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其林，梁振华

(1.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澳门大学中文系，澳门 999078;2.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875)

士道观念的现代蜕变与知识分子的精神漂泊
——论肖仁福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心理状态

龙其林1，梁振华2

(1.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澳门大学中文系，澳门 999078;2.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875)

肖仁福的小说以官场语境中的知识分子为关注对象，展现了这一群体的精神困境和文化矛盾，揭示了传统士道观念的现代性蜕变以及由此造成的知识分子的精神漂泊。肖仁福从知识分子的士道观念立场与官场体制的约束、入仕追求与隐逸精神的冲突这一角度入手，全面剖析了转型时期官场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及时代内涵。

肖仁福;官场知识分子;士道观念;精神漂泊;心理状态

肖仁福是近年来逐渐引起读者和评论界关注的湖南作家，他以对于官场知识分子心灵世界的持续探究和细腻刻画赢得了大家的认可。肖仁福官场小说中对知识分子生存状态与精神世界的刻画体现在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是作为政府部门成员的知识分子，他们应该自觉地适应官场的文化语境，注重个人思想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一统性，这与知识分子身份所具有的强调修身养性、讲求个人道德的要求产生了矛盾，《待遇》、《闲人》、《官运》、《意图》、《心腹》等即是对知识分子在官员与知识分子身份之间矛盾心理的逼真刻画;同时，作为政府部门的一员必然要无条件地维护上级部门、领导的政策、决定，这与现代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民主、平等观念存在着一定的裂痕，《综合处长》、《一票否决》、《背景》、《位置》等都是描写知识分子的内心矛盾与精神变异的作品。

一、知识分子的心灵重负

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进入20世纪之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剧变。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使知识分子由士大夫阶层向现代知识分子集体转变。新式学堂的普及和社会政治结构、文化思想的变迁，使得传统型的读书人原有的生存空间被压缩到偏僻的角落，中国知识分子失去了传统社会赋予的中心地位，他们的人生选择也发生了悄然的改变。但是，就此而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不仅疏离了国家，而且也游离了社会，成为无所依附的自由漂浮者”［1］(P3)则显然有悖于事实。科举制度的废除从根本上切断了由士而仕的大道，但是并未完全将知识分子排除出政权的构成，一部分知识分子仍然通过各种途径跻身官场。问题不是知识分子疏离了国家、游离于社会，而是一个相反的命题，即“虽然全世界的政治家大多出身于知识分子，但政治家与知识分子之间一般都缺乏相互理解。而最不幸的是，他们甚至不理解他们之间的不理解”［2］(P525)，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换句话说，科举制的废除只是减少了普通知识分子跻身官场的比例，但并不能阻止政权对知识分子的吸收和利用，在这种情况下，考察知识分子在官场中的精神状态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当前官场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的裂变，在官场文化与知识分子立场之间的种种文化冲突，根源则在于中国知识分子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特殊使命。《论语》中所言“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以及“士志于道”等，均是对知识分子传统的一种规约。何晓明先生在《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化》一书中曾这样分析作为知识分子的士与一般社会成员的根本区别:“他们往往能够超越个人经济地位和阶级背景的狭隘限定，从社会进步、国家兴旺、民众富足的宏观规模和长远目标上思考政治、人生。”［3］(P10)正是士阶层或曰知识分子群体的这种原本的特点，“极大地影响了其后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精神风貌”，诸如“关心天下忧乐、提倡经世致用、注重修身养性、讲究道德文章”［3］(P12)。知识分子的这种内在禀赋，与市场大潮中官场文化相互纠葛，注定了他们在精神深处必须承受规范与自由、理性与信仰等冲突的煎熬，这种冲突或永远无法平息，或渐渐构成一种新的内在准则，调和着原本差异极大的精神诉求。

