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柱

（ 云南省交通厅，云南 昆明 650031 ）

周汝昌与红学考据（下）

吴国柱

（ 云南省交通厅，云南 昆明 650031 ）

周汝昌先生创造的“悟性考证法”实质上就是红学史上索隐派早已用滥了的索隐方法。这种方法的根本特点，就是用考据学的方法去解读文学作品的文本，将小说中虚构的人物形象和情节描写等，与实际生活中的真人真事对位，从而得出一些非常荒唐的结论，使自己的红学研究陷入“新索隐”的泥潭。

索隐派； 悟性考证法； 新索隐

周汝昌先生在他的红学考据中，特别强调“悟性考证法”的“特异”功能。但这种所谓“悟性考证法”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考证方法”呢？说穿了，所谓“悟性考证法”，实质上就是红学史上著名的索隐派早已用滥了的“索隐方法”。

一

红学史上的索隐派与考证派，表面看来似乎是“尖锐对立”的两大学派，其实他们在治学方法上是基本一致的。也就是说，无论是索隐派还是考证派，他们所运用的治学方法都是我国传统的考据学方法。而二者的根本区别则在于，他们所“考证”的对象各不相同耳。直言之，对于小说这类文学作品而言，考据学方法只适用于对其作者、时代、版本等史实还原问题的考证，而不是一种文本解读方法。文学作品的文本解读方法，只能是文学的方法、美学的方法；而如果将考据学方法用来解读小说作品的文本，这就必然成为索隐派。换句话说，用考据学方法来考证《红楼梦》的作者、时代、版本等实证问题，就形成红学史上的考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