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爱松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93)

一

对1930年代左翼文学的研究,在当时左翼文学运动展开过程中就已经开始了。早在1929年,当“革命文学”论争尚未完全结束之时,李何林就编成了《中国文艺论战》,收入了论战中的47篇重要文章。编者在《序言》中说：“这些文字虽不能像苏联的文艺论战的文字有系统,大家都本着那一个系统辩论下去；但以‘语丝派’的冷嘲热讽,创造社一般人的宣传文字的笔调,《小说月报》的旁敲侧击,已呈论战文字的大观；我觉得这些文字一方面可以显示中国文艺进程中一个重要时期,他方面对于留心文艺的人也可以从这些文字里面知道一点中国文艺界的现形——了解这代表中国文艺界的几个主要文艺集团对于文艺究竟是怎样的态度。”[1]李何林正确地指出了“革命文学”论争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同时他以同仁刊物和文学社团流派来编排论争文献的方式也把握到了1930年代中国文学论争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个重要特征就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杂志越来越直接地将作者与作者、作者与读者联系起来,形成了特定的公共空间与社会共同体,促成了文学思潮和流派的出现,甚至影响到现代文学的生产方式和发展方向。“文革”结束以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选的《“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收入的文章更多,打破了按杂志、社团加以编排的方式,改由按文章发表时间先后加以编排,对文章观点立场分歧的辨析判断,则全部交由读者去完成,这种编排的好处是避免了先入之见对读者的影响,损失是淡化了杂志在“革命文学”论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