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吉鹏,袁 芳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大连 116029）

论蒋光慈小说中的革命者形象

王吉鹏,袁 芳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大连 116029）

革命者形象是蒋光慈小说中重要的人物类型,这类人物形象类型繁多、特征鲜明,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现实紧密相连,有着重大的时代意义。蒋光慈的小说是对创作革命文学的初步探索,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缺陷,可是作为革命文学先锋代表,我们应该认识到其作品的价值,从公正的角度去评价。

蒋光慈;小说;革命者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蒋光慈是革命文学的代表,他虽然英年早逝,但是却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的作品,塑造了许多震撼读者的人物形象,尤其是一批革命者形象。在那个动荡的社会,蒋光慈的作品受到大多数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人的追捧,作品十分畅销,风靡全国。在小说中,他一直以自己的方式讲述那些具有着革命意识的人的故事,他们是知识分子、农民、女性甚至于受压迫多年的原本很愚昧的老一辈人,等等。在蒋光慈的小说中,几乎都是以革命者为主人公向我们展现了那个激昂血腥的时代。

一

蒋光慈描写革命者的小说大多创作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他的作品是革命时代的产物,在革命大浪潮的冲击下,蒋光慈的小说中充满了革命者的形象,如果进行类型划分,这些革命者的形象可以分为乡间贫农、城市工人、知识分子、时代女性等几个类型。我们可以从作品的主人公身上看见一束耀眼的光芒,在困苦中寻找自由。在遭遇压迫中寻求解放,以反抗证明革命者活着的意义。

乡间贫农 蒋光慈深知社会底层受苦受难的农民是革命最坚强的后盾,他们是趴在黄土地上生活的一代人。如《少年飘泊者》中经历了漂泊遭遇的汪中,他贫困的父母死于地主的强压之下,他经历了想入匪、作学徒、当工人的人生历程,在参加工人运动时遇见了革命者维嘉先生,完成向“黑暗的反抗者”“自由的歌者”“强暴的劲敌”的革命者的转变[1]（P3）。《咆哮了的土地》中“身材很矮小,为人很能干”的王贵才,他最恨的就是在他家对面住着的楼房里的主人,他的劳动成果被迫送给那连动都不用动的主人。他希望革命快些到来,希望为穷人出头的日子快些到来,他很快地接受了李杰并最终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愚昧至极但最终却仍然走上了革命道路的老一辈农民的代表王荣发,并不缺乏勤劳善良的品质,但是胆小怕事,思想封建、守旧,怀疑甚至反对革命,长久以来过惯了被主人压迫的日子,不敢反抗甚至没有想过要反抗,他们认为一切都是“天经地义”。在他们聆听了革命的道理和受到了革命的教育之后终于改变了态度。

城市工人 蒋光慈说:“对于政治反动的空气,工人比任何阶级都感觉的深刻些。”“中国的工人阶级既要受本国资本家的剥削,又要受外国资本家剥削,还要受封建势力的压迫,表现在劳动时间长,劳动条件差,工资低微,因而生活疾苦”[2]（P215）。对工人形象的塑造最形象最深刻的是在1927年写的小说《短裤党》,小说主要表现了工人的武装斗争,正面描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工人第二次和第三次武装起义。整篇小说反映了多个革命事件,其中的主人公并不是某一个固定的革命者,而是由工人阶级与部分知识分子一起构成的一个革命者群体。还有《冲出云围的月亮》中的虽遭革命失败却信念不减的李尚志;“领着队伍,手执着‘打倒帝国主义’的小红旗”的汪海平。这些革命者在蒋光慈的笔下都时刻为革命事业准备着牺牲。

知识分子 当时我国知识分子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知识分子“在经济地位上除了极少数人生活条件比较优裕之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比较低下。除去一部分接近帝国主义和大资历产阶级并为其服务的知识分子外,一般地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遭受着失业和失学的威胁”[3]。所以在革命者的形象中,知识分子以革命者和领导者的身份出现,他们宣传革命道理,组织武装斗争,他们有学识、有气魄、有思想,是年轻、朝气、蓬勃的一代,是希望与动力的象征。蒋光慈在小说《寻爱》《咆哮了的土地》《菊芬》中就描写那个时代的在“寻爱”的过程中屡屡受挫最后决定加入工会的诗人刘逸生、李家大少爷李杰、女学生何月素、“英气勃勃”“很真诚而果敢的”青年薛映冰以及“我”——一位“流浪的文人”等知识分子形象。