肖仁福官场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延续了这种时代命题，他将这种问题置于官场的特定文化领域加以凸显，在一种极限化的写作状态中审视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态和生存处境。肖仁福的《意图》可谓对知识分子身兼官员与知识者两个身份而产生的精神落差的逼真刻画，他们在规范与自由、服从与独立之间的内心挣扎、精神扭曲乃至人生痉挛将这两种文化之间的沟壑细致入微地揭示了出来，读来发人深省。《意图》讲述了围绕市机关幼儿园改制前后发生的故事，以幼儿园园长卓小梅的亲身经历，展现了官场与民间、权力与良知之间的角逐，从而展现了一个富于良知的官员卓小梅在平步青云的背后的灵魂挣扎和失却精神依赖的漂泊。卓小梅作为大学毕业生，怀着奉献教育的目的投身幼儿园，并凭着自己的敬业和聪颖，成为了市委机关幼儿园的园长。但是作为体制内的幼儿园的负责人，心气不凡的卓小梅在改制的巨大压力下，逐渐地丧失了原本的品性与原则，无奈地参与到官场纷争中去。卓小梅在主管领导面前的强颜欢笑如果说还带有公务性质的话，那么她在与昔日追求自己的恋人、现任市委副书记魏德正面前则更多地感受到知识分子的个人尊严遭受屈辱的羞耻。但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卓小梅始终无法割舍心忧全园的本能情结，不能迅速地转变观念，适应官场的思维方式。作品中曾经如此描述卓小梅历经官场冷暖之后的心理状态:“卓小梅的视线模糊起来，眼里蓄满无奈的泪水。掏出手巾揩去泪水，不知怎么的，沉重的心情忽然轻松了许多。为了机关幼儿园，她绞尽脑汁，将可走的路都走过，现在她已经走到路的尽头，可以理所当然地歇下来，不必再疲于奔命，继续走下去了”，“悲哀不起来的悲哀，是不是世上最大的悲哀呢?”无论是秦博文的以暴抗贪、炸死贪官还是卓小梅为保住机关幼儿园周旋于官员之间，都是知识分子坚持自己信念与官场发生碰撞后的不同结果。知识分子所坚持的文化理想在官场讲求权威与利益的环境中完全溃败，知识者们最终只能陷入丧失精神根基的动荡、漂泊中去。

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这样表述何为“对权势说真话”:“严格说来知识分子不是公务员或雇员，不应完全听命于政府、集团，甚或志同道合的专业人士所组成的行会的政策目标。在这种情境下，摒弃个人的道德感，完全从专业的角度思考，或阻止怀疑而讲求协同一致——这些诱惑使人难以被信任”，但是这种挑战权威的作法具有多少可操作性仍然是个问题，“许多知识分子完全屈服于这些诱惑，而就某个程度而言，我们全都如此。没有人能够全然自给自足，即使最崇高伟大的自由灵魂也做不到”［4］(P75)。这种知识分子的使命与实践的艰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向我们昭示了对权势说真话的不易。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异见，已经构成了对既有政治权威和世俗权威的挑战，势必动摇其精神根基，因此官方意识形态与知识分子的禀赋必然产生一定程度的矛盾、冲突，此种情况在肖仁福的官场小说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肖仁福的《综合处长》、《位置》、《背景》等小说中即对这类或明或隐保持自己异见、坚持知识分子精神的官员进行了聚焦，在他们的官员社会地位与知识分子精神身份关系的矛盾变化中，捕捉到两者矛盾的内在性和复杂性。在官场场域中，国家机构需要的不再是怀有博爱情怀、敏感聪慧、充满批判意识的读书人，而是符合制度规范、中规中距的公务员，因此造成了知识分子跻身官场后身份的变异:或强行压抑自身的文化性格，将自己改造为具有共性的政府行政人员;或坚持自己的知识分子精神品性，在权力部门保持自己的独立思想和批评的权力;或处于两者之间不断游离，难定一宗，漂泊不定。这些不同的情形所产生的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符合要求的公务员成为政府提携的候选人，秉持异见者沦为官场中的边缘分子，漂泊不定者在官场同样也难以确定其身份地位。《官运》中的高志强，《综合处长》中的陈东、吕品等，都是属于在官场中残留知识分子文化性格而导致仕途之路的停滞，尤其是他们在某一个阶段表现出来的对民主、平等的追求，都为自己此后的命运沉浮埋下了伏笔。

