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国超

（1．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2．青岛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034）

何谓“成长小说”？美国著名学者艾布拉姆斯有如下论述：“Bildungsroman和Erziehungsroman这两个德语表示‘主人公成长小说’或‘教育小说’。这类小说的主题是主人公思想和性格的发展，叙述主人公从幼年开始所经历的各种遭遇。主人公通常要经历一场精神上的危机，然后长大成人并认识到自己在人世间的位置和作用。”［1］（P218）艾布拉姆斯的论述揭示了“成长小说”的本质特征。

儿童文学理论家方卫平说：“在我看来成长小说首先是个母题，其次是意味着一个特殊的题材领域，第三是意味着一套独特的叙事话语模式。”［3］（P145）本文希望从方卫平所说的第三点切入研究对象，阐释“成长小说”的话语建构方式，以揭示出“成长小说”的某些美学特点。重点分析的作品为美国作家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下文简称《守望》）、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下文简称《呼喊》）和曹文轩的《根鸟》，希望这样的作品选择，能使本文的研究视域更为开阔、更有涵盖性，从而使得出的结论更具理论说服力。

一、意识形态话语的对话性生成

“成长小说”主要描写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年龄大致在10岁到20岁之间［4］（P6）“长大成人并认识到自己在人世间的位置和作用”的心路历程。这段心路历程绝非平坦、顺畅，而是充满艰辛，主人公甚至要“经历一场精神上的危机”，才会最终达到成长的目标。

为什么会“经历一场精神上的危机”呢？因为儿童社会的价值观和成人社会是不同的，习惯了前者的浪漫、单纯，再去适应后者的功利、复杂，肯定会产生困惑、苦闷等心理不适反应。这种心理不适是导致叛逆行为的原因。《守望》的主人公霍尔顿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叛逆性格的形象。

霍尔顿所反叛的并不是具体的那个人、那件事，而是那个社会的价值观，是那个社会的意识形态。英国学者斯道雷认为，“意识形态”是：“指与某一特定人的群体相结合的思想体系。”［5］（P2－3）这表明，意识形态话语是多重的而非单一的。反映不同“群体”的“思想体系”的意识形态话语，交融、渗透、对抗、共鸣，从而形成巴赫金所说的“对话性”。［6］（P78）对话性的意识形态话语并非是对等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而其他对立的意识形态则处于从属地位：“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将探讨使自身权利位置合法化的各种策略，而对立的文化或意识形态则往往采取隐蔽和伪装的策略力图对抗和破坏主导‘价值体系’。”［7］（P205）霍尔顿性格的闪光之处，即在于他似乎看穿了那些“使自身权利位置合法化的各种策略”，他把这些策略归纳为两个字：“虚伪”。“虚伪”是霍尔顿对周围环境评价使用最频繁的一个词，在书中重复出现多达50余次。他还把那些通过“虚伪”的策略，取得了权力地位的所谓“成功人士”称作“伪君子”、“假模假式的大杂种”。

霍尔顿作为涉世未深的青年，显然还不熟悉现实社会的意识形态话语运作模式，他还不会“采取隐蔽和伪装的策略”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周旋，而是把自己的厌恶和不满赤裸裸地袒露在世人面前，这应该是他三次被学校开除的主要原因。与主流意识形态虚伪话语的大量堆积相比，霍尔顿的话语资源显然是匮乏的。于是，他产生了话语的焦虑：我们注意到霍尔顿的话语经常是粗鄙的、唠叨的，并经常错误地使用量词（譬如：“她——指霍尔顿的女友琴，引者注——可以说是个花嘴姑娘。我的意思是说，她只要一讲话，加上心里激动，她的嘴就会像五十个方向动”）和用不同的词汇说自己要“疯了”。霍尔顿异常的话语表达，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压迫性存在的结果。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霍尔顿内心的骚动除了独特的个性气质之外，还由于虚伪的、缺乏关爱的社会现实，特别是这个社会对敏感心灵的冷漠。霍尔顿是那个社会最大的受害者，并由此而深刻洞悉了成人社会的虚伪。”［8］（P97）

霍尔顿对“主导价值体系”不屑一顾，对他刚刚脱离的儿童文化却是赞赏有加。《守望》中写霍尔顿半夜回家见妹妹菲苾，有这样一段描述：“孩子的笔记本，不管是菲苾的还是别的孩子的——我可以整天整夜地看下去。孩子的笔记本我真是百看不厌”。这里所说的“孩子的笔记本”显然带有象征意义，是儿童文化的象征。霍尔顿对“孩子的笔记本”的“百看不厌”，是对纯真、浪漫的人生态度的肯定。

多维的、对话性的意识形态话语，为“成长小说”的主人公提供了一个大的思想背景和社会环境。在这个背景和环境中，主人公在生理和心理成长的同时，开始严肃认真地思考各种社会问题，并开始寻找自己的人生坐标。他们的思考（譬如像霍尔顿）可能有偏颇、他们的寻找也未必会有结果，但是这种思考和寻找是有价值的，是人生宝贵的财富之一，值得我们细细体味。

