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民治 朱爱国

（巢湖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系，安徽 巢湖 238000）

超凡越圣的智商与情商是爱因斯坦出奇制胜的法宝
——构建狭义相对论心理品质评述

程民治 朱爱国

（巢湖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系，安徽 巢湖 238000）

本文较为系统地剖析了爱因斯坦之所以能够出奇制胜，一举成功地创立了彪炳史册的狭义相对论，完全取决于他具有极高的智商与情商.旨在揭示孕育相对论这一全新时空图式的心理品质诸要素形成的原因及其智慧发生学的价值.以此激励今人，惠及来着.即在使其充分领受人类智慧的洗礼的同时，传承人类知性的火种，借以推进我国教育事业的繁荣强盛.

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智商；情商

我们知道，导致狭义相对论成功创立的因素很多.对此，物理学界、科学史界、科学哲学界等有关业内众多中外著名学者乃至大师级人物，均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探讨和剖析，其文献资料可谓是琳琅满目.如：杨振宁的杰作《爱因斯坦：机遇与眼光》[1]，科学哲学家李醒民的大作《哲学是全部科学研究之母——狭义相对论创立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分析》[2]，等等.这些脍炙人口的文献精品，使人耳目一新，顶礼膜拜，获益匪浅.在权威学者们这种入木三分的探索精神的感召下，笔者尝试着从科学创造心理学的角度，来审视这一问题.即认为爱因斯坦（A.Einstein）之所以能够出奇制胜，一举攻克狭义相对论这个堡垒，完全取决于他具有优良的心理品质——超凡越圣的智商与情商.据此，特作如下论述.

1 智商与情商的基本内涵

所谓“智商（IQ）”即“智力因素”，它所表明的是人认知领域的心理品质.主要包括人的观察力、记忆力、注意力、逻辑思维力与非逻辑思维力等五种基本心理因素，它所表现的是人在智慧活动中的理性能力，其为大脑皮层的特质，是主管抽象思维和分析推理的左半球大脑（语言脑）的功能；与此同时也反映了支配着形象思维、想象力和直觉思维等的右半球大脑（音乐脑）的功能.而所谓的“情商（EQ）”，即“情绪智力因素”或称“非智力因素”，指的是人情绪领域的心理品质.它由情感、意志、动机、兴趣和性格等五个非理性的基本心理因素所组成.它隶属于意向活动的范畴，为认知活动时的心理倾向性，起意向的作用，是智慧活动的推动者或调节者.其中情感因素也受大脑右半球的控制，其物质基础主要与脑干系统相联系.因此，智商与情商的诸要素在人类的智慧活动中，互相配合、彼此交错、各行其责、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其中：认知心理的诸要素——智商，直接参与到智慧活动中，承担着对来自主客观信息的收集、研究和处理，进而取得人们所孜孜以求的观念性东西；情商诸要素虽然不直接参与到智慧活动中，但却从不同的角度构成了智慧活动至关重要的意向性动力学系统.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 戈尔曼（Daniel Golman）甚至认为情商是决定人生事业成功与否的关键.足见，只有智商与情商交辉相映、配合默契，人的智慧活动才可获得丰硕的成果.狭义相对论的成功创立，恰恰表明了人类认知的这种心理品质结构模式，勾勒了人的认知行为是一个包含多种心理因素的极其复杂的心理过程，体现了智商与情商相互作用的综合效应——人类智慧活动的结晶.

2 狭义相对论与智商、情商

有人说：“一个人事业成功最根本的还是要培养良好的情绪智商.心态积极了，就容易激发创造力和潜力.”[3]此言极是.1905年，爱因斯坦作为时代的幸运儿，正值风华正茂之年（26岁），可以说他的智商和情商正处于巅峰期.虽然19-20世纪之交物理学界所面临的重重危机，给了与他同时代的其余科学家一个均等的机会，即修正200多年前牛顿（I.Newton）所创建的体系，改写物理学的进程.但唯独爱因斯坦这个具有不为世俗观念所束缚，勇于在“太岁头上”动土，认为个人崇拜是智商低下、甚至是低级趣味的人，早在1899年还没有从苏黎世瑞士联邦理工大学毕业之时，就以他极其敏锐而深邃的科学洞察力，发现了经典物理学的严重弊端之所在.他写道：“我越来越相信今天所了解的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与实际并不相符，而且可能有更简单的了解方式.”[1]

