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佳灵

霍克海默对“神话与启蒙”的存在论阐释

王佳灵

霍克海默认为，启蒙和神话分享了共同的存在论原则即形而上学,因此，启蒙并没有超越神话，超越主客分离带来的虚无主义。当启蒙用理性的原则贯彻所有一切之上并赋予所有的一切以存在之根据时，理性的内在性与其要求达到外部世界之间的矛盾便暴露无遗。霍克海默通过这种存在论分析，揭示出了启蒙的虚无本质。霍克海默对于启蒙与神话的存在论阐释对于认识和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霍克海默；启蒙与神话；理性；存在论；虚无

在我们这个时代，所有问题中的首要问题是什么？也许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马丁·海德格尔所追问的是，“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1］19这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难道我们竟然可以反过来说，真正存在的乃是无，而在者反而不在吗？这样的无，究竟居于何处呢？而在者的在，又是怎样的一种存在呢？难道这就是最首要的问题吗？如果这样一个问题始终被隐蔽在黑暗之中，那么，我们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事实上，虚无并不在别处，并不停留在所有的在者之外，并不隐身于遥远飘渺的幻境，它昭示了存在，甚至其本身就是存在。霍克海默深切地体会到了这种虚无。在当代，虚无的阴影就重叠在启蒙的光明之中。启蒙的真理，理性的清晰，都无法消除虚无本身。在那些理性宣布获得最伟大胜利的地方，在自然科学中，在逻辑和数学中，在那些人与人的关系被工具理性的原则彻底贯彻的地方，到处都能够使人发现其中无法被理性完全消化的东西；用霍克海默的话来说，到处都存在着无法被还原为数字的，或最终无法被还原为太一的东西。因此，对霍克海默而言，他力图揭示的问题就在于：“人类没有进入真正的人性状态，反而深深地陷入了野蛮状态，其原因究竟何在？”［2］1启蒙本身是为了消除野蛮，使人进入人性的光辉之中。但是，当人性逐渐被理解为人的理性之后，启蒙的目的就变成为：让一切都合乎理性，并且消除所有无法被理性原则规定的东西。于是，世界成为了理性的世界，人类以理性为原则来改变世界。理性自命“要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替代幻想。”［2］1如今，当启蒙将它的永恒法则贯彻到所有一切之上并且赋予所有的一切以存在根据之际，忽然发现了自身原则的荒谬，即，使人类又重新陷入野蛮状态。这种荒谬是启蒙无法克服却又内在于其自身之中。这个荒谬一定是一个具有存在论意义的事件，它意味着虚无的又一次显现自身。而霍克海默的批判，正是从这里开始的。在霍克海默看来，问题的关键，“只能到畏惧真理的启蒙自身中去寻找。”［2］3

启蒙的公开敌人是神话。在常识看来，神话虚构出一种超越于人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决定了一切存在者的根据，这其中也包括了人。在神面前，人俯首帖耳，无所作为。人的一切都被神所压制。神话用一种超自然的东西来解释世界，而人的理性必须屈从这种力量才能得到许可。比如荷马史诗中的奥德修斯神话：“奥德修斯从未占有一切；他总是要等待和忍耐，总是要不断地放弃。他从来没有尝到过莲子的滋味，也没有吃过太阳神许珀里翁（Hyperion）的牛，甚至在他穿越海峡的时候，还必须得计算被斯库拉从战船上掠走的船员数目。奥德修斯披荆斩棘，奋勇直前；战斗就是他的生命；在这个过程中，他和他的伙伴所获得的荣誉只能证明，他们只有通过贬低和祛除他们对完整而普遍的幸福的追求，才能够最终赢得英雄的头衔。”［2］56神话乃是敌视人的，也是敌视理性的。因此，当启蒙取代了神话成为新时代的内在精神，人们在其中看到了以往所未曾有过的新的希望。最显著的一点就在于，理性通过启蒙而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人不再需要听命于神，而只需要按照自己的理性行事，人们将这一点看成是巨大的转变。人通过这样一种转变获得了解放。

常识对于启蒙与神话的解释，并没有使霍克海默停止思考。相反，霍克海默发现了启蒙内部的秘密，而常识，不过是启蒙自身给出的表面的解释；而在内部，在存在论的根基上，霍克海默发现，启蒙和神话这一对表面的敌人其实分享了共同的形而上学前提。“启蒙倒退成神话”［2］3，“启蒙就是神话”，这正是霍克海默的“启蒙的辩证法”的真实意义。

启蒙何以成为神话？这需要从启蒙与神话的存在论基础上去寻找。形而上学的天命正是从神话时代开始的。在神话时代，人们就已经面临着一种恐惧，即面对着变动不居的感性存在的时候所感到的不确定性。当人已经将自己与自然界分别对待之后，这种不确定性与恐惧就开始了。在这里，虚无开始显现自身。作为“主体”的人在面临作为“客体”的自然界时感到自身的强烈的空虚和乏力，正是这种分离和对虚无的无法忍耐，使人不得不创造出一个超感性的神的世界来拯救自身，哪怕自己最终不得不匍匐在这个由自己产生出来的东西的脚下。在霍克海默看来，人通过这样一种扭曲的方式来逃避虚无，同样也通过一种非常隐蔽的方式——献祭，来实现自己隐秘的目的。“在祭祀过程中，替代物的出现标志着向推理逻辑迈进了一步。”［2］7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神话时代不过是人这个“主体”还没有长成时期的产物。一旦当人感觉到自身的力量，一旦当人开始不需要借助神的帮助就可以逃避虚无的时候，神话时代也就结束了。而启蒙的意义也就在这里，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人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权力。”启蒙的时代，也即带来光明的时代，光明来自理性。

