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认同：中共处理危机事件的法宝——以抗美援朝期间的诉苦运动为例<br/>

情感认同：中共处理危机事件的法宝——以抗美援朝期间的诉苦运动为例

2011-08-15姜晓丽唐明勇

天中学刊 2011年3期

关键词：抗美援朝战争动员民众

姜晓丽，唐明勇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广东广州 510225）

情感认同：中共处理危机事件的法宝
——以抗美援朝期间的诉苦运动为例

姜晓丽，唐明勇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广东广州 510225）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针对民众存在的种种消极心态，通过开展诉苦运动，充分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激发民众的爱国情感，起到了较好的情感动员作用，使广大民众对党的抗美援朝决策产生了高度认同感并在行动上积极支援抗美援朝战争。

抗美援朝；诉苦；中国共产党；危机事件；情感认同

情感认同是心理学上的一个术语，是指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人和人的心理相容性在情感上的体现以及人对感知对象在情感上的接受。本文所要讨论的情感认同，具体是指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广大民众对党的抗美援朝战争决策的情感认同。那么，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广大民众的情感认同是如何形成的呢？笔者通过对抗美援朝运动的一些相关资料的梳理发现，诉苦是民众情感认同形成的一种重要的心理机制。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党通过开展诉苦运动，充分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激发民众的爱国情感，起到了较好的情感动员作用，使广大民众对党的抗美援朝决策产生了高度认同感并在行动上积极支援抗美援朝战争。

一、诉苦运动前广大民众的心态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在我国的各阶层群众中引起了一定的思想波动和混乱，广大民众对于朝鲜战争，特别是对于中国共产党做出的抗美援朝决策“思想认识很不一致”，存在多种“消极性”的心态。这些消极性的心态主要包括冷漠的心态、恐美的心态、崇美的心态和亲美的心态。

(一) 冷漠的心态

由于朝鲜战争不是直接发生在我国的领土上，也不是直接针对我国的战争，因此，对广大民众的心理冲击不是特别显著，许多民众对朝鲜战争抱着漠不关心的态度。在普通民众当中，许多人认为“朝鲜战争，碍不着中国的事”，“只要不打到中国，就没有关系”[1]。在部队中，有些官兵也认为“美国鬼子不会打到中国来”，我们“不要多管闲事，惹祸上身”[2]22。就连对政治、时事等一向都较为敏感的教师和学生，也有不少“反映冷淡”。很多教师认为，“中国政府不能太认真”[3]。很多学生在听到朝鲜战争爆发的消息后“感到突然”，有些人甚至不相信，认为宣传形势的严峻性是“危言耸听”、“制造战争气氛”[4]。漠然无谓的心态在广大农民中更是普遍存在，很多农民存在着只要种好自己的地，其他的事情和我无关的心理。

(二) 恐美的心态

建国初期，人民民主政权尚未完全巩固，经济上是国民党留下的一个烂摊子，与美帝国主义相比，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相差甚远。面对这种情况，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民众在抗美援朝的问题上都存在很大的忧虑。我国领导人在决定是否进行抗美援朝战争时就经过了艰难的抉择过程。而对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说，害怕和美国交战的心理更是普遍存在。当时不少人对抗美援朝能否取胜心存疑虑，对战争的前景忧心忡忡，更有少数人主张“隔岸观火”，赞成“在忍耐退让中求生存”[5]715。甚至一些部队的官兵也认为“鸭绿江是鬼门关，有去无回”[2]22。

(三) 崇美和亲美的心态

崇美和亲美的心态在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留美归国的知识分子、基督教信徒和教会学校师生中比较普遍。在美国开办的教会学校里读书的中国学生对美国的物质文化较为崇拜，认为美国创造了世界上最优秀的东西，美国的科学和物质文明世界第一，美国是天堂，一切都好，没有理由对美国仇恨；与美国有经济来往的企业界人士也认为，中国不应该去干涉美国侵略朝鲜的事情，美国对中国是比较友好的，美国在中国办学校，为中国培养了好多革命干部，美国不会侵略中国，敌视美国是不对的；还有人认为，美国在中国开办医院、教堂等是美国文化先进的表现，应该向美国积极学习，不应该进行蔑视；还有人评论，中国落后是自身的原因造成的，跟美国没关系，不应该去仇视美国。可见，在民众中，崇美和亲美的思想有很广阔的存在市场。