为了探寻这个“更简单的了解方式”，对于时任瑞士伯尔尼专利局的一个默默无闻的3级小技术鉴定员而言，爱因斯坦所遇到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诚如汤川秀树（Hideki Yukawa）所说：“那些探索未知世界的人是不带地图的旅行者.”[4]但是，他凭借他所恪守的宇宙宗教，即关于世界的合理性或可理解性的矢志不移的信念，坚信自然界是客观的、可知的、和谐的、简单的，追求以世界和谐为前提的科学理论的统一性，是爱因斯坦始终不渝的既定目标.并以“不是对生和死的恐惧，也不是盲目信仰，而是对理性知识的追求”[5]的真正宗教感情，全身心地投入到力图解决当时电磁学无法纳入经典力学的变革之中.也正是由他这种对科研实践的亲身体验、深受斯宾诺莎（B.de Spinoza）和普朗克（M.Planck）等的影响而形成的宇宙宗教感情，使他“不顾无尽的挫折而坚定不移地忠诚于他……的志向.”[6]因为在爱因斯坦看来：“感情和愿望是人类一切努力和创造背后的动力，不管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种努力和创造外表上多么高超.”[6]按照他的观点，我们可将这种情感要素的主要表现形式简要的归结为：一是对大自然和科学的热爱和迷恋；二是对现存世界的奥秘——神奇的结构的体验和好奇；三是对“我们出生于其中的自然界的神秘的和谐”怀着“赞赏和敬仰的感情”，对“我们的软弱的理性所能达到的不大一大部分实在中占优势的那种秩序怀着尊敬的赞赏心情”，以及对“宇宙中无限高明的精神所怀有的一种五体投地的崇拜心情”；四是“对体现于存在之中理性由于其极度的深奥”而人类却“可望而不可及”，故而“对它的庄严抱着谦恭的态度”，以及人们因对自然中所发现的那种“宏伟壮观的结构”暂且仍了解得“还很不完善”，“这会使任何一个勤于思考的人感到谦卑和无限敬畏”；五是对“自然规律的和谐所感到的狂喜和惊奇”，以及对“这个世界的美丽庄严感到一种兴高采烈的喜悦和惊奇”.爱因斯坦还宣称：“我认为宇宙宗教感情是科学研究的最强有力、最高尚的动机.只有那些作了巨大努力，尤其是表现出热忱献身——要是没有这种热忱，就不能在理论科学的开辟性工作中取得成就——的人，才会理解这样一种感情的力量，唯有这种力量，才能作出那些确实是远离直接现实生活的工作.”[6]正因为如此，爱因斯坦才呼吁，在能够接受这种特殊的宗教感情的人中间，把这种感情激发起来，并且使它保持蓬勃的生气.同时他还强调每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都应当具有这种感情.

于是，爱因斯坦就在如上文所述的坚定不移的科学信念的支配下，怀着深挚的类似于“宗教”的强烈感情，以他终生所信奉的座右铭：“哲学就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研究之母”[6]，运用“怀疑的经验论”，“唯理论的唯物论”和 “经验约定主义”进行哲学思维，分别将它们作为破旧的锐利武器、立新的坚实基础以及构建理论框架的有力工具[2]，并借助与众不同的、行之有效和颇具特色的科学方法论，诸如思辨与实证的方法、想象与逻辑的办法、直觉与数学的方法、探索性的演绎方法、逻辑简单性原则与准美学原则，进行了长达10年的酝酿和呕心沥血的探索，藉以拯救发生在上个世纪之交陷入严重危机的物理学，即探寻他的那个向往已久的将电磁学纳入经典力学的“更简单的了解方式”.终于在1905年6月如愿以偿，即发表了题为《论动体的电动力学》[7]的论文，完整地提出狭义相对论.它不仅宣告了现代时空观的诞生，为物理学等学科领域的深入发展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而且为人类开发和利用原子能，以及各种高能加速器的发明创造等高新技术，提供了一个不可缺少的理论基础.