时代女性 女性革命者被看做是现代中国的新女性,是妇女解放的代表。借助革命,女性第一次走上了历史舞台,发出了属于她们自己的声音。在蒋光慈的小说中表现了进步的时代女性对于革命的热衷甚至为革命事业牺牲的精神。《冲出云围的月亮》中围绕在曼英身边的有柳遇秋、李尚志,骗子陈洪运,可是在曼英的内心里,她一直是以她自己的方式在与恶势力斗争着,从未放弃过。再遇柳遇秋之后,她说道:“遇秋,我们讨饭也可以,做强盗也可以,什么都可以,什么我都可以和着你一道儿做去,你知道吗?但是,我们决不可投降,决不可在我们的敌人面前示弱!”[4]（P92）如此一女子形象树起了新时代的大旗,宣告了旧时代女性的死亡。《咆哮了的土地》中的小姐“女豪杰”何月素、毛姑以及《短裤党》中的妇女部书记月娟,为丈夫李金贵报仇而牺牲的刑翠英,活泼热情、宁愿抛弃富贵生活而与革命者杨直夫结合的秋华,她们一改传统柔弱的形象,反叛了传统的道德伦理,传统女性经历过的苦难在这些女革命者身上被隐匿起来了,她们成为一个个美丽的符号,充当着革命精神的形象代言人。

二

蒋光慈小说中的革命者身处白色恐怖中。他以愤慨的热情,恣肆的笔力,对于那黑暗的社会,黑暗的统治阶级,以及屠夫刽子手的疯狂的虐杀加以无情的揭露和批判。这类革命者形象的共同特征是,虽然身份不同,但是都为共同的信念奋斗着。

受压迫程度深 贫农和工人是社会底层人物,他们受压迫程度深。在那个血泪交加的岁月里,工农抵抗的不仅是从外部入侵的帝国主义,还有残暴的国民党政府。鬼魂般散不去的黑暗势力、万恶的军阀政府、野蛮的帝国主义,蹂躏百姓的军警、红头阿三、地主恶霸,这些都是被工农大众诅咒的对象。《碎了的心》中这样写道,工人要求加工资,于是“日本大班竟开手枪打死工人首领顾阿四,并打伤无数的男女工人。”学生义愤填膺,集体到马路上示威,于是红头阿三枪杀市民,以致“马路堆满了尸首,红血虽然还未到如长江也似地流,但马路却都被溅湿了。”[4]（P111）日本侵略者的践踏和民众的挣扎与反抗,带给我们的是身体和心理双重受压迫的人们对革命军的到来的翘首企盼,盼望着革命可以为百姓展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蒋光慈笔下的S纱厂的男女工人、张进德、王贵才,他们饱尝了做奴隶的痛苦滋味,都深切地体会到被压迫的痛苦。以致于王贵才那本愚昧、不信任革命的老父亲王荣发,最后也因儿子和老伴的去世感觉到走投无路,跑上山来加入自卫队,尽他自己微薄的力量为革命军做点小事儿。他们是同时代的社会最底层人民,所以他们有着共同的遭遇的同时也有着共同的理想和愿望。

传播革命精神 在蒋光慈的笔下有这样一群人物,他们或许没有更高的知识水平,没有更大的影响力,但是他们懂得既然要革命就要救所有被压迫的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肩负着党的嘱托,去占领一个又一个徘徊麻木的心灵,他们懂得要革命就要团结。于是,激励、鼓动、劝慰便出现在他们周围,以致于不断将革命精神传播开来,让革命精神迅速蔓延到每个进步分子的心里。《碎了的心》中病人汪海平对相信上帝的护妇月君的劝说,《冲出云围的月亮》中李尚志对曼英这样说:“你是离开群众太远了,你感受不到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情绪。他们只要求着生活,只有坚决的奋斗才是他们的出路……我请你好好地想一想!我很希望那过去的充满着希望的曼英再复生起来……”[5]（P117）。这是有着先进思想的同志对革命精神的传播。在曼英对大革命失望后,用爱和希望感染着她,让希望的种子在她的心底生根发芽。这样一种对革命精神的传播尤其表现在一些具有较高觉悟的同志对底层群众的带领和教育。在《咆哮了的土地》中,受穷、受辱的刘二麻子,癞痢头和小抖乱,在他们身上还体现出了只有热情的革命者的行动的不成熟,然而,在他们背后都有着像张进德、李杰这样有勇气有谋略的智慧家指挥着,将革命精神播撒到每一位进步战士的心田。胜利的土壤是革命的热情和有计划有策略地战斗的产物。

