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旭东

乡村理解的贫困
——兼评陈柏峰《乡村江湖》①

赵旭东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快速发展,在“三农”问题意识的引领下,面对层出不穷的新现象中国乡村研究积累了大量一手的资料,凭借这些通过实地田野研究而搜集上来的直观经验信息,一些研究者的自信心也在不断地攀升,认为借助这些调查,我们完全可以抛开既有的与西方学术成理论对话的研究架势,单单凭借着他们自己给自己贴上的一份标签,即“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直白的文风”,就可以堂而皇之地避开一种研究者的“主体性的丧失”,进而避开“学术研究变成了与西方理论的对话,甚至变成了验证西方理论的材料展示”。[1]

堪称中国村治研究的华中学派旗手之一的贺雪峰在最近给其弟子的博士论文系列著作所写的“总序”中真正直白地表达了上述其一以贯之的中国乡村研究者的不满,我为这种不受任何既有学科规范限制的直率的表白而感到由衷的振奋,觉得中国乡村研究也许就此可以真正走上一条自己说了算的挥洒自如的发展之路,但是再静下心来去阅读完在他指导下并为许多研究者评价为优秀博士论文的有关两湖地区“混混”研究的时候,我的恐惧之心不由得从心底里再次涌动上来,我最终还是觉得这条道路也许只能称是一条岔路,真正的能够展现出我们研究者主体性的研究似乎还没有真正地来到,正像我以前在很多地方所一直在主张的,我们也许有着许多的直白的经验表述,但那些都似乎是建立在一种对于乡村的理解的病理学式的问诊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