在创立狭义相对论的过程中，爱因斯坦的智商，既表现在如上所述的当他大学还没有毕业时，就对当时物理学所陷入的重重危机，表示了密切的关注，这种对科学前沿动态所持有的高度“注意力”，可谓是智商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又凸现在他以其“火眼金睛”，察觉到“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与实际并不相符”.而要力求改造它，只要将作为经典物理学基础的“绝对静止”和“以太观念”予以摒弃，并把“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提升为公设”，“由这两条公设，根据静体的麦克斯韦理论，就足以得到一个简单而又不自相矛盾的动体电动力学.”[7]这种透过茫茫的迷雾，而直视问题本质的科学洞察力，可谓是智商要素中“观察力”的极致发挥.同时，爱因斯坦之所以具有如此敏感而细致的“注意力”和尖锐的“观察力”，还取决于他对古典理论和以往的经验事实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不仅如此，爱因斯坦的智商，我们还可以从前文所介绍的他所进行的哲学思维，以及所应用的新颖、精湛的科学方法论中，窥见到一斑.其中包括两大部分：

（1）爱因斯坦的天才与创造性，与他具有丰富的哲学素养，善于进行哲学思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由于他广泛地研读了许许多多的自然科学哲学著作，如康德（I.Kant）的《纯粹理性批判》、休谟 （D.Hume） 的 《人性论》 和彭加勒（J.H.Poincaré）的《科学与假设》，等等.从而造就了他极富哲学头脑和哲学眼光，使他比当时其他物理学家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在立足于他所拥有的前人大量的物理知识和经验事实的基础上，感悟到必须“对理论基础作批判性的思考”，以便弄清“鞋子究竟是在哪里夹脚的”.正是勤于进行哲学思维，引导他闯入前人所设置的思想禁区，从厚重的帷幔中走出，开拓出新的奇妙的世界.

（2）从青睐科学理论是“思维的自由创造”[6]认识论中显现出来的高智商.爱因斯坦认为，在揭示自然界深层次的奥秘的现代科学中，由于“初始的假说变得愈来越抽象，离经验愈来愈远”[6].因此，从感性材料到概念或原理等的建立“并没有逻辑的道路，只有通过那种以对经验的共鸣的理解为依据的直觉”[6]，或者说，只有通过“思维的自由创造”，才能超越它们之间的逻辑上不能逾越的鸿沟，建立起理论体系的逻辑基础.由此一来，原来那种“适用于科学幼年时代的以归纳法为主的方法，正在让位给探索性的演绎法”[6].即只有通过 “直觉”、“猜测”、“想象”、“大胆思辨”，甚至是“自由发挥幻想”[6]等非逻辑思维方式，才能将概念或原理与定律创造出来.即便“基本概念和基本关系（公理）本身是可以自由选定的。可是这种选择的自由是一种特殊的自由”[6].为此，爱因斯坦将其风趣地喻为：完全类似于对字谜或表的内部结构所允许的多种多样的猜测的那种自由.它与演绎逻辑的推论的唯一性及确定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爱因斯坦看来，关于概念或原理与定律本身的内容，尽管可以在表述方式上允许不同，但其内涵则不能是任意的，因为它们必须受到谜底或表的内部结构在客观上的唯一性的限制.也就是说，科学理论的正确与否，最终还必须接受实验唯一的严格论证，方可作出最后的定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爱因斯坦指出：“科学作为一种现存的和完成的东西，是人们所知道的最客观的、同人无关的东西.”[6]与此同时，他针对“科学作为一种尚在制定中的东西，作为一种被追求的目的，……是主观的，受心理状态制约的”[6]，又赋予了科学理论创立的过程某种主观性的“自由”，并且强调这种“思维的自由创造”是受到物质性、逻辑简单性、准美学方法和经验检验等几个原则的制约的.所以爱因斯坦所推崇的构建科学理论时的自由创造思想，决不是唯心主义的观点.相反，则是构成了他的认识论的思想精髓，并以各种具体形式，充分展现了他高智商的两大要素——逻辑思维能力和非逻辑思维能力.

