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金莲形象研究述评

2011-08-15闫博

遵义师范学院学报 2011年5期

闫博

（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陕西汉中723001）

《金瓶梅》一书自问世以来长期饱受人们的争议,其中人们对于脱胎于《水浒传》中的人物潘金莲更是褒贬不一。有人说她是“千古第一淫妇”,张竹坡在评点《金瓶梅》时也说潘金莲“不是人”,但也有人说她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她是封建社会中女性意识的崛起者代表。关于潘金莲的评价经过了一个从简单定性到全面艺术分析的过程,前期研究者如李西成、朱星等认为,潘金莲是封建社会中堕落成性却又凶狠的妇女典型,是坏女人。后期研究者如罗德荣、叶桂桐、宋培宪等则更加注重全面的审美考察,更加注重揭示其可憎又可悲的多重性格。笔者在中国知网上输入“潘金莲”,相关的文章就有1830篇。在此基础上本文进行了总结和整理,认为对于潘金莲这个人物形象的研究可从:潘金莲悲剧命运成因,潘金莲与其它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的比较,潘金莲性格和心理的分析论以及为潘金莲正名四个方面作论述。值得一提的是,葛永海先生在2004年《古典文学知识》第6期杂志上曾发表《<金瓶梅>人物形象研究述评》一文,[1]他主要从文化内涵,性格的心理剖析和比较研究三方面入手。本文则在借鉴的基础上,又参考了近年来学界对于潘金莲的人物形象研究并进行分析整理之后,将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共分为上文所提的四个方面。以下就从这四个方面来进行分析总结。

一、悲剧命运成因论

潘金莲出生在一个穷裁缝之家,父亲早逝,九岁便被母亲卖到王招宣府学弹唱,十五岁又被卖到张大户家为奴。十八岁那年,张大户将她玷污,之后又残忍地把潘金莲送给了形象猥琐、性格懦弱的“三寸丁谷树皮”武大。潘金莲也感叹自己悲惨的命运,“想当初,姻缘错配,奴把他当男儿汉看觑。不是奴自己夸奖,他乌鸦怎配鸾凤对,奴真金子埋在土里。他是块高号铜,怎与俺金色比。他本是块顽石,有甚福抱着我羊脂玉体。好似粪土上长出灵芝。奈何?随他怎样,到底奴心不美。”[2]就是在她费尽心机不惜毒死自己的丈夫,终于嫁给了有钱有势,人又风流、英俊的西门庆之后,也仍然要忍受屈辱做出醉闹葡萄架、承溺吞精一类极其污秽卑贱的行径。潘金莲嫁给西门庆,可以享受锦衣玉食,但她也只是供西门庆玩乐的工具,没有一点做人的尊严,最终身首异处不得善终。

那么,造成潘金莲悲剧命运的原因何在,学界主要有两种看法:一是以社会、文化原因为主从外部分析潘金莲悲剧命运的成因。如周先慎在《论潘金莲悲剧》中分析了潘金莲卑微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认为“潘金莲是一夫多妻制的男权社会结出的一个恶果,她身上的恶反映了社会的恶。她的悲剧意义在于:是恶社会造成了这么一个恶女人,恶社会又彻底毁掉了这个恶女人”。[3]毛葉发在《封建婚姻制度的牺牲品——论潘金莲的淫》中,分析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潘金莲畸形的婚姻家庭,认为“潘金莲是个既可恶,又令人同情的人。她曾为自己的婚姻挣扎过,但最后还是死在婚姻问题上。潘金莲的所谓“淫”,是时代所使然,潘金莲是那一时代封建婚姻制度的牺牲品。”[4]王修华在《畸婚畸变心恶家恶化人——<金瓶梅>潘金莲悲剧的社会根源》一文中,提出封建婚姻制度使潘金莲的良知在与武大郎的畸婚中畸变；当时的时代特点使嫁于西门庆之后的潘金莲,人性又在恶家中恶化。当时的社会是“处在文化裂变的晚明时代,一方面世风日下、人欲横流,另一方面僵死的封建法规仍根深蒂固。潘金莲深受畸婚恶家钳制、被挤压到生活最底层,由于实在无力抗拒也无法逃脱历史加给她的悲剧命运,最终只能成为罪恶、污秽环境中的一朵‘恶之花’。”[5]

