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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吸收能力与经济增长的研究综述

2011-08-15宋可欣

当代经济 2011年3期
关键词:吸收能力东道国效应

○宋可欣 钟 睿

(1、重庆工商大学 重庆 400067 2、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金龙乡党政办公室 四川 泸州 646000)

FDI吸收能力与经济增长的研究综述

○宋可欣1钟 睿2

(1、重庆工商大学 重庆 400067 2、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金龙乡党政办公室 四川 泸州 646000)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需要积极地引进外资,提高FDI吸收能力,以促进经济的增长。为了解前人的成果,本文先从FDI吸收能力的概念出发,梳理FDI吸收能力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形成机制,进而系统归纳和总结FDI吸收能力的影响因素,并加以简要述评。

FDI吸收能力 经济增长 研究综述

一、FDI吸收能力的概念

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在试图吸引更多的FDI,从而带来经济的增长。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在引进FDI时,东道国更需要具有基本的吸收FDI的能力。

FDI吸收能力概念的界定。Cohen和Levinthal(1990)首次提出了“吸收能力”的概念,他们定义一个企业的“吸收能力”就是企业有基本的能力去认识、学习和利用相关外来技术并实现商业化生产的过程。Dahlman和Nelson(1995)将“吸收能力”定义为“一个国家能够有意义地利用或整合进它的经济中去的FDI最大量”,他已经将这个定义从微观领域(企业)扩展到了国家的宏观领域。Daniel Kirchert(2001)把吸收能力引入到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研究中,他提出了“地区吸收能力”的概念,认为外来知识和技术(尤其是FDI)的吸收能力在地区经济增长中具有较高的相关性,不发达地区必须加大对教育和基础设施等的投资,提高自己的吸收能力。

二、FDI吸收能力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形成机制

1、FDI技术溢出效应的正负性是FDI吸收能力与经济增长关系形成机制之一

FDI技术溢出效应是指FDI对东道国相关产业或企业的产品开发技术、生产技术、管理技术、营销技术等方面产生的影响。Marin(2006)等通过对阿根廷工业企业1992—1996年的研究表明,跨国公司的技术和资本对东道国有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潘文卿(2003)发现,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中国工业部门总体上存在正的技术溢出效益。具体来说,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FDI溢出效应为正,西部地区还没有跨过促使外资产生积极效应的发展门槛,不能吸收FDI带来的先进技术。Tian(2007)对中国1996—1999年间11324家企业的面板数据进行了研究,得出了行业内技术技术溢出为负的实证结果。

研究表明,流入发达国家的FDI对东道国存在正的溢出,而流入发展中国家的FDI对东道国的溢出效益研究却得不出相同的结论。于是,学者们开始从东道国自身对FDI利益的吸收能力来解释技术溢出效应。

2、内生增长理论是FDI吸收能力与经济增长关系形成机制之一

内生增长理论是把FDI利益转化为自身利益的理论依据,是FDI吸收能力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形成机制之一。以Romer、Lucas(1989)等人为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因研究与开发、发明、创新等活动而形成的技术进步,从而把技术进步等要素内生化,强调了革新、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Borensztein和Lee(1998)在内生理论的基础上,对69个发展中国家吸收发达国家FDI的情况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在东道国有足够的吸收先进技术的基础上,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于东道国内部投资。叶莉、郭继鸣(2004)运用内生增长理论模型,从内生技术层面来探讨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FDI带来的技术性后发利益的获取是驱使后发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FDI吸收能力是内生于经济发展的。如何加强FDI吸收能力,把FDI带来的技术、人力资本等吸收并转化为东道国自身的技术和人力资本并加以创新,已经是众多学者积极研究的方向。

三、FDI吸收能力决定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概况

1、社会资源因素

社会资源因素包括对外开放、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和体制。社会资源因素决定的FDI吸收能力是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重要因素。

基于对外开放的FDI吸收能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He1hwel(l1992)指出,对外开放使东道国拥有更多的外界技术学习机会与吸收能力,同时,东道国企业投入更多的研发力量,以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即对外开放规模与FDI溢出效应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Olfsdotte(r1998)的回归结果发现FDI与人力资源、对外开放度的交叉相乘项的回归系数为负,即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起到副作用。黄静(2006)从吸收能力角度入手,全面考虑微观、中观、宏观层面因素,系统地分析了对外开放度对FDI技术溢出效果的影响,得出对外开放度对FDI技术外溢有正面影响的结论。

基于人力资本的FDI吸收能力会推动东道国经济增长。Borensztein(1998)首次对人力资本和FDI吸收能力之间关系进行了研究。他提出只有当人力资本越过最低的门槛来吸收FDI所带来的利益时,FDI才能带来积极的溢出效应。BinXu(2000)通过对20个发达国家和20个不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FDI吸收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发达国家技术转移效果明显,而不发达国家没有充足的人力资本去吸收FDI技术溢出,技术转移效果不明显。刘厚正、刘正良(2006)通过实证发现,高层次人才资源是中国经济吸收FDI利益的主要因素,中国存在吸收FDI利益的最低人力资本门槛,只有跨越这个门槛的地区才有吸收FDI的能力。