高度觉悟和先进性 反抗的革命者们可能由于长期受到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压迫或是接受教育的程度不同,在进行奋力抵抗的过程中思想和行动上都表现出了一定的差异性,但是他们都有着高度的觉悟和先进性。张进德虽然不认识字,但是高度觉悟,有勇有谋,是一个“诚实而精明强干”的人。在青年人的眼中,“他简直是‘百事通’”,是“他们的唯一的领导者”。正是因为张进德的高度觉悟将年青人从睡梦中叫醒,使他们意识到了这个世界的不公平,他们的生活本不应该是这样的。李杰虽然是李家老楼的大少爷,但是他毅然与家庭决裂,在知道了自己“要怎样做”之后,准备以激发农民的觉悟性为出发点改变乡间的生活面貌。还有勇敢的女子梅芬。他们的思想似乎出场就带着一股让人振奋的力量。但是也有着迂腐成性的王荣发,总是怀疑李杰的李木匠,看到革命失败后绝望到用性来报复敌人的曼英。在他们身上有着某些局限性。老一辈人受压迫剥削已久,对革命军起疑,热血的青年人承受不住大革命失败的打击。但是无论哪一种革命者形象,最后在思想上都有了巨大的转变和提高。王荣发在反对儿子失败后自己也加入了革命军行列,曼英在确认自己没有的梅毒病之后成了一名积极前进的纱厂女工。这样的转变可以归功于上面所说的先进革命者的帮助,但是不要忽略的是在他们的血液中也同样流淌着向上的、前进的、先进的使人震撼的力量。

三

蒋光慈的小说继承和发扬了“五四”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面向现实,面向人民。小说中的革命者形象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以及人民遭受的苦难;配合了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小说中的革命者形象为当时迷茫找不到出路的年青人发挥了导向作用,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

革命者的遭遇揭露了社会的黑暗统治,抨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残暴的军阀势力。军阀屠杀工人、屠杀共产党人、爱国学生被暗杀、动乱地带的人们不是被饿死就是被杀死、纱厂的女工身体被玷污都揭露了人民的悲惨的境遇。于是蒋光慈的笔下出现了大量的革命者形象,如张进德、王贵才、史兆言等,同时令人憎恨的国民党反动派也被蒋光慈“拎出”,上海防守司令李普璋、地主李敬斋、张举人等。祖国土地之广阔但是竟然没有工人们开会的地方,工作条件的恶劣、农民饿死、叛徒的背叛都是对帝国主义军阀势力的严厉抨击。从这些受苦难折磨的人们身上,我们看到了革命者以及作者那坚决推翻旧世界的决心,听到了工人农民的反抗的高呼声,展现了革命党人在艰苦的环境下,在多方的压迫下奋力的反抗精神和日益觉醒。

蒋光慈的创作配合了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发挥了无产阶级文学鼓舞斗志的作用。歌颂了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有力地配合了革命形势的发展趋势。那时候一有创作即不胫而走,十分畅销,作品风靡全国。他的小说《短裤党》是作者在上海工人进行了三次武装起义之后,完成的一部近似于报告文学的作品。蒋光慈塑造了一批党的领导者、工人领袖以及地下工作者等崭新的人物形象,特别是杨直夫（以瞿秋白为模特儿）那样一个忠诚、顽强的领导者形象。由于小说是记实性的,还有一些人物也是这样,史兆言影射起义领导者赵世炎;沈船舫影射孙传芳;张仲长影射张宗昌。通过这些影像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中国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党的领导和武装斗争问题的重要作用,并且强调了政权的重要性。蒋光慈的小说《少年漂泊者》、《鸭绿江上》、《短裤党》被称为“反映中国青年斗争轨迹的三部曲。”钱杏邨在《现代中国文学作家》中就指出过,从蒋光慈的作品中,“我们整个的可以看出‘五四’以后,中国青年的革命精神进展的痕迹,和他们的行动的表现,象这样表现青年革命心理发育的系统创作,在国内我是找不到一部的,这是光慈对于中国文坛的伟大的贡献。”在当时有多少青年人就是怀揣着蒋光慈的作品去参加革命的。

