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洋

(佳木斯大学社科部，黑龙江 佳木斯 154007)

东北地方亚政治文化构建中的地方政府责任研究

刘 洋

(佳木斯大学社科部，黑龙江 佳木斯 154007)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忽视了社会软件的建设——尤其是政治文化的构建。近些年一些“反市场”的社会力量的出现表明，社会发展不但没有形成对经济的有效推动力，反而成为目前中国发展的掣肘。在发展东北地方经济过程中，不能再忽视由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推动作用。而了解与构建适宜东北地方的亚政治文化，发挥其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地方政府要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对于地方政府乃至国家而言，都无疑是一个新的、具有挑战性的课题。

东北地方;亚政治文化;政府责任

三十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社会、文化等软实力领域却大大地落在了后面，政治文化领域首当其冲。毫不夸张地说，这些所谓软实力能否加快发展，将决定着我们业已取得成果能否保持并顺利延续下去。正如阿尔蒙德和维伯所说:“一个稳定的和有效率的民主政府，不光是依靠政府结构和政治结构，还依靠人民所具有的对政治过程的取向——政治文化。除非政治文化能够支持民主系统，否则，这种系统获得成功的机会将是渺茫的。”［1］(P546)在东北地方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地方亚政治文化的构建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历史上，东北地区是指黑、吉、辽三省的范围。由于东北地区共同的地域环境，学界对于东北地区从来都是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同样，东北地方亚政治文化 (或政治亚文化或政治次文化)这一地域性文化背景在成因与特色上很难分割。因此作者选择了东北这一宽泛的地域作为探讨对象。在中国，因地理位置不同、因经济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的不同而产生的亚政治文化尤为复杂。所以本文使用的“东北地方亚政治文化”是针对主流政治文化而言的，属于地方型 (地域型)政治文化。本文认为，东北地方亚政治文化的构建，地方政府必然要发挥主导作用，承担主要责任。

一、东北地方亚政治文化与国家主流政治文化

根据阿尔蒙德等人的观点，一个政治体系的全体人民是由地方集团、种族集团或社会各阶级所构成的，它们都可能各有特殊的倾向或趋向，这些特殊的倾向即为亚政治文化。［2］(P33)他们认为，亚政治文化在政治文化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体现了政治文化的具体性和特殊性，以不同的态度和倾向规范着每一个政治角色的政治行为，进而对整个政治体系的健康运行产生重要影响。［2］(P33－35)可见，亚政治文化的状况决定着政治文化的发展，从而决定着政治体系的稳定程度，决定着社会的发展。同时，不同地方亚政治文化之间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

学界认为，目前中国政治文化发展总体上处于多元化发展格局。由于我国地域结构的复杂性特征，各地区亚政治文化之间的差异也是这种多元化格局的内涵。东北地方亚政治文化是与中国东北地方文化相对应的。而东北地方文化是东北地区内长期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形成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复合体。它不仅表现在地方生活习俗、方言、爱好和艺术形式等方面，也表现在该地区的社会心理、普通人的性格和行为习惯等方面，其中也必然包括地方内普遍的政治心理倾向与行为习惯，即地方亚政治文化。与之相类似的地方文化例如，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吴越文化、江淮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徽州文化、湖湘文化、岭南文化等，还有近代以来发展起来的海派文化 (上海)、京都文化、港澳文化等。［3］(P81－85)由此可以看出，东北地方亚政治文化与主流的政治文化是抽象与具体、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并相互影响、交互运动，共同构成国家主流政治文化的总体内涵。

二、东北地方亚政治文化的构成与变迁

东北地区资源丰富，土地肥沃，地广人稀，自古以来，一直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到了清代，1824年 (清道光四年)以前满清政府一直限制关内汉族流入此地。1860年以后，开始陆续开放荒地(《吉林通志》载)。民国时期，东北垦荒规模更大。因此，至清朝末年，永久性的移民成为当地人民中稳定的组成部分，改变着区域民族的构成和人口分布，也使吉林、黑龙江等地的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呈现出新的民族地理景观。［4］1931年有人估计:“今日三千余万之东北人民，汉族实居百分之八十以上。”［5］这就为汉族人口的增加和农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新中国成立至今，这里一直都是中原黎民讨生活的目的地。移民不仅改变了原住民的物质生产方式，同时极大地改变了东北地区的社会结构、文化信仰等。此外，作为移民地区，这里特殊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丰富的自然资源，形成了东北地方特有的亚政治文化。截至改革开放前，其基本特征如下。