二是从封建社会对人性的压抑为主从内部入手分析造成潘金莲悲剧的原因。钟明奇在《论潘金莲》一文中引用叔本华在《爱与生的苦恼》中曾说:“性欲是一种最强烈的情欲,是欲望中的欲望,是一切欲望的汇集”；又说“女人则只有一桩事情——如何虏获男人的心,对其他的事情都认为是无足轻重,毫不介意。”钟明奇认为潘金莲恐怕就是这种女人的典型代表。钟明奇还利用弗洛依德的心理机制理论分析潘金莲,认为“她对金钱与权势不能说不感兴趣,但她的这部分欲望常被强烈的性欲所排挤而埋葬在隐意识层中,活跃在她意识层中的乃是她对情欲满足的永无休止的追逐……潘金莲渴望实现这种情欲的满足,可现实环境并不能使她恣意行乐。”[6]曹共锋在《人生主体意识的追求与斗决——论潘金莲的人物性格塑造》一文中从人性的角度入手,认为“潘金莲就是在不断追求人生主体意识完美的过程中改变着自己的人生,乃至扭曲了人之初,性本善的生活规则,被戴上‘淫妇’的帽子……在明朝这样一个社会里,一个主体意识稍有觉醒的青年女子,选择自己要走的道路是何等艰难,在人欲与天理、主体与客体的尖锐冲突中,既难以冲破社会固有的法权定势,又难以克服自我的弱点,等待着她的往往是悲剧。”[7]罗德荣和胡如光在《<金瓶梅>女性意识文化折光》一文中从女性意识角度分析,认为“正常的人性要求,被寄托于践踏人性的扭曲的追寻；合理的人身权利,被赋予不合理的抗争形式。在渴望超越的挣扎中,不可避免地毁灭他人；在痛苦挣扎的梦幻中,也同样不可避免地毁灭自己。这,就是潘金莲；这,就是潘金莲的人生历程。”[8]

二、潘金莲与国内外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比较

“在潘金莲的比较研究中,涉及的比较对象十分广泛,不仅有中国名著中的李瓶儿、王熙凤、林黛玉等,而且还有海丝特、安娜、苔丝等外国名著中的女主人公。”[9]在这些人物比较中主要以李瓶儿和王熙凤居多。下面略作介绍:如刘军华的《两种价值取向的建构及其毁灭的悲剧——潘金莲、李瓶儿形象的意义》从价值取向入手,认为“在潘金莲身上是一种对固有伦理道德的彻底的、完全的破坏和毁灭,对自我生命价值的执着地、坚决地追求和建构,而在李瓶儿身上却呈现出对女性的行为规范破坏和毁灭之后的重建和回归”[10]。南矩容的《一幕奴隶之间自杀自灭的悲剧——论潘金莲、李瓶儿的悲剧冲突》从分析造成潘金莲与李瓶儿的悲剧命运原因以及她俩之间的矛盾入手,认为“她们为了追求人性人欲,曾以果敢的行动突破了宗法等级的制约,成为封建礼教的叛逆者。但是她们并没有成为命运的主宰,而是回归传统,变为欲望、命运的奴隶。由于出身经历不同,她们奴性人格的属性也不同。潘金莲则由奴才性的‘纵欲’转化为封建市侩人格；李瓶儿则由奴才性的‘负罪意识’转化为封建‘贤良’人格。”[11]姚秋霞的《“气”的失衡及其重构的悲剧——潘金莲、李瓶儿形象解读》认为“潘金莲、李瓶儿一个乖张,一个柔弱,却有着绝然相似的终局。传统的婚姻制度、家庭制度及社会环境造成了她们“气”的失衡。面对紊乱与迷惑,作者又写出了她们在满足精神需求,重构心态平衡时的悲哀,写出了畸形反叛的严重后果。”[12]