如果说在《意图》中我们读到的是知识分子在官场场域中产生的无所归依的精神焦虑和失去理想后无处栖身的漂泊感，那么在《综合处长》中我们则看到了官场文化的规范、一统性与现代知识分子的民主观念、平等思想产生了严重的龃龉。《综合处长》中的市财政局综合处的副处长陈东和师专的年轻女教师吕品作为支教老师来到古马镇中学，作为知识分子的他们面对官场潜规则与长期熏陶而成的文化原则的较量时，总是比较自主地倾向于自身修养、道德原则以及知识分子的民主、平等思想，始终无法与象征着权力、地位和金钱的官场文化达成和解，于是机会一次次地从身边溜走。陈东在副处的位置上停滞不前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知识分子的根性与官场文化的实用性发生冲突的结果，这也昭示着官场中的知识分子的某种必然命运。作为文学爱好者的陈东将文学世界、文化理想看得重于一切，而对作为权威的局长海怀宝表现了一定程度的轻视。正是这种自身的文化根性，导致了力图建立自身权威的海局长的不满，并对他构成了一种潜在的威胁。察觉到症结所在的陈东力图有所进步，为此他处处小心谨慎，对海局长言听计从。但是，当陈东得知自己替支教的古马镇中学交上去的经费报告被海局长划掉之后，他仍然表现出了知识分子的强烈的人格操守和责任意识，对海怀宝恨得咬牙切齿。陈东已经意识到自己仕途困境造成的根本原因，他没有办法去泯灭内心深处的知识分子的渴望和本能。在官场规则与文化根性之间的较量中，陈东和吕品最后选择了后者，虽然不乏失落、灰心，但并不绝望，而是在一种自我解嘲中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强化着人格操守和社会责任感、担待精神。

知识分子的文化根性与官场规则、制度和权力之间的争斗并未完结，选择文化根性则意味着天下情怀和承担意识，就意味着为自己负上了一笔沉重的社会责任，这必定意味着前行者的处境更加多舛。在世俗的意义上来看，陈东的抉择不是一种最优的发展轨道，过于讲究精英意识势必导致某些机会的缺失，其在仕途的悬置、漂泊也似乎是注定的命运。但是，也正是在知识分子的文化坚守中，我们得以见到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精神的产生:“知识分子的代表是在行动本身，依赖的是一种意识，一种怀疑、投注、不断献身于理性研究和道德判断的意识;而这使得个人被记录在案并无所遁形。”［4］(P23)

二、官场知识分子的精神抉择

在《综合处长》这篇小说中，肖仁福借主人公陈东之口说了一段非常值得品味的话:“中国的儒士骨子里总有一种隐逸情结在作怪，实际真隐士并没几人。”饶有趣味的是，作家在这里谈及了我国传统知识分子身上的一个独特的精神困境——入仕与隐逸。自孔孟以后，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士人多有此文化心理和价值认同，即在国君有道、自己被重用的情况下，知识分子是怀有强烈的入仕情怀并身体力行着自己对道、国君的社会使命感;而当天下无道、自己又不被重视时，他们的厌世和隐逸思想则溢过心理底层，成为主导自己行为的基本准则。

中国进入社会转型期之后，一方面是僵硬的政治体制被打破，经济迅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言论自由逐渐放宽，在思想文化领域逐渐形成自由争鸣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知识分子都将这样的历史时期视为施占个人抱负、积极入仕的大好时代;另一方面，商业大潮带来的理想的滑落、价值观念的失衡，导致了层出不穷的道德失范、旧的价值体系日益瓦解的局面，让很多知识分子不仅没有看到理想中的乐园，甚至连过去固定的价值体系也面临着解体，势必造成他们心中的惶恐不安以及与时代的格格不入感。这种情况下，中国儒家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很自然地使自己的精神状态与古典文化取得了某种一致性。社会的飞速变化和个人在时代中的渺小感，使不少人更愿意采取一种远离社会、固守自我的精神状态，他们不像过去的隐士般深居简出，但在精神深处又与他们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在现实中找不到出路，精神得不到寄托的形式下，很多人选择了这样的方式来实现对自我社会价值的一种坚持和情感、心理上的补偿。