首先，包容性。这是移民地区的共性。当地的居民几乎都是来自“关内”，不同省市地方的文化在这里汇聚。由于原住民的比例较低，在众多外来地方文化中并没有占据绝对优势，外来居民总能很容易融入这个大家庭，并不会感觉到原住文化对新人的生活带来多少冲击，排外、欺生的现象与“关内”及其他各地方文化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这种具有包容性的地方文化里，平等的理念、多元化的文化氛围在相对稳定的移民结构形成后就具有了，总体表现为容易接受新事物。在构建地方亚政治文化的过程中，在政府的引导下，对参与、民主、协商、平等、权利、责任、竞争等理念相对容易接受。

其次，宗族意识逐渐淡化。这里的居民多是从原来世代居住的原籍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里，与这里的其他地方文化交织融合，并逐渐构建起新的东北地方文化。此外，移民过来的老乡相对于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杂居很难形成绝对多数，即使来自同一地区的移民，来到东北地区后，多分散定居，从而导致原有的宗族意识逐渐淡化。尤其经历移民后的第二代、第三代……，对于原居住地文化的认同度会不断减弱。在构建地方亚政治文化过程中，由于居民之间缺乏血亲纽带，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对松散，不易于自发形成宗族组织，较难实施初级管理。但是，这种类型的群体结构，对新的核心价值理念取得认同，则相对比较容易。这也是传统的政治文化向现代的政治文化转型的理想状态。

再次，民风直率豪爽。东北地区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地理位置处于地球北温带，气候四季分明，地质特点多山川河流，造就了当地居民爱憎分明、直爽豪迈的性格，被俗称为“关东文化”。但是这种性格特点的根基，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文化，对于等级制的认同根深蒂固，伦理型社会痕迹明显，表现为对制度设计的尊重不够，做事喜欢凭义气，直来直去，不习惯遵守程序等细节。因此，所谓直率豪爽的民风对于地方亚政治文化的构建，既是不利因素又是可以利用的一个特点。

最后，文化认同多元化与同质化并存。作为移民地区，文化的多元化是其先天具有的特质。但是，与之相悖的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这里受到计划经济的影响，文化认同又趋于同质化。东北地区以土地肥沃、资源丰富而闻名，基于全国建设的需要，国家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一切听从国家的计划行事，多年来已经成为一个根深蒂固的行动准则，从而具有了动员型社会的特点。在这样的氛围中，一方面民众的政治敏感性高，容易动员;另一方面由于缺乏认同对象，而导致政治认同度很低，表现为政治心理上的浮躁和行为骚动。由于受“一切行动听指挥”的惯性影响，民众养成了依赖的心理，对政治权利、政治体制、政治规范、政治功能等缺乏应有的认知。尤其改革开放以后，政治文化本身始终处在转变之中，严格的、科学的政治知识正在孕育，以往的政治知识已不适用，政治知识的缺乏可以想象。

此外，东北地方亚政治文化具有地方型政治文化的一般特点。自古以来，东北地方属于边关塞外，这里的人们还没有形成现代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概念，对于政治的态度淡漠，几乎没有清晰的政治角色观念，更不会意识到自己应该在政治系统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对政治统治也没有明确的目标与期望。

近三十年，在改革开放的冲击下，东北地方亚政治文化必然发生了潜移默化的转型。自由市场、选举、政治参与、公民意识等许多新理念不断走进人们的视线，影响着人们的思维，东北地方亚政治文化出现了诸多转变。政治文化中，传统与现代的要素不断发生碰撞和博弈。改革开放孕育着新的政治文化成份，同时，新的政洽文化成份也必然反作用于中国的改革和开放事业。然而新政治文化的生成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因此，政府在在引导过程中，应客观地评估目前政治文化中的传统与现代成份的作用，合理协调，实现地方亚政治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成功转型。

