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莉莉，罗华文

（绵阳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管理学院，四川 绵阳 621000）

从“小家”到“大家”
——试析朱德青少年时期思想的转变

覃莉莉，罗华文

（绵阳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管理学院，四川 绵阳 621000）

朱德舍“小家”而为“大家”奋斗是其青少年时期（1886-1909年）思想的一个重大改变，经历了为“小家”奋斗及为“大家”奋斗思想的萌芽阶段、开始形成为“大家”奋斗思想的阶段、初步尝试为“大家”奋斗并兼顾“小家”阶段、彻底转变成为“大家”奋斗这四个阶段，这样的转变既是朱德受家庭、老师、社会的影响，也是其主动要求改变的结果。

朱德；青少年；思想转变

朱德（1886—1976），是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战略家。朱德的一生是伟大而又平凡的一生，他的伟大在于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国家的富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平凡在于他是一个佃农家庭的孩子，有着和普通家庭孩子一样甚至更重的负担，他肩负着使家族摆脱压迫和贫困的重担。可是他放弃小家庭，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的道路，为解放中国这个大家庭而努力。

一、由为“小家”到为“大家”

1.1886 —1905年，是朱德作为朱家大家族的一员，为“小家”奋斗的时期，同时也是朱德为“大家”奋斗思想的萌芽阶段

1886年12月1日，朱德诞生在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乡李家湾一个贫苦佃农家庭。朱德出生时全家已有十一口人，每年交租后粮食所剩无几，一大家人的生活非常艰辛，为了要生活下去，每个人都很勤劳。年幼的朱德也不另外，五岁时就“开始跟着哥哥一起上山拾柴、割草，帮助家里干一些杂活”[1]，“八九岁就不但能背能挑，还会种地了。”[2]作为佃农子弟，朱德原本也无钱读书，但乡间豪绅地主的欺压，衙门差役的蛮横，且“由于税吏、官僚、军人只尊敬或害怕读书人”[3]，朱家决定节衣缩食，培养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朱德被挑选出来，带着全家人改换门庭的梦想到私塾读书。他一直抱着光宗耀祖的思想，非常努力地学习，“每晚一直要念到打瞌睡”[4]，最后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正如朱德后来对自己的女儿所说的：“我们朱家想要不受剥削，家里就要有人读书做官•我从小就知道发奋，知道我是朱家人含辛茹苦种植的希望。”[5]带着全家人希望到私塾念书的朱德，也是在私塾中思想开始悄然转变，“已经懂得问国家事”[6]。

2.1905 —1907年，朱德由学旧学转为学新学，其思想也发生了转变，不再拘泥于“小家”，转而关心“大家”

1905年清政府宣布自1906年起废除科举制度，并设立新学堂。此时，因清政府的新税、捐，朱家家徒四壁，需要朱德劳作来改善经济，朱德却执意要上新学堂，并向家人承诺考改革后的科举，于是朱家借钱让朱德到顺庆县立高等小学堂学习。而这个所谓的新式学堂只是旧书院的改名换牌，教学内容仍很陈旧，让朱德大失所望。几个月后，他便转入顺庆府中学堂学习。这是由几位留日学生回乡创办的，朱德学习了数学、历史、体育等。他如饥似渴地吸收新思想、新知识。学堂监督张澜和一些教师是从日本留学回国的，他们在讲课和谈话中，经常隐约地抨击清朝廷。上课的内容不能满足朱德的求知欲，于是朱德经常到张澜家与他畅谈时事，也经常听刘寿川介绍同盟会的组织和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在两位老师的影响下，抨击时政，痛恨当局，接受读书不忘救国的新思想。他在离开顺庆府中学写下：“祖国安危人有责，冲天壮志付鹏飞。”[7]这时，朱德不愿再继续参加教育改革后形式并未改变的科举考试，不愿意当官，他有更大的理想。

3.1907 —1908是朱德尝试为“大家”奋斗的时期，但同时也兼顾“小家”