二、心理学话语的主导性存在

“成长小说”中的“成长”主要不是一个生理学概念，而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所以，“走入思想的境界”［9］（P37），揭示主人公在成长途中心理发展的种种变化，是“成长小说”的主要内容。这就使“成长小说”比一般的小说作品更具心理学色彩，优秀的“成长小说”都是出色的心理小说。“成长小说”的这个特点，使心理学话语成为“成长小说”最主要的话语资源。

《守望》和《呼喊》在描写成长中的青少年心理方面，堪称经典。霍尔顿非常喜欢历史博物馆中印第安人生活情景雕塑，在那组雕塑中，男人打鱼，女人编织，鸟儿在往南飞，鹿在水洞边喝水，“你哪怕去十万次”，情景依然如此，时间几乎是静止不动的。这个情节的象征意义正是青春期心理学中所说的“过度拖延（延缓moratorium）成长”。［10］这是处于青春期的孩子经常会遇到的心理问题。导致霍尔顿异常行为表现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原因，就是对成长的“拖延”和惧怕，他显然还没有做好进入成人社会的心理准备。《呼喊》中的孙光林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他在快到高中毕业、年龄“已接近十八岁”时，却与一个只有七岁的孩子鲁鲁成为了朝夕相伴的好朋友。孙光林和鲁鲁成为好友，一方面是因为他“感到自己处于被另一个人彻底的、无条件的信任之中”，另一方面也因为鲁鲁的母亲是同村的女孩冯玉青，她曾经是孙光林暗恋着的第一个姑娘，她“站在屋前迎着朝阳抬起双臂梳头”的画面，曾经是孙光林心中最美好、最温馨、最浪漫的记忆。可十几年后的冯玉青“丧失了青春激情的目光看到我时，就像灰暗的尘土向我漂浮过来”，当孙光林看到她“下垂的臀部和粗壮的腰”，内心涌来“第一次亲眼目睹到美丽的残酷凋零”的悲哀。冯玉青的凄惨身世，对孙光林来说是一个消极的心理暗示，它使孙光林对成长以后的境况产生了悲观的想象，这也就成为他内心产生“延缓成长”念头的一个理由。孙光林与鲁鲁的友谊、对冯玉青命运的感叹，正如霍尔顿喜欢博物馆中的印第安人雕塑一样，其心理象征意义是对成长的拒绝。

青春期心理学指出，处于青春期的孩子渴望自我认同和同伴的认可，自我认同可以使他获得自信，同伴的认可可以使他获得归属感。霍尔顿在表面上是个放浪形骸的逆子，无所顾忌、独往独来。但是我们发现，每当霍尔顿独自一人之时，他就会想到自己已经死去的弟弟艾里或是正在上小学、聪明可爱的妹妹菲苾。这说明霍尔顿的内心其实像一般的孩子一样，非常惧怕孤独，非常渴望获得归属感。作品还写道，当霍尔顿的弟弟艾里患白血病死后，霍尔顿的第一反应是极度的狂躁，“用拳头砸车库的玻璃”。为什么会这样呢？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这是失去手足兄弟的孩子常会产生的负罪感所致，那些被父母和社会认为是并不出色的孩子，尤其容易产生这样的负罪感。而负罪感产生的原因则是对自我的否定，是得不到自我认同的结果。孙光林刚来孙荡中学读书的时候，表现出近乎自闭式的压抑行为，以及忍受内心的屈辱，与霸道的高年级学生苏杭交往，也是渴望认同、渴望获得归属感的表现。

心理学话语的主导性存在，使“成长小说”的主人公往往带有作家自己的影子，我们可以发现霍尔顿、孙光林和根鸟与塞林格、余华和曹文轩在性格上的相似性，可以在这些孩子的成长经历中，感受到作家曾经过的喜怒哀乐以及多重生命体验。作为一个“成长小说”作家，想要与自己所创作的主人公完全剥离，以一种纯客观的笔墨塑造人物，这是几乎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但是，作家与人物之间的亲密关系，也可能会使作家处在一种“危险”之中，因为作家如果与主人公距离过近，很可能会在无意之中用成人价值观操纵作品中的儿童性格，导致艺术上的失误。比如《呼喊》中有这样的情节：国庆和刘小青在老师张青海的指使下，引诱好友孙光林承认写了一条攻击老师的标语，致使孙光林蒙受不白之冤，并有如下评论：“成年人的权威，使孩子之间的美好友情顷刻完蛋”。这样的描写，可以明显感觉到作者成人价值观对儿童性格操纵的痕迹。在现实生活中，十几岁的孩子可能更看重“孩子之间的美好友情”，而不会在乎“成年人的权威”。因而，恐怕在大多数情境中，“孩子之间的美好友情”会让“成年人的权威”“顷刻完蛋”的。作家对儿童心理的准确把握，避免成人价值观的直接介入，是“成长小说”人物塑造最为重要的一环。