首先，表现于爱因斯坦在科学创新活动中，对于一些基本概念的研究，善于将它们放到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追本溯源，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和审查，看其能否接受经验的验证.对于那些隶属于先验性的概念，他总是大胆地将它们从“奥林帕斯天堂”拖回“人间”，重新进行“思维的自由创造”.其中“同时性”的另行定义，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其次，体现于爱因斯坦运用音乐所赋予他的感性思维来进行科学创新.由于他自幼是在倾听着母亲弹奏贝多芬的交响乐的艺术氛围中长大的，使他一生与音乐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从6岁开始就学音乐，不仅造就他成为一个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而且深谙古典音乐大师的名作.正是深受音乐的熏陶，他才逐步地掌握了作曲家的创作方法，学会了作曲家的思维方式.并且“音乐语言”所创造的“音乐形象”，极大地丰富了他的科学想象力和形象思维的能力.在他看来，“思维绝大部分不用符号（词）也能进行，它是一种形象的活动，因为概念没有必要非同词联系起来不可；而且，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2]于是，爱因斯坦将其受到音乐训练的感觉和知觉方式应用到科学研究上，使他在思考问题时采用图像（形象思维）来表达，而不是用语言.他通过对真实的科学实验的格式的类比与模仿，进行了“理想实验”，也称“思想实验”.这是一种复杂的形象思维与逻辑推理相结合的认知活动，曾被马赫（E.Mach）称之为人类“智力水平更高的实验”，是“科学研究最重要的途径”.[8]它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形象思维积极地参与其中.在创立狭义相对论时，爱因斯坦多次运用理想实验，才导致了他的思路得以步步深入.在阿劳中学时的“追光”理想实验，培育了狭义相对论的萌芽；导体和磁体相对运动的理想实验，揭示了电磁感应中并非为现象所固有的不对称；两个观察者同步钟的理想实验，帮助他定义了同时性.另外，狭义相对论的一些重要结论，如运动物体长度收缩，运动时钟变慢，都是从理想实验中按逻辑演绎的过程推理出来的.与此同时，音乐这种借助其独特的 “音乐语言”和“音乐形象”，把杂多导致统一、将不协调导致和谐的由有组织的谐音编织起来的艺术篇章，还使他遵循着对称类比的逻辑方法，一眼视出在将“麦克斯韦电动力学……应用到运动的物体上时，就要引起一些不对称，而这种不对称似乎不是现象所固有的”[7]，并由此找到了创立狭义相对论的突破口.难怪爱因斯坦宣称：“真正的科学和真正的音乐要求同样的思维过程.”[9]

再次，从爱因斯坦用不同的词语来阐述科学理论的美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十分赞同彭加勒关于科学美的观点，也同样赋予了他的准美学原则以“和谐”、“统一”、“对称”、“简单”的内涵，并以此作为他进行科学审美思维的依据，构建、评价和选择科学理论的标准.在他看来，“和谐”是针对理论的内容角度上说的，“对称”是从理论的形式上讲的，而“简单性”则是拟就理论的逻辑基础而言的.对于后者，爱因斯坦还特地将它命名为逻辑简单性原则，意指一个科学理论体系应具有最大可能的简单性，即其包含的彼此独立的假设和公理最小.按照他提出这个原则的本意，一个科学体系应当选择更加“简单”的理论.这不仅是由于这种理论更加基本，概括了更多的经验事实，包括着更多的信息量，因而也更加严谨和完备；同时也由于它所依据的建立在直接感觉经验之上的独立的逻辑元素更少，而“这些逻辑上彼此独立的公理的内容，正是那种尚未理解的东西的残余”，因而人们被事物的表面现象所迷惑而出现错误的几率也就越少.所以，根据“逻辑简单性原则”进行理论的选择，可以提高科学体系的可靠性。爱因斯坦还认为，当从“基本概念和公理”引向经验事实“愈来愈远”，或者可被证实的结论也“变得愈来愈困难和更费时日的时候，这种论证方法对于理论的选择就一定会起更大的作用”.我们知道，狭义相对论的基本原理（公设）只有两条，光速不变原理和相对性原理.由这两条公理连同关于时间同时性的定义一起，就成功地解释了高速运动的全部物理现象 （不包括量子效应）.而洛伦兹（H.A.Lorentz）为了要用古典理论来解释迈克尔逊（A.A.Michelson）-莫莱（E.W.Morley）实验而提出的固定以太收缩理论，则用了11个假设才解释了部分高速运动的物理现象，而且矛盾重重。从这两种对比中，我们足以清楚地看到，逻辑简单性原则的重大作用.