四

在对蒋光慈的评价中,有些说法颇受争议。如果我们拿现在的尺度去衡量它,也许会感到不够精炼,过于格式化,或者与今天的要求不能完全契合。然而追溯起来,从革命文学的发展的阶段上看,那时正在开创的初期,这作品却已经能够表现了那一时代的面貌风格等,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夏济安在《蒋光慈现象》中谈到:“蒋我行我素,不改其粗糙,遂不免显得发育不全。”“他粗糙的文字,他自囿于某种‘公式’的想象力之贫乏,现今都摆在读者面前,让他们仔细思量。当年他的读者看来只不过容易冲动,缺乏鉴赏力,那么他生前广受欢迎不正是表示读者智力欠佳吗?”[6]在为一九三二年七月重版的《地泉》做《〈地泉〉读后感》时,茅盾曾指出,《地泉》中的作品类似于以蒋光慈为代表的“革命文学”的创作中流露出的“革命的罗曼蒂克、‘脸谱主义’地刻画人物、‘方程式’地去布置故事”。缺乏的是“感情地去影响读者的艺术手腕”[7]（P864）。提出这样的批评可能也有些偏颇。发出这样的疑问,可能和夏先生是台湾学者或是处于特殊的年代来解读蒋光慈的小说有关。批评者应该在特定的环境中来对待问题,一定要回到当时的历史现场。对于蒋光慈的作品,与其同时代的作家也曾给予过较高的评价。郭沫若称赞蒋光慈才思敏捷,说他是“一字不掉。一字不改,一气呵成。”后来,在他去世后,又在《创造十年续篇》里哀叹:“可惜死的太早了一点。假如再多活得几年,以他那开朗的素质,加以艺术的洗炼,‘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作品’的呼声怕是不会被人喊出的罢?”著名诗人柳亚子在《心文坛杂咏》中,咏蒋光慈的诗是这样写的:

痛史新翻鸭绿江,一篇短裤证行藏。

郑娘薄命张娘殉,野祭诗成已断肠[8]（P222）。

与蒋光慈同时代的作家、批评家对他的作品的推许,说明他的作品不愧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最初的硕果。

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从李杰这个典型的形象来看,作者克服了所谓的“概念化”和“简单化”的倾向。当李杰作为一名革命者回到家乡时,和张进德一起住在吴长兴家吃饭时,张进德“拿起碗筷来就咕哧咕哧地吃起来,似乎那饭菜是异常的甜蜜”,但在李杰看来,“饭菜异常地粗劣,碗筷在表面上看来是异常地不洁,那上面似乎粘着许多洗濯不清的黑色的污垢。”[9]（P3）这样的笔法表现出李杰一方面坚定地进行革命,但同时也显露出了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以及与工农大众的距离。在描写提议烧毁李家老楼时,作者写道:“李杰的脸孔技术苍白起来了。他明白了李木匠的意思。怎么办呢,啊……如果何家北庄和胡家的房屋可以烧去,那李家老楼为什么不可以烧?……但是这病在床上的母亲,这无辜的世事不知的小妹妹,可以让他们烧死吗?可以让他们无家可归吗?这不是太过分了吗,啊?”[9]（P378-379）李杰对家里人的担心和忧虑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来了。刻画李杰的心理的语言丰富,把这个革命者兼儿子、哥哥的形象融合在一起,把内心的纠结与矛盾形象生动地表现出来。

对于作者以及他的作品所带来的争议,我们也可以说,他的创作缺陷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但是作者笔下的人物表现了一代革命青年勇于前进、勇于承担重任、张扬生命的激情,不仅继承了“五四”个性主义思想,又由于拥有救亡时代的使命感而实现了个人的价值追求,这是不可否认的。蒋光慈笔下的革命者形象体现了作者对理想的真挚的追求,也包含着作家的感受。由于蒋光慈小说是对创作革命文学的初步探索,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缺陷,但是他作为革命文学先锋性的代表,他的功绩仍然是不可泯灭的。

[1]蒋光慈.少年飘泊者题引·怀拜伦[A].蒋光慈文集（第一卷）[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2]蒋光慈.短裤党[A].蒋光慈文集（第一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3]张静如,刘志强,卞杏英.中国现代社会史[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

[4]蒋光慈.碎了的心[A].蒋光慈文集（第一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5]蒋光慈.冲出云围的月亮[A].蒋光慈文集（第二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6]夏济安.蒋光慈现象（庄信正,译）[J].现代中文学刊, 2010,（1）:61-84.

[7]周扬,序.地泉.五人序[A].中国新文学大系[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

[8]柳亚子诗选[M].刘斯翰,注.徐文烈,笺.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

[9]蒋光慈.咆哮了的土地[A].蒋光慈文集（第二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Images of the Revolutionaries in Jiang Guangci’s Novels

WANG Ji-peng,YUAN Fang

（School of Literature,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Dalian116029,China）

The images of revolutionaries are important figures in Jiang Guangci’s novels.There are many kinds of such vivid character images,which are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social realities in the 1920s and 1930s and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Jiang GuangCi’s novels are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to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thus inevitably there would be some defects.Since Jiang GuangCi is a pioneering representative for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We should realize the value of his works and make an objective appraisal on him.

Jiang Guangci;novels;revolutionaries

I207.42

A

1009-9735（2011）04-0001-04

2011-01-05

王吉鹏（1944-）,男,江苏东台人,辽宁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鲁迅和中国现当代文学;袁芳（1988-）,女,辽宁大连人,辽宁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