1907年，抱着操持武艺，挽救国家危亡的想法，朱德赴成都考上武备学堂训练军士的军官学校，因为家人轻视当兵的人而没有入学。转而考入四川通省师范学堂附设体育学堂。在体育学堂期间，朱德认识到体育可以强身健体，可以改变“东亚病夫”的称号，于是形成了教育救国的思想。在刘寿川的邀请下，朱德等人决定一起创办仪陇县高等小学堂。朱德非常拥护教育救国的思想，而且是在家乡教书，可以赚钱还债。于是朱德毕业后到仪陇县高等小学堂任体育教员。朱德与刘寿川等人宣传新学，革新旧科目，设立新课程，提倡学生好好学习新课，认真参加体育锻炼。可是遭到守旧豪绅和学堂旧学派的反对。反对派制造谣言，恶毒中伤，说“新学有损国粹”、状告朱德等人犯有“反叛朝廷罪”等等。这些事情使朱德了解到封建势力是如何根深蒂固，“教育不是一条出路”[8]。朱德后来回忆这一段经历时说到：“在教书的这一年……对社会上新旧势力的斗争、政治上各种阴谋压迫有了新的认识，对于新的发展感觉到更需要”。[9]

4.1909 年，是朱德彻底走上舍“小家”为“大家”道路的时期

在尝试“教育救国”失败之后，朱德认识到，作为一介书生是很难对国家安危负责任的，面对乱世只有投笔从戎以救国家。朱德去云南前写下“投笔从戎去，刷新旧国风”充分表明了他当时的想法。当朱德去云南报考讲武堂时，也就是其彻底走上舍“小家”为“大家”道路的时候。朱家向来轻视当兵的人，所以当朱德告诉家人要去参加新军时，“全家人都以为我疯了”[10]。朱德坚定了自己的救国信念，义无反顾地走上救国道路。他后来对史沫特莱说到：“我违背了古代相传的孝道，可是自觉对家族的忠诚，应该服从于更大的忠诚——对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忠诚。”[11]朱德进入讲武堂之后， “一心一意地投入了讲武堂的工作和生活，从来没有这样拼命干过。我知道我终于踏上了可以拯救中国于水火的道路。”[12]

二、朱德由为“小家”到为“大家”转变的因素

1.家庭环境的影响

从“客家名人的家庭背景看，不同的家庭造就不同领域的人才。”[13]朱德出身在贫苦佃农家庭，对幼年的记忆之一，“是感觉世上有欠公平”[14]。全家人辛苦劳动所得，缴纳租税后所剩无几，必须非常节俭才能勉强度日，而地主终日无所事事，却能拥有大部分劳动果实。朱德对那些为富不仁者产生了强烈的反感，也使朱德下定决心要使自己的家族摆脱这样的不平等。母亲是朱德的主要启蒙者，母亲对为富不仁的反感以及对穷苦百姓的同情深深影响着朱德。“母亲同情贫苦的人——这是朴素的阶级意识，虽然自己不富裕，还要周济和照顾比自己更穷的亲戚。”[15]

1895年，因为不能满足地主加租的要求，被地主威逼退佃，朱家被迫分两处住下，“人手少了，又遇天灾，庄稼没收成，这是我家最悲惨的一次遭遇”[16]。不仅朱德家，因为旱灾许多人都处于困苦之中。这些灾民不得不成群结队地去“吃大户”，朱德亲眼见到这些百姓遭到官兵的残酷镇压。 “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以及我亲眼见的许多不平事实，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17]这既是其努力学习知识为拯救“小家”于苦难的动力，也是其走上为大家奋斗的路程的思想基础。

2.具有进步思想的老师的影响

朱德在塾师席聘三的教导下，开始接触并思考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席聘三不仅谈古，而且论今，无论是《马关条约》、《辛丑条约》、还是公车上书、戊戌变法，在席聘三的课堂上都能听到。席聘三还要求塾生们深入治学，他说：“要能做事才能拯救世界，不能拯救世界就没有道路可走”。朱德受到了启发，后来回忆那时候的想法时说道：“觉得皇帝十分要不得。要变法，觉得外国好一点，资本主义思想侵入了。”[18]“在当时充溢着的思想就是‘富国强兵’”[19]。