爱因斯坦进行科学审美思维时所崇尚的准美学原则，还可以称之为定性概念形式的抽象对称法.用这种方法建造的科学理论，不仅在逻辑上是简单的，而且在内容上是统一、和谐的.在创立狭义相对论以后，特别是在闵可夫斯基（H.Mikowski）的工作，即运用严密的数学逻辑推理，引入一种被称为闵氏几何的形式体系，使定律的数学形式本身就保证了它在洛伦兹变换下的不变性。此后，爱因斯坦又将定量数学形式的协变对称法作为他的准美学原则之一.怪不得狭义相对论被人们喻为艺术化的珍品，如密立根（R.A.Millikan）曾称它是19世纪一种最美丽的光的波动理论的继续.而爱因斯坦则被尊称为“科学的艺术家”.

此外，爱因斯坦还说过：“我相信直觉和灵感”[6].这两种分别为瞬时完成的和延时完成的非逻辑思维方式，可谓是他进行科学创新的一大特色.虽然他对此没有给出直接的定义，但从爱因斯坦的许多论述及其科学实践中，似乎可以作出这样的回答：所谓直觉是指人们能够敏锐地认识事物本质的一种理解力，也是公理体系和经验基础之间的一种非逻辑的联系形式.它是以经验事实和以往的知识为依据，但又不拘泥于经验事实和以往知识，而是在此基础上通过某种形式的辩证思维和创造性想象来实现认识上的飞跃.因而，它最富于创造性.但由于直觉中包含有想象或“自由创造”的成分，因此它在方法论上又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并且从问题到直觉的产生是直接的、即时的，无需有意识的思考，就可达到对问题实质的直接把握.而所谓灵感虽然也是既要依赖于但又不拘泥于经验事实和以往的知识，可是它和直觉产生的模式不同，灵感的产生不是在紧张的思考过程中，而是在思维饱和之后的放松阶段——散步、娱乐等.从面临所要解决的问题到灵感的产生，不是直接的、即时的，而是延时的.如：爱因斯坦在谈到自己在思考“一个人以光速追踪一条光线运动时会看见什么现象时”曾写道：“从一开始，在我直觉地看来就很清楚，从这样一个观察者的观点来判断，一切都应当象一个相对于地球是静止的观察者所看到的那样按照同样的一些定律进行.”[6]在这里，爱因斯坦实际上是利用了物理学各种知识的总和对光线运动状况进行直接的判断而作出的推论.对于因媒介物的触发而产生的灵感，他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从1895年他就开始思考“如果我以光速追踪一条光线我会看到什么”这个问题.可是，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中所出现的一个“悖论”，他一直没有想清楚症结何在？便以此为“锲子”进行了长达10年的思考，终于在1905年的一天早晨起床时，突然想到：对于一个观察者来说是同时的两个事件，对别的观察者来说就不一定是同时的.爱因斯坦立即紧紧抓住这一“灵感的闪光”，建立起同时性相对性的概念.