当然，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当代知识分子们，他们即便是隐逸也是在市朝而非山林，因为隐逸在市朝依然可以关心社会人世。其实，这种隐逸还是一种入仕情怀的折射，所谓隐逸不过是仕途失意的一种激愤之辞和自我慰藉。儒家的这种隐逸与庄子、佛教的隐逸有着明显的差异:庄子的隐逸虽然也表现为不入仕，但却仍然有着对做神仙之道的汲汲期盼，也怀抱着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佛教虽然清除了凡尘事务的干扰，立志弘济苍生，因而主张六根清净、四大皆空，但却以逃避现世生活的方式来达到所谓的隐逸目的。在中国历代的读书人的精神思想中，虽然不乏老庄、佛教思想的影响，但是从根本上来看应该是以儒家文化的影响最为深远，也因此它对历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规约也最强大、最普遍和最根本。

肖仁福的很多作品都写到了官场知识分子的入仕与隐逸冲突，他们虽然对官场的操作运筹帷幄，获得了常人看来优渥的经济收入、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让人侧目的权力，但他们在自己的精神深处中仍然存在着入仕与隐逸的矛盾冲突，从而成为精神世界中的恒久漂泊者，《位置》、《官运》和《待遇》等均属此类。这些作品描写了身处官场而文化根性不断的知识分子们的内心颤音，它们组成了一部知识分子的心灵多部曲，分别展现了处于青年期、中年期和老年期的官场知识分子面对入仕与隐逸问题时的不同抉择。如果我们将这三部小说的主人公沈天涯、高志强和冯国富视为同一人物的不同阶段的话，那么我们不难发现小说实际上逼真地刻画了一代知识分子在不同人生阶段关于入仕与隐逸关系的不同体味和选择:沈天涯以入仕为主，高志强对入仕与隐逸关系已经有了些许淡漠，冯国富则几乎看开了俗世的虚荣浮华。

《位置》中的沈天涯怀着对仕途的热切渴望，焦急地等待着从预算处副处提拔为正处。无论是他对朋友易水寒的利用，还是对李省长的百般奉迎，都是出于明确地仕途打算。尽管他也在处长马如龙去世之后，产生了短暂的困惑和对入仕选择的怀疑，但是他又迅速地调整好自己的心态，重新投入到官场斗角中去。在沈天涯的身上，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他在仕途中历经艰险而矢志不渝、从未放弃的执著。即便在竞争对手气势不凡、背景很硬的情况下，沈天涯也沉着冷静，想方设法应付。沈天涯的形象，让我们看到了处于上升期的官场知识分子的价值选择和文化实践。但是，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和年轻时幻想的逐渐破碎，官场的倾轧和纷争也会让人到中年的人们锐气钝化，人生更显出安稳、持重的特点。这时，在面对入仕和隐逸关系的抉择上，他们又会有着不同的体会和选择。

《官运》中的高志强，他的官场境遇较之沈天涯已经上了一个大的台阶。作为临紫市的主要领导，人到中年的高志强的心境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小说的开头，作者便向我们介绍了高志强在盼紫亭上休憩、游览的悠闲。小说既写到了高志强对自然景色的亲切:“不时有颗大颗的水珠自树叶间倏然滑落，脆脆地打在湿地上，打在高志强的身上。他下意识地伸手在头上一抹把，用目光和鼻翼吸纳着那浓郁而芬芳的绿色”，也写到了他对禅理的喜爱:“鸟鸣青嶂里，人语画屏中”，还写到了他在官场尝尽冷暖之后的绝望。与对官场风云的描写对等的，便是这种充满了栖隐林泉式的生活情调的渴望，这是一个富于深意的变化。也许是人到中年对世事的倦怠，也许是对官场倾轧的逃避，总之到了这里入仕与隐逸似乎取得了同样重要的地位。