从客观的角度来说，民众以上各种消极性心态的存在，是很正常的，这也与我国当时的世情、国情、党情相符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动员广大民众克服各种消极心理、全力投入这场战争中，就成为非常必要的事情了。也就是说，通过大规模的、广泛深入的时事宣传教育运动，使民众认清朝鲜战争的形势和抗美援朝的必要性，“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国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6]436，树立必胜的信心和决心，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就成为非常必要的事情了。在这方面，中共采取了包括政治动员、经济动员、组织动员、情感动员在内的各种动员方式，而诉苦运动就是情感动员中最重要的一种方式。

二、诉苦与民众民族意识的增长

通过对抗美援朝运动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民众围绕抗美援朝进行诉苦的过程，也就是其民族意识形成的重要过程，这一过程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特征：

(一) 诉苦是贯穿抗美援朝运动全过程的政治动员手段

抗美援朝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经历了发起、深入和普及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都贯穿着民众的诉苦运动。诉苦，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动员民众参加抗美援朝运动的重要手段，也是抗美援朝战争能够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

发起阶段。诉苦运动的兴起是与抗美援朝运动的兴起紧相伴随的。随着抗美援朝运动的展开，诉苦作为一种动员方式也随之在全国各地各界民众中逐渐运用，并初步显示出其动员效能。这一阶段最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1950年底在南京发起，并在全国各地进一步展开，从而形成轰轰烈烈局面的学生反美帝控诉运动。当时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报道，“南京64个大、中学校的学生，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为前导，开展了深入的反侮辱、反诽谤运动，控诉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罪恶，批判亲美、崇美、恐美的错误思想”。“这次学生的正义的爱国行动，规模宏大，步伐整齐，思想内容丰富”[7]，极大地发挥了社会动员的功能。这次运动与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运动一起，汇成了“反帝爱国斗争的怒潮”，有力地推动了各地抗美援朝运动的深入开展。

深入和普及阶段。在1951年抗美援朝运动进入深入和普及阶段之后，诉苦运动也迎来了高潮时期。1951年3月14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发出《为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决议并在全国普及深入抗美援朝运动的通告》，提出“全国城乡人民尽可能普遍召集小型的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控诉日美侵略的罪行以及日美走狗蒋匪特务迫害人民的罪行”[8]46。随后，以1951年“五一”节全国规模的游行示威为中心，诉苦在抗美援朝运动的全国性高潮中得到大规模的运用。以当时的辽西省为例，当时的辽西省全省人口总数是740万，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在华暴行的大小控诉会的参加人数就达3342128人，占全省人口总数的45%强[9]39。由此可见，诉苦成为抗美援朝运动在经过高潮转入深入和普及阶段后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员手段。

(二) 诉苦的顺利开展有赖于广大干部的“引苦”工作

在诉苦中，广大干部是党的政治目标与人民群众联系的桥梁纽带，正是通过广大干部卓有成效的“引苦”工作，党的革命理念和阶级话语才得以成功地嵌入人民群众的思想之中。干部的“引苦”工作方式主要包括启发诉苦、引导诉苦和典型诉苦等。

启发诉苦，即启发民众意识到“苦”的存在，并激发起民众诉苦的积极性。在启发诉苦的过程中，广大干部针对不同群体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例如，在大城市和大工厂中，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认识水平相对较高，宣传队采取的是直接召开小组会或群众大会的方式启发人民群众进行诉苦。而在广大的农村，鉴于农民思想上存在着保守性以及出于各种顾虑而对宣传干部存在戒备心理，宣传队就通过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办法和群众接近，逐步与农民建立感情，然后启发农民进行诉苦。当时的《人民日报》曾经介绍了一个对农民进行启发诉苦的成功典型：（在帮助老乡干活时）宣传员和老乡慢慢地拉家常，从现在的生活说到过去的生活，从现在亲密的军民关系，谈到过去日本兵、国民党匪军和美国兵欺压残害中国人民的血腥罪行，老乡们便自然地把过去所受的痛苦倾诉出来。这时，宣传员就把美国侵略朝鲜和对我国的影响加以说明[10]36。通过这种方式，很自然地启发了农民群众对美国的仇恨以及对解放后的生活和伟大祖国的热爱。