关于爱因斯坦在构建狭义相对论的艰辛而伟大的征途中所表现出来的情商，除了前面所提及的各种要素以外，诸如：激情——真挚、强烈而丰富的宇宙宗教感情；探索动机——“对理性知识的追求”；坚强的意志——为了将电磁学纳入经典力学框架，足足花了10年的心血；兴趣——痴迷于对哲学和物理学前沿问题的探究.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要素就是青年爱因斯坦的个人性格中所明显含有的若干互补但又彼此对立的成分.根据世界著名的爱因斯坦研究专家、原美国波士顿大学物理学教授施塔契尔 （J.Stachel）的考察，爱因斯坦这样的性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他力图获得处于权威地位的前辈的承认与赞许，但仍需要保持独立性，有时为了追求自己的目标，甚至对这些权威人士表示无礼不敬；其二是极力寻求密切的友情与爱情，但为了追求他的智力的“发明”仍需要孤独.[10]爱因斯坦曾指出：“放肆无礼万岁！它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守护神”；“我寻求孤寂”[10].正是由于他的“放肆无礼”，赋予了他对事物始终抱着穷根究底的探索态度，在钻研“空间和时间”这个问题时，要比常人深刻得多.从而使他不满足于一切现成的东西；不满足于人类知识的现状，不迷信权威，不崇拜偶像，不因循苟且、墨守成规。而是勇于冲破旧思想的牢笼，大胆地进行科学创新.这种不畏越出雷池一步而遭“众叛亲离”之举，驱使他在科学综合的品格上，创新的胆魄上，远远独步于同时代的其他科学家之上.如果将爱因斯坦同洛伦兹和彭加勒作一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前者虽然率先为运动系统中的电动力学写下了“转换公式”（洛伦兹变换式），后者尽管也首次为这一研究课题提出了“相对性概念”.但是，这两位物理学家却都没有抓住那个时代的机遇.终因他们死守旧观念，缺乏对于时空有更自由的眼光而与狭义相对论失之交臂.因此，第一种对立统一的个性品格，表明了爱因斯坦在仰慕科学大师、尊重过去的知识与经验的同时，既不盲目地迷信他（它）们，又要力图进行破旧立新.至于第二种矛盾统一的性格，则揭示了爱因斯坦一方面热切地渴望着求得 “科学的知音”，另一方面向往自己能成为一个离群索居的自由探索者，以便给自己留下充足的“自由学习”和“自由创造”的空间.爱因斯坦的性格所具有的对立趋向，后来也陆续地被其他研究者所察觉.例如，科学史家霍尔顿（G.Holton）于1988年曾指出：“爱因斯坦一生的工作与风格中……（有）一组显著的令人困惑的对立倾向”[10].他们似乎认为，“这种对立所产生的张力或许就是创造力的源泉.”[10]而对于他个性中明显有背于占主流地位的思想或行为的那部分，爱因斯坦曾于1955年3月在他的《自述片断》中，将其命名为“离经叛道”[6].

当然，爱因斯坦的“放肆无礼”，也使他不见容于当年他所就读的苏黎世瑞士联邦工业大学的物理学教授韦伯（F.Weber）.虽然两人之间僵化的关系还谈不上彼此的个人恩怨，但对爱因斯坦却影响甚大，结果直接导致了他在该校毕业后即失业.后来经过两年的四处奔波，最终靠朋友父亲的帮忙，他才于1904年9月在专利局谋得一个固定的职位.即便如此，爱因斯坦当时的处境仍然相当艰难.原因在于他不仅要养家糊口，而且还要赡养体弱多病的母亲.3900瑞士法郎的薪水使他入不敷出.但是令人惊讶的是，他却一反常人对此所作出的沮丧反应，始终抱着冷静的态度，积极而乐观地应对眼下的这种困境.这如同他当年的好友索罗文所评说的那样：对于爱因斯坦而言，“充满快乐的贫穷是件多么美好的事情！”[10]因为每天8小时“无聊的”上班时间连同周日，可以由爱因斯坦“自由支配”，用于“勤奋的智力工作和考察上帝的性质”[10]，将他“主要的兴趣……转向到力求思想上掌握事物.”[10]据此，著名的科学史家兼物理学家派伊斯（A.Pais）曾称他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人”[10].爱因斯坦的一席话，道出了他这种面对贫困的“离经叛道”，所给予他的准确定位.他说：“紧张的精神劳动和对上帝本性的沉思，是将引导我通过此生一切忧患的天使，她们安抚我、激励我，虽然严厉无情.”[10]