赵国栋在《潘金莲与王熙凤》一文中比较潘金莲与王熙凤的不同,认为“比起潘金莲来,凤姐固然称不上淫荡,但狠毒却如出一辙,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潘金莲言行反差尚不算太大,而王熙凤根本就是言行不一”。[13]吴寿林、曹柏荣在《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论环境对潘金莲和王熙风妒妇、市侩性格形成的影响》一文中,从“封建的家庭环境铸成了潘金莲、王熙凤的妒妇性格”,“世纪末社会环境形成了潘金莲、王熙凤的市侩性格”,“各自不同的身份、地位造成了潘金莲、王熙风的性格差异”三个方面分析认为:“王熙风和播金莲的妒妇性格是当时封建的家庭制度和婚姻制度的必然产物,也是世纪末社会现实的必然产物。”[14]并指出正是由于身份和社会地位的不同造成了潘金莲和王熙凤性格的不同。韩玺吾的《女性地位之历史变迁:从潘金莲到王熙凤》在分析潘金莲和王熙凤的性格和人性发展时认为,“在王熙凤与潘金莲两个人物的塑造上,有着十分显明的前后承传关系。其性格的核心,一为跋扈,一为贪婪。然潘金莲乃残忍刻薄与贪淫无耻,终至人性沦丧；王熙凤则为八面玲珑与贪财好利,毕竟人性犹存。从这两个人物身上,我们能看到女性地位之历史变迁:女性从非人的存在,终于慢慢回复到了作为人的存在的时代。”[15]

三、潘金莲的性格和心理分析

孟双吉在《歹毒不过金莲心——<金瓶梅>中潘金莲性格评析》一文中认为,潘金莲反诬武松调戏,毒打武大的女儿和丫鬟,毒死自己的丈夫,离间西门庆与其他妻妾感情,为人吝啬,勾引奴仆和女婿,是一个心肠歹毒、阴险狡诈,深怀嫉妒,满腹邪念,贪婪刻薄,说话尖酸,丧廉寡耻,淫邪下作的形象。“她几乎包含了封建社会中落后妇女的一切缺陷与丑陋。”[16]而对于形成这种性格的原因则没有做过多的解释。柳卓娅在《<金瓶梅>中潘金莲心态深层分析》一文中,从潘金莲的生平际遇和心理特征分析潘金莲形成对于性欲的强烈渴望以及扭曲人格的内在原因。潘金莲出生贫寒以及之后被几次转卖,又被张大户奸污使她形成了不正确的、无节制的性爱观。“荒唐畸形的婚姻使潘金莲的精神备受刺激,并在生理和心理上产生紧张感。”[17]而为了消除这种紧张感潘金莲变得淫邪下流,私通奴仆,勾引女婿无所不干。潘金莲心理上的不安全感造成她阴险妒忌、尖酸刻薄的性格。里正《论<金瓶梅>的妒态与心态描写——兼谈潘金莲性格的心理依据》一文中,则主要从社会环境造成了潘金莲嫉妒的性格,“作者在探寻潘金莲妒因时,是将她放在世俗社会里的人际关系中,也就是写出她嫉妒心理形成的客观环境。将这种环境写足,她的嫉妒性格的形成,就有了充分的心理依据。”[18]潘金莲出身贫寒,先后几次嫁人,又没有金钱的支持,在一夫多妻制的封建社会中自然无一点地位而言,而就是这种环境造就了潘金莲多疑嫉妒的心理。

