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梓铭

(长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吉林长春 130022)

中西方翻译思想发展具有“相通性”特征,且不受语言文化、时间、空间的制约。尽管不同时期、不同国别的学者提出类别纷繁的翻译学说,然而这些表象相异的理论却在认识论的深层次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勒代雷在《释意学派口笔译理论》(2001)序言中提到:“我们的想法同严复的翻译思想和他的三个翻译标准不无酷似之处。有何理由不赞同‘信达’原则呢?我们几乎每天都会碰到由于忠实字词造成译文晦涩难懂的问题,难道这有悖于事实吗?‘信达’标准要求译者再创造,否则不可能做到‘达’。至于‘雅’,我们有类似的语言层次概念,即忠实于语体,从而做到忠实于篇章的体裁。显而易见,双方在大的翻译方法原则上是一致的”。[1]翻译是一项客观的、有规律可循的活动,那么它的发展过程也必然具有相通性。这些共同点不分时空,可谓是异源同流、殊途同归。

一、释意派翻译理论

二战后,世界各国的交往活动日趋频繁,这为口译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实践基础。塞莱斯科维奇是最早研究口译的学者之一,1968年其发表的《国际会议译员》标志着释意学派理论的诞生。释意学派将研究的出发点与归宿点都落实在口译教学中,该理论借鉴认知心理学、语言心理学、神经学、哲学语言学、信息论等相关学科,其研究深度与广度不断扩大,到本世纪初,已经成为以口笔译为基础,研究范围扩展到科技、法律、文学等领域,涉及语言、非语言翻译的较为成熟的跨学科翻译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