我们不妨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爱因斯坦缺乏这种“离经叛道”的性格，凭他的天才极有可能在大学毕业后便可被留校工作.如此一来，高校常规性的工作，不仅使他不可能成为一个积极面对生活的离群索居的“最自由的人”；而且也不可能使他的那种保持自由状态的科学创造力得到充分的发挥.故而他也就无法做出后来的惊人发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国著名的学者方在庆先生言及爱因斯坦留校不成，好不容易去了专利局工作，真可谓是阴差阳错.

概而言之，爱因斯坦的这篇划时代的历史文献，熔哲学、美学和创造学三者于一炉.既以它的“统一性思想、逻辑简单性、相对性思想和几何化思想”代表了人类知性生活的最高成就，以及科学研究理性自觉的程度和水平；又以它所显现出的卓越的研究艺术令人叹为观止.在这当中，爱因斯坦超凡越圣的“智商与情商”，得到了淋漓尽致而恰到好处的发挥.因此，我们必须将他留给后代的这份极其宝贵的精神遗产——人类知性的火种，世代相传.在关于着力打造创造性人才方面，除了高度重视智商教育、关注人的个性发展之外，情商教育同样势在必行.即只有对学生进行“通识教育”，才能造就出“博采众长、通而后专”的人才.这也是当今我国各级各类学校在教育体制、教育理念、科目设置、课程理论、课程内容和结构，以及校园文化生活等方面，励精图治的一个永恒的主题.笔者深信，只要我们能够出色地传承好爱因斯坦的这份人类知性的火种，我国的教育事业就一定能够在不远的将来，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其中特别是对推进我国由“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质的飞跃将大有裨益.由此，我们就有望在21世纪的全球人才竞争中获得主动权.这对于加速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促进中华腾飞、构建和谐社会，无疑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1]杨振宁.爱因斯坦:机遇与眼光[J].物理与工程,2005(6):1-6.

[2]李醒民.哲学是全部科学研究之母——狭义相对论创立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分析（上、下）[J].社会科学战线（长春）,1986(2):79-83;1986(3):127-132.

[3]卡耐基.人性的优点[M].呼和浩特: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4.

[4]Hideki Yukawa.Tabibite(The Tyaveler).World Scientiric Publishing Co.1982.107.

[5]爱因斯坦文集（卷3）[M].许良英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6]爱因斯坦文集（卷1）[M].许良英,范岱年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7]爱因斯坦文集（卷2）[M].范岱年,许良英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

[8]杨旭.理想实验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的作用[J].四川大学学报,1981(3):89-91.

[9][苏]Π A拉契科夫.科学学——问题 结构 基本原则[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

[10]方在庆.爱因斯坦、德国科学与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THE MORE AND HOLY EXCEPTIONAL IQ AND EQ IS THE MAGIC OF EINSTEIN’S SURPRISE

CHENG Min-zhiZHU Ai-guo
（Physics and electronics Department of Chaohu College,Anhui Chaohu 238000）

For Einstein′s surprise,which successfully created a splendid history of the special theory of relativity,it depended on his extremely high IQ and EQ.It was revealed that the formation reasons of psychological qualities and the value of the theory of relativity.In order to inspire recent persons and posterity.While it could heritage the human intellectual fire.To promote education strong and prosperous.

Einstein,The special theory of relativity,IQ,EQ

K826.11

A

1672－2868（2011）06－0063－07

2011-10-16

巢湖学院教授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

程民治（1945-）男，安徽绩溪人。现任巢湖学院物理系教授，研究方向：物理学史，理论物理和科学哲学

责任编辑：宏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