三、东北地方亚政治文化的构建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一个国家的发展，应该是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一般表现为，经济方面的持续、理性的增长，同样也对社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即包括社会的稳定、和谐;公民普遍具有自我管理能力、公共意识、理性的参与精神;法律的权威;政府秉承善治理念等。如果单纯强调经济的发展，而忽视社会软件方面的建设，将会导致地方社会矛盾突出，经济发展后劲不足。

理论上，关于经济与社会的关系，著名的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在其《大转型》中指出，经济并非是自立的，而是从属于政治、宗教与社会关系的。由于经济行为的实现必然要建立在相互信任、理解以及法律等“社会性行为”基础之上的，足见经济对于社会的依赖程度是很深的。而市场自由主义却试图让“社会的运转从属于市场”。事实也已经证明，经济的运转是脱离不开其社会基础的，否则“经济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全面紧张”会造成“社会”的巨大反弹。［6］(P15－20)单纯追求市场完全自发调节的做法，已经在20世纪初欧洲的几次经济危机中显示出了巨大的破坏力。可见，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才是人类活动的前提与终极目标，而经济行为只是这一前提与目标的中心内容之一。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政府过多地强调社会要为“市场”让道，造成了目前连最高决策者都不能不承认的“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建设”的局面;而且这种局面也导致了近些年一些“反市场”的社会力量①所谓“反市场”的社会力量是指在完善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参与到市场运行中的、导致市场秩序发生扭曲的社会力量的总和。例如由于政府过分强调经济的发展，致使公权力介入市场运行，从而形成的特权经济法人集团等。这种“反市场”社会力量存在的后果，会使市场在协调经济方面应有的作用无法得到发挥。的出现，这就是“市场威胁社会”的一种必然后果。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地方经济的战略提出已经过去几年了，我们应该重视并处理好经济与社会发展相互关系，在发展地方经济、实施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注重地方亚政治文化方面的建设，这也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条件之一。市场经济多一点，社会发展也要增加一分。构建和谐的地方亚政治文化，必将成为地区经济与社会实现持续、稳定、和谐地发展最重要保障。

四、东北地方亚政治文化构建中的地方政府责任

在东北地方亚政治文化的构建过程中，地方政府应该发挥主导性作用。因为当前本地方亚政治文化缺少政治自觉精神，同时需要扩张参与、民主、协商、平等、权利、责任、竞争、法制等要素，而且其中某些要素 (例如政治参与)是我们天然就缺少的。这必然要求政府更多地通民情知民意，了解本地区公民的政治价值、政治心理、政治行为取向现状，包括掌握与发掘传统地区政治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互动情况。通过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全面加强公民思想道德体系建设，立足于文化重构来解决信仰、诚信、道德体系等问题，重视加强公民社会建设，加强公民的公共意识与自我管理的能力，这是地方政府应有的责任。

首先，地方政府应转换执政理念，改变对于发展的狭隘认知，树立科学的政绩观。早在2004年3月的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温家宝总理就提出了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的观点，即要用全面的、实践的、群众的观点看待政绩，创造政绩是为了发展，是为了造福人民。即便如此，由于没有明确指出社会发展的可衡量指标，事实上，经济发展仍然是衡量地方政府政绩大小的最重要指标。从而导致了各级地方政府唯GDP行政的状况愈演愈烈，致使地方政府不能科学决策，导致社会矛盾突出，甚至出现局部地方矛盾激化的现象发生。直至2011年3月的两会期间，温总理明确提出，彻底转变政绩考核观，不再以GDP作为政绩考核的决定性指标。而要将工作重心放在解决民生问题上来，即放在解决社会矛盾上来。地方政府应顺应这一转变，将解决地方社会发展问题作为政府决策的主要依据。而致力于发展地方公民社会，构建地方亚政治文化，是各级地方政府有所作为的新途径。