引导诉苦，包括引导民众“诉什么”和“怎么诉”。在诉苦运动刚开始时，民众的诉苦主要围绕着日本帝国主义、地主恶霸和国民党匪帮等进行，存在着“诉日本帝国主义、地主与国民党的多，诉别人的多，诉自己的少”[11]100的现象。因此，怎样把控诉日寇暴行所燃起的仇恨指向美帝，引导民众由控诉和仇恨国民党匪帮和地主恶霸转而控诉和仇恨美帝，就成为党在领导诉苦运动时首要解决的问题。当时党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领导广大民众“由控诉美帝的个别暴行到揭露美帝一贯的侵略罪行；由控诉地主恶霸（在农村）、国民党匪帮、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联系到美帝霸占台湾，侵略朝鲜，轰炸东北等罪行”[12]2304。这种控诉使广大民众对美帝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强化了广大民众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和蔑视心理。

典型诉苦，就是宣传干部事先发现和培养的积极分子和典型人物等“控诉人”在会上进行控诉。这些“控诉人”，有的是直接找到的，也有的是通过小型的控诉会“发现和培养”的。例如，在当时的广州电信局，就是先进行小组控诉，然后在小组中找出比较典型的十八个人的材料，再经过仔细研究，选定了十个人作为中心控诉人[13]95。这些控诉人，往往都是遭受日、美或蒋匪特务、恶霸地主残害最严重的人，由他们讲述其亲历、亲见、亲闻的日、美帝国主义和蒋匪特务、恶霸地主的残酷暴行，能够起到激发其他群众的爱国热情，提高民众的民族觉悟的效果。

(三) 诉苦是广大民众的一种自觉行为，而不是外部力量胁迫的结果

在抗美援朝中，诉苦作为一种动员方式，被定位为“人民群众用自己的切身体验来教育自己”[14]13。在这一过程中，宣传干部所做的工作就是为广大民众诉苦提供动力、机会和场景。他们通过营造特定的充满血腥的、仇恨情感的氛围，对控诉过程的节奏进行适度把握等方式，激发广大民众的情感共鸣。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由相同的社会地位、相似的态度和价值观的个人组成的群体，在相似的情景中很容易发生相互的情绪感染，一个人的情绪可以引起他人相对应的情绪的发生，而他人的情绪又反过来加剧了这个人原有的情绪，反复震荡，循环反应，甚至激起强烈的情绪爆发”[15]327。在许多诉苦会和斗争会上，不但诉苦者痛哭流涕，在场的其他群众和宣传干部也跟着哭泣，甚至被斗争的地主也放声大哭和流泪。例如，在北京市一个兵工厂的诉苦大会上，“大会进行中，哭声不绝！痛哭晕倒的有16人”[11]99；在北京电信局的控诉会上，“长途台女工吴慧贞当场哭昏过去，一个多小时才重新苏醒过来”[16]；在学生举行的控诉大会上，有的学生在控诉时“泣不成声，以至晕倒”[14]15。从上面的事例可以看出，诉苦绝不是外力胁迫的结果，而是广大人民群众真实的情感宣泄。

三、民族意识与民众情感认同的形成

在诉苦的过程中，民族意识得以产生并强化，民族情感得以升华，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深恶痛绝，对党的抗美援朝战争决策给以积极拥护和有力支持。广大民众经过诉苦运动所形成的情感认同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 民众积极参加抗美援朝运动

经过诉苦，广大民众的民族意识逐渐增强，在党的民族理论的影响和支配下，广大民众积极参加抗美援朝运动，全国上下形成了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热潮。

全国掀起订立和执行爱国公约的新高潮。据华北地区统计，农村百分之七十的人口和城市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都订立了爱国公约。大批的青年工人、农民、学生和有革命斗争经验的老战士，都积极报名参军。在参军热潮中，到处出现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相入伍的感人事迹。全国各地知识青年，热烈响应祖国的号召，报考各种军事干部学校，立志当光荣的革命军人，保卫祖国。成千上万铁路职工、汽车司机、医务人员和农民，组成运输队、医疗队、担架队开赴朝鲜前线，承担战地勤务工作。全国劳动人民和各界爱国同胞，掀起了大规模的捐献飞机大炮的高潮，从1951年6月到1952年5月，全国人民共捐献“人民币五万五千六百五十亿六千二百三十万六千八百三十四元正，以每架战斗机值十五亿元计，可折合战斗机三千七百一十架”[17]。各地广泛开展了对志愿军的慰问活动，组织慰问团、送慰问品；开展优待烈军属的活动，妥善安排并保证烈军属的生活和生产等。国内成为抗美援朝战争的坚固后方基地，人民成为战争的坚强后盾，这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可靠保证。