1906年朱德受到张澜和刘寿川的影响。他们都曾留学日本，是当时的新派人物。除担任学堂监督外，他们还亲自给学生讲课。张澜多次对学生说：现在要亡国灭种了，要牺牲身家性命，去救国家。从张澜和刘寿川先生那里，朱德了解到日本史如何通过明治维新富强了国家，以及当时日本科学技术发展等情况。朱德还从张澜处借阅《革命军》、《天演论》等进步书籍，懂得了要牺牲身家性命去拯救国家的道理。

3.社会环境的影响

1946年10月，外国记者问朱德是怎样当上将军的，他回答道：“我原本计划是在家乡找个工作，安安稳稳地过日子，是环境迫使我当了将军。”[20]那到底是怎样的环境促使朱德改变的呢？除了当时国家面临危难的大环境，更多的是朱德在仪陇县高等小学堂时所面临的社会环境。本着教育救国思想的朱德，本想推行新教育，可是却遭到了保守势力顽强地阻扰。朱德在上体育课时，为了操练方便要求学生穿上短褂、短裤。却被保守派以犯了“流氓罪”告到县令处，由于缺乏证据不了了之。之后守旧派雇佣流氓埋伏在学堂附近，准备对学生下毒手，朱德带领学生学习拳术，拿着棍棒保护了自己。守旧派还以学生在茶房摔倒事件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老师和学生吵闹，又鼓动学生家长闹事。朱德说服摔倒的学生站出来说明真相，并有当时在场的学生作证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在仪陇县高等小学堂教体育，既能进行教育救国实践，又能兼顾小家。可是朱德在这一年里受尽了保守派的欺压与排挤，亲身体验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败，教书不是一条出路。

4.朱德的自身因素

第一，朱德同情贫苦百姓。朱德在大路上看到许多背盐的苦力瘦骨嶙峋，而地主却坐着舒适的肩舆。朱德到盐井参观西洋机器，却看到几千名贫病交加盐工的悲惨生活。这些深深地触动了朱德的心灵，出于对穷苦百姓的同情，朱德萌发了要解救人民出困境的想法，不仅是自己受苦受难的家人，更要救那些同样身在苦海中的人们。

第二，朱德刻苦学习。知识是改变一个人观念的最佳“良药”。朱德从六岁进入私塾后，广泛地阅读史籍。后来利用各种机会阅读戊戌变法后出版的各种新书，以及革命军、天演论等进步书籍。古籍新学冲击着朱德的头脑，使其眼界拓宽了，他从我国优秀文化遗产和新思潮中吸取了优秀精华，获得了极大地启发。不再拘泥于小家，更关注大家。

第三，朱德积极思考国家的出路。在学习期间，朱德经常与同窗一起讨论挽救国家危亡的方法，他根据鸦片战争以来国内外的情况分析认为中国要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必须要进行武装斗争。朱德投笔从戎，是因为 “那些年，局势一年比一年紧张，•当时，说铁路修通了，到云南，便认为最危险的就是东三省和云南了。东三省太远了。第二年便决心去云南”。[21]从此，朱德不顾家人的反对，踏上了救国之路，毅然而然地为“大家”而奋斗。

三、结语

朱德青少年时期就树立了崇高伟大的志向，并坚定不移地为之奋斗，为此不惜舍小家，对我们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青年必须要加强自己的内在修养，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杜绝那种只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幸福观和个人奋斗观，而应将个人命运同祖国的繁荣联系起来，处理好“小我”与“大我”的关系，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以此来激励自己树立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志向。

[1][6][7] 吴殿尧主编. 朱德年谱（新编本）1886-1976（上）[M]. 中共文献出版社，2006.

[2][15][16][17] 回忆我的母亲[A]. 朱德选集[M]. 人民出版社，1983.

[3][4][10][11][14]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M]. 新华出版社，1985.

[5] 朱敏. 我的父亲朱德[M].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

[8][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研究组编著. 朱德画传[M].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

[12]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伟大的道路[M]. 东方出版社，2005.

[13] 严奇岩. 四川客家“崇文重教”的历史重构[M]. 巴蜀书社，2009.

[18][21] 朱德自述[M].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3.

[19] 朱德自传（1886-1937）手抄稿本[Z].

[20] 罗歌. 求索——一九二二年前的朱德[M]. 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K82

A

1008-7427（2011）08-0056-02

2011-0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