《待遇》中的冯国富在位时是权倾一地的市委组织部的常任副部长，随着欣赏他的老领导退居二线，他的官场命运也陡然开始走下坡路。与在位时众人仰视的态度相比，离开权力核心部门后的冯国富感觉到的却是虚伪的热情、表面的尊敬，这使他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正是这种必然的权力旁落的过程，使冯国富反而获得了一种文化精神上的反省和回归。他开始认识到过去所忽视的亲情、熟视无睹的禅机，在书法和佛法中冯国富向着知识分子的文化根性复归。耐人寻味的是，与沈天涯、高志强不同的是，离开了官场斗争、曾经拥有大权而终于失去了发展空间的冯国富，反而在佛教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寄托，对书法的品味、对佛教典籍的研读和对世事的淡泊使他得以寻觅到心灵的抚慰。

在肖仁福的小说中，找寻到精神根基的形象并不多见，更多的知识分子始终在入仕与隐逸思想的矛盾冲突中不断挣扎、痛苦。在现实层面上，知识分子十分看重仕途，希望以此来获得个人事业的鼎盛和不凡的发展前景，希望自己能够建功立业一展抱负;而在理想价值的层面上，知识分子又对自然怀有天然的亲切，希望能够退守在一块理想的家园陶冶性情、怡然自得。知识分子在官场岗位上浸润日久，其心理深处的文化根性在体制规范中受到抑制。这种抑制有时会非常成功，但是由此造成的文化根性的割裂又会使他们的精神世界缺乏。一旦形成心灵的无所归依感，知识分子便会重新审视自己在官场体制的行为，反思自己行动的合理性与价值。

三、找寻体制和文化之间的均衡

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促使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进入到各级政府行政机构。众多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带着自己的理想进入到官场，这便形成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入仕的一个新高潮。许多浸润着书卷气的知识分子来到了政府机构，成为了官场中的一员，他们自身的文化根性与官场的政治理性之间势必产生价值观念、文化属性的矛盾。当两种价值系统发生摩擦之时，立命于文化根性而如今安身于官场的知识分子就面临着重要的价值选择和人生选择，或坚守自己作为文化人的思想方式，或选择对主流意识的认同，或在二者之间犹豫、彷徨，忍受着思想的煎熬。原本的身份标识在政治理想退潮之后逐渐地为人们所梳理，缺乏认同和无法寻觅到归宿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的精神症结。新的身份、新的立场正在形成，不同的观点相互碰撞而难定一宗，是回归传统还是学习西方?回归传统，又如何继承传统并实行创造性的转化?学习西方，究竟是以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一连串的问题在延宕中模糊，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也一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曾经在政治性环境或启蒙主义狂潮中被简单化地处理，而随着政治氛围的宽松和启蒙思想的退却，很多知识分子发现自己仍然找不到精神的出路，又一次走向了寻找精神根基的艰难旅途。如果不能找到一种与自己灵魂契合又能与现实妥帖的思想方式、文化立场，那么身处其中的知识分子势必产生一种无根的漂泊感。

商品大潮的勃兴和世俗文化的传播，又使官场知识分子产生价值判断上的彷徨，何去何从成为知识分子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官场位置的特殊性和敏感性，加大了身处其中的知识分子所拥有的迷惘情绪。《位置》中的沈天涯在给处长马如龙送葬后，突然对人生产生了某种飘忽之感:“那些长眠不醒的灵魂，生前都是些什么角色呢?高官?阔佬?穷人?恶棍?弱者?显然什么人都有。可无论生前风光也好，落魄也好，大贵大富也好，穷愁潦倒也好，死后都只需要一孔小小的墓穴便可寄托了”，“他忽然意识到，正因为有这样的一天，世人热衷一时的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和贪财贪色，才显得那般无聊可笑”。沈天涯的这种超脱意识，很明显是他内心深处潜隐的出世思想受到外部刺激后的一种集中释放，只要他没有解决自己的精神根基问题，这种内在的矛盾便无法解决。同样地，《官运》中的高志强为了争取市委书记的位置，费尽心思，虽出现贵人相助，却又在紧要关头失去北京大首长这个靠山。对仕途绝望了的高志强，“绝望极了，真想一头扑到车轮滚滚的街心，把自己结果掉，这样也就一了百了，再无忧心”。高志强的这种绝望，是在万不得已时的一种愤懑，但却真实地传达出他于此时此刻的精神漂泊之叹。作品这样描写他的没有根基的苦痛:“一时也不知要到哪里去，无意识地往前踉跄着。冬天的风吹散了他的头发，也将他手中的瓦罐悄悄地荡起来。高志强把瓦罐提高一点，对它嘀咕道，今天我和你一样，找不到自己的归宿了。”找不到精神的归宿，是肖仁福官场小说几乎所有人物的共同特点，也是儒家文化自身构成的历史遗存，更是中国官场规则与知识分子精神的摩擦使然。