三、神话学话语的象征性呈现

美国著名神话学家约瑟夫·坎贝尔说：“神话告诉你在文学及艺术背后的东西，神话教导你认识自己的生活，神话是一个伟大、令人兴奋、丰富人类生命的主题。神话和一个人生命中的各个阶段有密切的关系，是你由儿童期进入成人期，由单身状态变成结婚状态的启蒙仪式。所有这些生活上的行为都是神话的仪式，和你对自己一生中所必须扮演的各种角色的认同，也有很大关系。也是你抛弃旧有的自己，以一个全新的个体出现，并扮演一个负责任新角色的历程。”［11］坎贝尔在此论述了神话与成长的密切关系，展示了神话重要的人生启示意义。

“成长”作为一个文学主题，几乎是与文学的发生同步出现的。古希腊的神话、史诗就已经开始关注这一主题，“荷马史诗中就有大量描写英雄成长过程的”故事，比如大英雄赫拉克勒斯和著名的悲剧人物俄狄浦斯。另外，“《圣经》中关于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的故事也是一个成长的原型”：伊甸园的风调雨顺，亚当、夏娃的无忧无虑，正是美好童年的象征；上帝的惩罚，走出伊甸园，则象征着成长的艰辛。“由此可见，关于生命成长的原始隐喻可以追溯到人类早期的英雄神话”。［12］（P27－28）

霍尔顿和孙光林在成长中经历的痛苦与磨难，正如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一样，是成长必须付出的代价和必须承受的艰辛。从这个意义上说，《守望》与《呼喊》在整体意象上，也是关于成长的神话：“神话就是原型，神话与原型一样是荣格所说的与生俱来的精神‘遗传’，自从原型出现后，人类的一切精神活动，包括文学艺术创作，无论怎样创新，都是这种原型的反复。”［13］（P18）霍尔顿和孙光林的成长经历就是“成长原型”的复现。

曹文轩的长篇小说《根鸟》不仅在整体意象上具有神话学色彩，在情节安排上也充盈着神话学话语。作品的主人公根鸟，是一个14岁的少年，在一次打猎时偶然打到一只白鹰，在白鹰的腿上发现一张布条，布条是一个叫做“紫烟”的女孩发出的求救信号：“我叫紫烟。我到悬崖上采花，掉在了峡谷里。也许只有这只白色的鹰，能够把这个消息告诉人们。它一直就在我身边呆着。现在我让它飞上天空。我十三岁，我要回家！救救我，救救我，救救紫烟！”这个求救的布条彻底改变了根鸟的命运，从此他踏上了寻找大峡谷和紫烟的漫漫征途。根鸟从大山深处的“菊坡”出发，经过了荒漠边缘的“青塔”、阴森恐怖的“鬼谷”、景色秀美的“米溪”、充满邪恶和诱惑的“莺店”，最终到达阳光灿烂、鲜花盛开的“蔷薇谷”。

显然，这是作者撰写的一篇现代神话。如同原始神话一样，故事的具体情节是写实的，读者可以从中清晰地看到现实生活的影子；但是，故事的整体意象却是虚幻的，是一个巨大的意象象征。作者曹文轩似乎非常喜欢情节和意象之间形成的巨大话语空白和思想张力，在这中间，作者自由地穿梭于神话与现实世界，游刃有余地经营着自己的文学天地，实现了自己浪漫、抒情、唯美的艺术追求。

《根鸟》作为中国文学中最早具有“成长小说”“明确意识”的作品，主要运用神话学话语建构作品形象，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一种必然的选择？我觉得答案应该是后者。因为，从曹文轩的创作中可以看出，他一直在追求儿童文学作品的文化内涵，一直渴望提升儿童文学的审美境界，而这两点艺术追求恰好能够在神话意境中获得契合点。所以，当他开始“成长小说”创作时，才会借助神话学话语建构作品的艺术世界。

神话学话语成为“成长小说”的重要资源，并不是说所有的“成长小说”都要像《根鸟》一样编撰一个带有神话色彩的故事，而是说成长作为一种人生意象具有神话学色彩。当一个作家意识到成长本身所具有的神话原型意义，意识到成长所具有的丰富文化内涵，他笔下的成长故事就会更加隽永、更加灵动、更加意味深长。

［1］（美）M．H．艾布拉姆斯．欧美文学术语词典［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2］曹文轩．根鸟·山羊不吃天堂草［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

［3］梅子涵等．中国儿童文学5人谈［M］．天津：新蕾出版社，2001．

［4］（美）劳伦斯·斯滕伯格．青春期：第7版［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5］（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6］（俄）M．巴赫金．巴赫金文论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7］王逢振主编．詹姆逊文集：第2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8］Jack Salzman编．《麦田里的守望者》新论（英文影印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9］朱自强．儿童文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10］Diane E．Papalia and Sally Wendkos Olds：A Child World——Infancy through Adolescence．New York：McGraw－Hill，Inc，1993，p101．

［11］Joseph Campbell and Bill Moyers．神话［M］．台湾立绪文化有限公司出版，中华民国84年．

［12］芮渝萍．美国成长小说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13］程金城．中国文学原型论［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