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延云

（中国海洋大学期刊社,山东 青岛 266100）

比喻是《诗经》中运用最多、最突出的一种修辞手法（或曰表现手法）,“在《诗经》305篇中,有100多篇运用了200多个比喻”,[1]其数量之大、分布之广、种类之多、表现力之强,可谓洋洋大观。我们知道,诗歌是语言运用的艺术,而比喻又是语言艺术之花,比喻的运用是诗歌含蓄美的必然要求；而诗歌又是想象的艺术,比喻则是诗人发挥想象力的极其重要的手段。可是,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的《诗经》,为什么会运用如此众多的比喻？比喻的本体为什么大多是动物、植物、天气物候和自然物象？如果单从诗歌艺术本身的要求来寻求答案,恐怕无法令人满意。

实际上,《诗经》中的比喻有着深远的文化根基,作为人类认识世界、表情达意的重要工具和手段,比喻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什么是文化？这是长期以来学术界颇受争议的一个问题。由于研究角度和方法的不同,人们总共提出600多个文化定义。笔者采用了我国语言学界比较认可的一个定义,这就是“把文化看作是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生活方式和为满足这些方式而共同创造的事事物物,以及基于这些方式而形成的心理和行为”。这种文化可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三个层次。物质文化是指人类创造出的种种物质文明,诸如生产和交通工具、武器、日用器具、服饰、居住、饮食和其他人类行为等。物质文化是一种可见的显性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属于不可见的隐性文化或曰潜在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