基于基础设施的FDI吸收能力会推动东道国经济增长。Abramowtz(1986)在分析国际间生产率水平时指出,一个国家要吸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必须首先拥有足够的基础设施和技术水平等基本条件。穆建军(2007)认为西部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水电能源供给不足,自然条件恶劣,导致西部利用外资规模小、层次低、效益差,影响了其FDI吸收能力。徐全勇(2007)利用邮电业务量为基础设施的代理指标进行实证,发现FDI选择长三角地区进行投资,与它在全球分工中的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密切相关,并以此促进当地经济的增长。

基于体制的FDI吸收能力会推动东道国经济增长。Matar(2005)应用了体制的指标分析了阿拉伯世界的FDI吸收能力,阿拉伯国家从FDI中获得了高水平的监管质量。Ozawa(1992)认为如果东道国市场体制不完善,行业存在较为严重的垄断现象,则外资企业进入这些行业将加剧垄断,不利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孙俊(2002)发现,地区政策对外商鼓励还是限制,政策优惠的程度如何是决定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之一。发展中国家主要依靠给予外商相对多的优惠政策来吸引外国资本。

人们对东道国FDI吸收能力的初探就是从人力资本开始的。东道国的对外开放的经济有助于吸引FDI的流入,会增强示范—模仿效应,影响FDI吸收能力。此外,一个国家有良好的基础设施,交通便利,信息通畅,并拥有完善的体制,有完善的法律法规和行政制度,才能够吸引外资,并通过竞争效应促使本国企业提高竞争力。

2、经济资源因素

经济资源因素包括企业、金融市场、技术和R&D和集聚能力。经济资源因素决定的FDI吸收能力是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重要因素。

基于企业的FDI吸收能力会推动东道国经济增长。有的学者在研究FDI溢出时,发现无技术转移,例如Blomstrom和Sjoholm研究印尼的制造业技术。也有的学者,例如Aitken和Harrison关于委内瑞拉的研究得出确实产生了溢出效应。对于学者们截然不同的结论,Kokko(1994)通过对墨西哥制造业的研究发现这种情况和当地企业的学习能力有关,跨国公司的竞争和压力使得国内企业不得不提高生产质量,同时又由于先进人才和科技的引进,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杜兰英和周静(2002)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跨国公司通过技术转让和技术溢出对东道国企业产生影响,东道国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是制约FDI技术溢出的因素之一。

基于金融市场的FDI吸收能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Matar(2005)在阿拉伯国家的研究表明,不健全的金融体系没有FDI吸收能力,从而不能从外国直接投资中获益。赵燕(2004)定性地研究了发展金融市场与FDI吸收能力的关系,认为金融市场是成就大型并购不可缺少的前提。胡立法(2005)运用协整分析法分析了国内金融市场与FDI相互作用对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影响,得出结论,国内金融市场在FDI和中国经济增长中没有起到积极作用。

基于R&D的FDI吸收能力会推动东道国经济增长。Kinoshita(2000)对捷克制造业的研究发现东道国研发能力的增加将提高国内企业对FDI技术的吸收效果,而且这个效果远远大于其不利用任何FDI技术的自我创新能力所带来的益处。吴晓波等(2005)通过研发投入来分析江、浙、沪三地企业的技术差距和吸收能力,得出吸收能力越强,则技术追赶越快的结论。黄凌云等(2007)采用1970—2003年22个不同国家(地区)的面板数据的实证得出,东道国技术水平的提高对FDI技术溢出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当其技术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FDI的溢出效应则开始减弱,即吸收能力与溢出效应间存在倒“U”型关系。

基于产业集聚的FDI吸收能力会推动东道国经济增长。Barrel&Pain(1999)认为FDI产业集聚意味着可以共享企业重要资源,节省信息搜寻成本,分摊外部成本,减少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集聚效应的存在与大小,构成了影响地区FDI吸收能力的重要因素。丛丽(2008)认为产业集聚程度与FDI技术溢出效率正相关,也将对吸收能力产生正向影响,集聚效应吸收能力对FDI技术外溢向自主创新转变有重要的调节作用。范剑勇(2004)从产业集聚的角度分析我国东西部差距时,认为中国现阶段仍处于“产业高集聚、地区低专业化”的状况使得外资会选择东部沿海地区作为它们投资的首选,而很少选择西部地区城市,进而推动地区差距不断扩大。

国内企业是FDI利益转移的主要渠道。金融机构的发展和完善使得投资资本支出、从海外汇款到接收国等更加方便快捷。R&D吸收能力带来了新的技术成果,还加强了国内对FDI的学习和吸收能力。产业集聚能抵消要素成本上升或资本、技术等配套能力的不足,使得FDI的示范作用、辐射带动作用对地区FDI吸收能力产生重要影响,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四、简要述评

自从Hymer从理论上开创了以外商直接投资为对象的研究领域后,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专家学者们对FDI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多的成果。例如,研究的视角已经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吸收FDI的能力上来,从东道国自身资源状况来研究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首先,对FDI吸收能力缺乏全面而系统的研究。目前大多的研究只是从FDI吸收能力影响因素的一个或几个方面去研究(例如对人力资本FDI吸收能力的研究,对金融机构FDI吸收能力的研究等),或者只考虑宏观层面,不考虑微观层面(企业),从而没有从综合因素进行全面而系统的评述和实证分析。其次,对FDI吸收能力的研究缺乏区域差异性方面的研究。FDI吸收能力会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体现,开展跨国和跨地区研究非常有必要。尤其是中国,东部和西部地区无论是在自然环境还是在政府政策方面都不尽相同,对FDI吸收能力有着很大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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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胡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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