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育华

(山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 淄博 255049)

近代以来,中外文学界围绕着中国早期究竟有无叙事诗的争论此起彼伏：西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依据西方“规模宏大宽泛”的诗学标准,中国早期没有叙事诗；国内的鲁迅、胡适等人亦认为,“自古以来,未闻有长篇史诗”。对此,以陆侃如、冯沅君为代表的学者则坚持认为,中国诗歌的元典《诗经·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等篇章就是叙事体的史诗,而少数民族以英雄传说、民族起源和迁徙之旅为核心的叙事诗则佐证了这种说法。其实,中国早期不仅有叙事诗,且有多首别具风格、诗风独特的诗篇。只不过是,中西方文学叙事诗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各自形成了鲜明的特色而已。

一、社会功用：诗以载道与生存原则

由于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的约束,使得中国古典叙事诗大都带有浓厚的政治及抒情色彩。这一点,除了在《诗经·先民》等五篇、《楚辞》部分章节之外,作为民间文学叙事长诗的少数民族史诗,如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等诗歌中均显而易见。而以《伊里亚特》和《奥德赛》为代表的早期西方叙事诗则展现了由氏族公社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希腊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精神面貌。它们常以严肃重大的事件为题材,以英雄人物为中心,彰显的是勇猛善战、强悍粗狂、不畏强暴的民族精神。

(一)中国古典叙事诗强调“文以载道”

中国远古时代的诗,本来是一种氏族、部落、国家含有历史、政治、宗教内容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