(二) 民众的思想水平和政治觉悟明显提高

党通过运用诉苦这一动员民众的手段，使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国家利益等思想和观念深入广大人民心中，群众的思想水平和政治觉悟得到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到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中来，这是诉苦运动最直接的结果和所起的最重要的功能。党和政府通过在全国各地举行各种形势的控诉会，声讨和控诉美帝国主义侵占我国台湾、侵略朝鲜、轰炸我国东北、杀伤我国人民的滔天罪行，揭露美帝国主义压迫我国人民、掠夺我国财富的历史事实，激起了爱国民众的斗志和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清除了一些民众头脑中的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提高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诉苦是广大民众国家观念形成的一种重要机制。广大民众在诉苦的过程中认识到，自己的土地、财产是共产党给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给的，从而产生了对国家形象的认知和“建立在感知和敬畏双重基础上的国家认同”[18]33。例如，在北京市石景山发电厂的控诉会上，电工田泉廉在控诉了“地主”、“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给自己带来的苦难之后说：“可是，我这点苦还不大，美帝在朝鲜屠杀压迫，朝鲜老百姓怎样过？”[19]诉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普通民众的国家观念、阶级观念、民族观念。

“情感是运动动员的催化剂”[20]496，有学者把“情感的动员和情感认同”放在社会运动动员的核心位置，认为社会运动动员的特点是“情感高于理性，形式重于内容”[21]188。诉苦作为社会运动动员方式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之所以得到广泛应用并取得显著成效，是因为它能够打动人心，符合激励原则，能够激发和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情感和爱国热情。

当然诉苦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也要辩证地看，特别是从今天的视角来看更是如此。一方面，诉苦运动增强了广大民众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增强了广大民众的凝聚力、向心力，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诉苦运动中所采用的肯定一切、否定一切的做法，使诉苦运动呈现出了“泛政治化、泛阶级化、泛意识形态化”的极端化倾向，这种极端化倾向造成了广大民众对某些问题的非理性的、极端化的认识。这种极端化的认识所造成的后果在我国后来的发展中产生了许多不利的影响。如，经过抗美援朝运动的宣传，在广大人民心目中，“美国是最凶恶的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死敌，美国社会腐烂不堪，美国文化腐朽反动”[22]238；美国这么坏，中美两国就应该老死不相往来。这种认知在广大民众的思想意识中固定下来、延续下去。所以，当1972年中美关系开始恢复，尼克松来访华时，许多民众在感情上不理解、不接受。而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部分民众一度出现的对美国物质文明的盲目崇拜，也是这种极端化认知倾向的必然反映和发展的必然结果。

因此，无论是作为一段历史，还是作为一个情感动员和情感认同的个案，抗美援朝运动中的诉苦运动都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也存在一些需要反思的问题，值得我们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进行深入总结。

[1] 唐山专区抗美援朝运动初步经验[N]．人民日报，1950-12-12．

[2]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经验总结编委会．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G]．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

[3] 西北局党内通讯社．陕南区党委关于群众时事宣传工作的报告[J]．党内通讯，1950(62)．

[4] 北京市关于学生抗美援朝运动情况的报告（1951年1月）[Z]．斗争，1951(70)．中共中央华东局编印．

[5]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6] 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7] 进一步开展反美爱国运动[N]．人民日报，1950-12-14．

[8] 群众日报宣传部．抗美援朝重要文献言论汇编[G]．西安：西安群众日报出版社，1951．

[9] 张德良．抗美援朝在辽宁[G]//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抗美援朝纪实．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

[10] 侯松涛．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社会动员[D]．中共中央党校，2006．

[11] 北京市总工会．北京市工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中宣传教育工作总结[G]//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抗美援朝运动资料汇编．北京：知识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