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兆奎， 邵 侃

（1．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陕西杨凌712100；

2．吉首大学 历史与文化学院，湖南 吉首416000）

唐代乡村治理模式的演变
——以“逃户”问题为中心的考察

商兆奎1， 邵 侃2

（1．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陕西杨凌712100；

2．吉首大学 历史与文化学院，湖南 吉首416000）

人口掌控历来是国家介入乡村社会的主要推手，而传统社会普遍存在的“逃户”问题直接决定了乡村治理的走向。唐初，统治者继承三代以来的乡官制，将其构建的“均田——租庸调——户籍”制度体系全面植入乡村社会，形成了一元权力支配下的治理模式。随着均田制不断地被蚕噬，“逃户”问题开始凸显，在“逃”与“括”的反复博弈进程中，政府掌控能力渐趋弱化。安史之乱后，“逃户”问题持续恶化，“以官治民”为核心的科层治理结构完全崩溃，为了摆脱严峻的乡治困境，唐政府顺势应变，废止乡官制，将以富户轮差为基础的职役制推向前台，乡村治理模式由此转型。

唐代；乡村治理；逃户

“人口——土地”生态链的均衡发展历来是国家政 治的核心议题，唯有如此方能保障乡村社会的稳定和国家机器的健康运转。历代统治者更是深谙此意，在王朝甫定初期往往通过土地权益分配的重新洗牌，优化人口与土地的关系，并且在处理乡村问题时都会采取较为审慎的态度，在最大化汲取乡村资源和维稳统治之间拿捏分寸。然而由于统治者固有的阶级属性和剥削本性，理想的制度设计在实际运作进程中逐渐走样，“人口——土地”生态链似乎总是难以规避的陷入“断裂——调整——平衡——失衡——断裂”的历史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