其次，全面更新行政意识、行政观念、行政心理和行政方式，构建生态型行政文化。基于前面的分析，东北地方传统政治文化表现为依附型特征，下级地方政府行政与上级地方政府行政之间，公民行为与地方政府行为之间存在较强的效仿习惯。因此主观上，地方政府应担负起引导并教化人们的责任，在其心里种下参与、民主、协商、平等、权利、责任、竞争、法制等要素的种子，促进其政治价值、政治心理、政治行为的现代化。地方政府应从树立自身形象做起，通过徙木立信等方式取信于民，发挥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客观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政府行为必须要从封闭走向开放，为公众服务，受公众监督，遵守与人民订立的契约，而不能反客为主，搞行政专制;通过科学的程序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引导经济发展，而不是直接干预社会;通过立法与司法，保证市场实现充分竞争，保护自然与社会生态环境，促进自然、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协调，而不是仅凭领导个人好恶;打造诚信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追求建立一种各个社会主体合作共生的社会机制，通过不断创新，使社会系统各结构处在一种动态平衡中，即所谓生态型行政文化，为构建和谐、民主的地方亚政治文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最后，地方政府有责任引导和推进基层公民社会建设，拓展监督渠道，促进自身职能转变。推行政务公开，逐步提高政府决策行为的透明度和开放度，实施政府问责制等，这些目标中央已经提出好多年了，现实中却少有地方政府真正做到这一点。为什么会这样?笔者认为，对于政府权力的认知，多数公务人员并不拒绝公权可以私用的理念。这种理念所以会大行其道，是因为地方政府公权力的行使缺少必要的、来自体制外的监督，即来自健康的公民社会的监督。［7］面对东北地方带有移民性质的群众基础，客观上，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市场发育不完善，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引导与带动，等待其内部自发地形成健康的公民社会，必然要经历一个较为漫长的历史过程。这种引导与带动的具体措施包括，疏通和健全民主参与渠道，对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实行听证制度;建立和制定丰富多样的针对政府的问责制度与问责形式，例如行使问责的主体可以是人大代表、民主党派、新闻媒体、群众组织等等。在减少了决策的盲目性和抑制腐败行为发生的同时，对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培育，对促进公民参与型政治文化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要利用好大众传媒，开拓思路，采取多种形式，促进价值核心的确立。地方政府在探寻这一价值核心时，应考虑到地方亚政治文化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从中抽象出有利于主流政治文化建设的成份，为重构价值核心提供有效的信息支持。培养公民的认同感，归属感，抑制反主流政治文化的产生和传播。

综上所述，东北地方亚政治文化的构建是东北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同时也会对主流政治文化的构建提供智力支持。地方政府在此过程中，应明晰自身在促进地方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所担负的责任与使命，不断在实践中探索构建地方亚政治文化的途径与方法，提升本地方的软实力，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意义深远的。

［1］［美］阿尔蒙德，维伯.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2］［美］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曹沛霖，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3］王荣科.简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亚文化状态［J］.政治学研究，2001，(1).

［4］李长傅.满洲地理研究［J］.新亚细亚，1931，2(2).

［5］胡伯玄.东北四省之建置历史与民族源流［J］.新亚细亚，1932，3(5).

［6］［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7］刘洋.公民文化的构建与俄罗斯政治发展［J］.西伯利亚研究，2010，(2).

Research on the Duty of Local Government in Constructing Sub－political Culture of Northeastern China

LIU Yang
(Departmeat of Social Science，Jiamusi University，Jiamusi 154007，China)

In the past，China over－ emphasized that society should give way to market in order to develop economy.At the same time，the reconstruction of society，especially culture，was ignored.The result of this phenomenon is that power of anti－market appears and the inevitable consequence is that the progress of society is far lagging behind that of market.When developing regional economy of Northeastern China，we should not obey the old rule and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n regional sub－political culture.We should also realize that good sub－political culture is beneficial to local society progress and can make regional society and economy grow healthier.It is the duty of regional government and also a new challenge to both regional government and the whole country.

northeastern China;sub － political culture;government’s duty

D625

A

2095－0292(2011)03－0032－05

2011－03－10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2010年度社会科学重点科研项目“地方亚政治文化构建中的地方政府责任研究”(项目编号:10086)

刘洋，佳木斯大学社科部讲师，政治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政治文化。

［责任编辑 孙广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