然而，启蒙不仅没有克服神话时代所带来的人与自然的分裂，反而更加剧了这个过程。“启蒙为了粉碎神话，吸取了神话中的一切东西，甚至把自己当作审判者陷入了神话的魔掌。”［2］9从启蒙时代一开始，理性就开始排斥感性，并且力求将感性解释为经验并将其纳入自身内部。理性之所以伟大，正因为它排除了一切杂多的感觉内容，排除了所有无法确定和无法自身同一的东西，从而变得清楚明白，达到了纯粹，也即达到了绝对。只有理性才有资格成为真理的保证，这是启蒙时代的根本原则；这不仅是认识论的原则，更是存在论的基础。一切存在者的存在根据，并不在存在者本身，而在于它必须是被理性所规定出来的存在者。理性成为了行规定者，也就是主体。从表面上来看，是人成为了主体，但实际上，人也是被理性所规定的，是理性存在者，人“只是把自己设定为一个物”［2］25。所以，启蒙的原则，其实又是主体原则。理性的主体性，在启蒙时代所有伟大的哲学家那里，在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那里，在康德的“知性为自然立法”那里，在黑格尔的“主体即实体”那里，到处都能够得到呼应。关于这一点，霍克海默有深刻的洞见，他将启蒙的实质称为“主人的精神”。这个主人，并非任何人，而就是启蒙的本质。

一切神话时代都将走向它的终结，伴随着神话时代结束的，一定是渎神的狂欢。这意味着诸神的超感性世界的完结和崩塌，同时也意味着人们又重新遭遇虚无。那么，当神话被启蒙所取代，情况是否会有所不同呢？霍克海默十分肯定地回答，不会。他的这个回答是一个本体论的回答，因为他十分清楚地发现，“启蒙就是神话”。从根本上说，启蒙并没有放弃那个主体，并没有放弃构造一个超感性的世界。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个越来越抽象，越来越形式化，越来越数量化的世界。因为启蒙日益执著于其自身，日益表现出对外部世界的恐惧，所以我们这个世界也就日益远离我们。理性渴望能够把握外部世界，但却在外部世界的巨大黑暗中一再退缩，一再退回到自身的水晶一般洁净的光明之中。我们一再地将被我们所把握到的东西置于理性，也即主体性之中，因为只有如此，我们才感到可靠和确定，除此之外，我们对这个世界无能为力。然而，只要人们从纯粹的理性出发，便再也无法贯穿在它之外的对象，因为理性究其本质是内在的。于是，我们也到处可以看到无法解决的困难，思维与存在，自我与他人，自然与社会，事实与价值，到处都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如果理性能够满足于停留在自身之内，那么，这种分裂状况仍然是可以保持住的。然而，理性却无法忍受其自身，失去了外部世界，理性这个幽灵也将失去生命。马克思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非对象性的存在物，那种绝对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非存在，是无。而精神，意识，理性原本要达到的是有。于是，理性就面临着无法调和的选择的痛苦：要么保持其自身的内在性与确定性，然而绝对的抽象本身乃是无；要么放弃自身的抽象，真正地达到它的对立面的本质。然而，作为理性的理性是无法做出任何一种选择的，于是，它只有不停地处在痛苦之中。一方面理性无法不保持其自身为纯粹的理性；另一方面，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有一种神秘的感觉驱使哲学家从抽象思维进入直观，那就是厌烦，就是对内容的渴望。 ”［3］115在哲学上，理性只能一再借助于高级的直观来达到对象；在现实中，当我们借助工具理性想要达到自然的时候，我们却发现已经无法把握自然的真正本质。但工具理性却无法放弃自然，可是它始终无法达到自身与自然的统一，于是只能片面地和抽象地把握自然，只能将活的自然转化为僵死的数量。理性是以否定对象的方式来达到对对象的占有的。在这样的占有中，理性所感到的不是巨大的肯定，不是满足，而是巨大的空虚，为了克服这种虚无感，又只能继续追求数量上的庞大，因为这是它把握外界的唯一的方式。因此，霍克海默通过这种存在论的分析，发现启蒙希望能够通过理性来克服虚无，却不料更深地陷入了虚无，“这种荒谬的处境彻底揭示出理性社会中的合理性已经不合时宜。”［2］36所以说，在这一点上，启蒙和神话没有任何的本质差别。

许多人不满意霍克海默的分析，认为他将启蒙与神话相提并论是一种矫枉过正的方法，而且并没有为这一说法提供充足的证明。但是在这里，重要的不是一种证明方式，而是问题本身是否真正存在。霍克海默的表达方式的尖锐性与非体系化，同样可以表现出他对这一问题的敏感与焦急。霍克海默以自己的方式发现了存在问题，并将这个问题作为他的首要问题。霍克海默提出了问题，但如何真正克服这个问题，却不仅是他的问题，而是我们共同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生活在共同的历史命运之中。

[1]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M].熊伟,王庆节,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96.

[2]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B0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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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1999（2011）17-0098-02

王佳灵(1987-)，女，浙江台州人，浙江工业大学(浙江杭州310023)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011-0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