当代官场知识分子的精神游离与漂泊，无疑是与作为国家政权机构所需要的精神的向心力是相左的。因此，“从社会秩序中游离出去的自由分子无论如何总是一股离心的力量，这和代表‘法律与制度’的政治权威多少是处在对立的位置”［5］(P80)。然而，随着中国社会转型进程的加快，小农经济的式微，传统的家族、家庭观念逐渐地淡漠，社会中的流动性因素正在增加，思想文化的交流也日益频繁。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官场中的稳定性文化因素也必然发生微妙的变化，从而使得居于其中的知识分子的精神更加变动不居。这种变动，一方面会使官场中的知识分子更加陷入工作岗位与精神诉求之间的矛盾冲突，如何调节二者产生的文化沟壑、缝合可能由此而造成的人格分裂，成为摆在人们面前亟待解决的思想问题;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变革因素的增加，官场知识分子思想、文化和人身的流动性在增加，人们不再长期定位在某个工作岗位、文化环境中，而拥有了更多、更自由的选择。虽然他们不可避免地由此产生文化根性的游离，价值思想的悬置，但这种与时俱进的、面向世界现代文化的精神更为我们提供了可贵的借鉴和完善自身文化体系的机会。这与春秋战国时代的士的处境十分类似，即“已经不再受‘封邦建国立家’宗法制度下固定职事和局促生活圈的束缚，而能够以开放的心态将整个社会文化作为自己关怀思考的对象和一试身手的场所”［3］(P10)。正是这种宽松自由的环境，为知识分子审视自己所处环境及其弊端提供了条件，同时也允许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条件来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思想进行咀嚼、反省、整合，从而形成一种与时代精神相适应、契合知识分子内在文化根性的新的价值体系。或许，正是得益于社会剧变的特殊时期，官场中的知识分子才可以在身份依附关系得以削弱之时，在思想境界、文化传承上寻找到一片开阔的天地。

肖仁福以满腔的挚情和嘻笑怒骂的文字，关注着中国的官场知识分子的精神境遇，表达着作家对苦难的体认、对黑暗的指认、对社会底层的怜悯和对官场奢靡的批判。他出于对社会责任与知识分子精神的执着追求，体验着官场知识分子的精神孤独与苦难，并以这种内心深处的焦虑为契机进行文化反思，希望知识分子能够凭借士道精神担负起拯救时弊的重任。

［1］许纪霖.“断裂社会”中的知识分子·编者序［M］//许纪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C］.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2］何博传.山坳上的中国［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

［3］何晓明.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化［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

［4］［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M］.单德兴，译.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2.

［5］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Scholar－bureaucrat and the Wandering Spirit of the Intellectual——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the officialdom intellectuals in Xiao Renfu’s novels

LONG Qi－ lin1，LIANG Zhen － hua2
(1.School of Humanities，Guangzhou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06;Department of Chinese，Macao University，Macao，China;2.School of Chinese and Literature，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Xiao Renfu’s officialdom intellectuals novels focus on the intellectual bring forth the demonstrated difficulties and cultural conflicts of this group;reveal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scholar－bureaucrat concept and the spirit of intellectual wandering.xiao Renfu analysis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the intellectuals from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intellectual concept and the bureaucratic system，and between the pursuit of political and the spirit of hermit.

Xiao Renfu;officialdom intellectuals;scholar－bureaucrat concept;wandering spirit;psychological state

I206.7

A

2095－0292(2011)03－0075－06

2011－03－28

广东省高校社科人文基地广州大学俗文化研究中心项目 (项目编号:08JDXM75004)

龙其林，广州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中山大学文学博士，澳门大学中文系博士后，研究方向:20世纪中西文学比较、中国现当代文学;梁振华，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影视文化。

［责任编辑 薄 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