为现实社会中最具有先进性和责任感的行为文化。

三是精神文化软实力建设。警察精神文化是指包括警察的思想、信仰、审美知觉和价值观的观念性体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前艰苦的战争中，和新中国成立后的艰难的国家建设中，警察形成了旗帜鲜明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光荣传统，一直致力于保卫新生的革命政权和为建设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保驾护航。在新时期以来的西方自由主义和消费主义漫延的今天，在警察精神文化软实力建设中就必须充满警觉，摒弃那些低俗的、落后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树立正确的决定我国警察性质和警察群体意识的警察价值观念，建立积极向上的警察理想、信念、责任感、自豪感、荣誉感的警察精神，引导全体警察以为共产主义、为警察职业奋斗终生的崇高信仰为目标，坚持为党、为国家和人民坚守职业岗位。这种警察群体的生活蓝图一经形成，就会显示出强大的精神感召力，对更大范围的社会公众产生鼓舞和激励的力量，警察文化因而促成各种社会力量相加，实现了合力的结果，共同为建设和谐社会，提升国家实力发挥积极的作用。

[1]童世骏.文化软实力[M].重庆：重庆出版集团，2008.3.

[2]〔美〕丹尼斯·朗.权力论[M].陆震纶，郑明哲译.北京：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2001.

[3]张兆端.警察文化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64.

Key works:police culture；soft power；material culture；behavior culture；spirit cultur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oft Power of Police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Challenges and Promotion Approaches for the Police Quality in Information Age

DING Can,HU He-ping
（Hunan Police Academy,Changsha,Hunan,410138）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and wide application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computer technology,the information society is putting forward new challenges for Chinese police.The more the masses take part in the policing and express themselves,the greater a force will be generated.And this for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which will immediately and constantly affect the final result and effect of the police work.The guidance of such a force depends on the identification, understanding,appreciation and support of Chinese police by the masses.Therefore,the introduction of constructing a soft power of the police cultur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D631.19

A

2095-1140（2011）04-0047-04

2011-03-02

2008年度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提升警察文化软实力的中国公安文学研究”（项目编号08YBB289）；2008年度湖南省公安厅资助科研项目“提升警察文化软实力策略研究”。

丁灿（1974-），女，湖南湘乡人，湖南警察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写作理论研究；胡和平（1965-），男，湖南临澧人，湖南警察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公安文书写作研究。

叶剑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