四、为潘金莲正名论

从表面上看《金瓶梅》中的潘金莲是个心肠歹毒、阴险狡诈,深怀嫉妒,贪婪刻薄,丧廉寡耻几乎无恶不作的女性。但近几十年有不少学者开始为潘金莲翻案、正名。

这些文章大多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以及心理学和生理学入手,为潘金莲洗去“天下第一淫妇”的恶名。如:香港学者何慕兰在《潘金莲真的罪不可恕吗》一文中,从心理学和生理学的角度认为潘金莲是一个热爱生活最求自由解放的女斗士,并为潘金莲杀夫和淫荡两条罪状做辩护,认为潘金莲的杀夫是迫不得已,是求生的选择。“在今日,单是武大性无能一点理由,潘金莲已可单方面提出并成功地离婚。可是,在那个社会,她却不能,她唯有通奸。罗德荣先生分析得好,潘金莲是被迫杀夫的,因为(一)武大发现奸情后不肯休弃潘金莲；(二)武松知道此事后定不干休；(三)不能私奔,因为西门庆有家业。在此情况下,潘金莲杀夫是无可选择的选择。在评价潘金莲与武大时,我们不应只看到一个杀人者和被杀者,而该看到两个社会化了的性别角色的关系:在封建社会的妻子与丈夫的关系。两个都是受害者,都是封建社会对女性歧视所致。潘金莲杀夫,只为求生而已。作者认为,潘金莲是一个类似尼采所说的强者:她们有充沛的强力意志、独特的自我、真诚的人生态度、永不满足的创造精神。她们否定那种教人怯懦、守旧、乐天安命的奴隶道德。她们要解放一切束缚,追求自由。潘金莲用一切的方法、一切的手段以去除束缚,去满足个人的欲望。然而,客观环境剥夺了她正确表现的机会,以至她的本能、意志力和创造精神都走上了歪路。张照琛则在《浅析<金瓶梅>中潘金莲形象》一文中认为潘金莲是女性意识崛起者的代表,“她争生存,求私欲、精力旺盛,有心机。她狂热的赤裸裸的展示自然情欲,完全不受传统道德遏制。潘金莲的行为至少在客观上是注入了追求个性解放的精神。”[19]她是男尊女卑的伦理思想的挑战者,是封建社会追求性解放的代表。陈海丽在《换个角度审视潘金莲》一文中从当时社会环境对于女性的压迫入手,认为潘金莲是一个牺牲者和受害者。“中国封建专制主义观念体系特征之一,就是彻底否定个体的人性存在,绝对要求一切个体人性服从群体所遵从的理性观念。相对于社会构成,每一个体的人性都失去存在的价值。在这种观念的统治下,任何要求肯定个人的价值,要求尊重个人的情感、个人意志、个人生活的想法和做法,都被指责为个人品质堕落。潘金莲就是这样一个社会道德罪恶的牺牲者……不管潘金莲可能有多少种生活的选择,无论她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她的悲剧,绝不只是个人品格的缺失,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社会悲剧,她的确是那丑恶社会的受害者。”[20]

结语

总结近20年来学术界对于潘金莲人物形象的分析,潘金莲的悲剧既是社会的也是个人的悲剧,是畸形社会中畸形的人格和心理的展示。从潘金莲身上看到的并不只是一个人的悲剧而是对于生活在封建社会中女性命运集中、夸张的反映。所以,潘金莲和其她众多女性就会有很多相似之处,亦会有不同之处。而潘金莲的性格更是被这种畸形社会所扭曲,最终走上了不归路。笔者认为对于潘金莲的评价既不能一味批评,亦不能过度拔高,否则就会失之公允。而后世学者不应该用现代人的眼光去审视潘金莲。毕竟,潘金莲只是当时的潘金莲,是作者对于女性命运的一种思考,有其虚构和夸张的一面。

学界对于潘金莲人物形象的研究文献浩如烟海,由于笔者自身知识水平和可供查阅的资料有限,文中只对笔者所能查阅到的文献进行了整理,列举出了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文中所涉及到的观点笔者并不完全赞同,但因有其代表性,故将其列出。对于潘金莲这个人物形象的研究还有待于人们不断地进行完善。

[1] 葛永海.《金瓶梅》人物形象研究述评[J]古典文学知识.2004,(6).

[2]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11.

[3] 周先慎.论潘金莲悲剧[J].中国文学研究,1995,(10).

[4] 毛葉发.封建婚姻制度的牺牲品——论潘金莲的淫[J].广西师院学报,1994,(2).

[5] 王修华.畸婚畸变心恶家恶化人——《金瓶梅》潘金莲悲剧的社会根源[J].名作欣赏,2009,(5).

[6] 钟明奇.论潘金莲[J]东南大学学报,2003,(5).

[7] 曹共锋.人生主体意识的追求与斗决——论潘金莲的人物性格塑造[J].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1).

[8] 罗德荣、胡如光.《金瓶梅》女性意识文化折光[J].天津社会科学院,2000,(2).

[9] 陈颖.潘金莲比较研究述评[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07,(6).

[10] 刘军华.两种价值取向的建构及其毁灭的悲剧——潘金莲、李瓶儿形象的意义[J].西北大学学报,2006(1).

[11] 南矩容.一幕奴隶之间自杀自灭的悲剧——论潘金莲、李瓶儿的悲剧冲突[J].固原师专学报,19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