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林新芽催陈叶
——辛亥革命前夕贵州的经济现代化
2011-08-15■文/林芊
当代贵州 2011年8期
■ 文/林 芊
芳林新芽催陈叶
——辛亥革命前夕贵州的经济现代化
■ 文/林 芊
贵州经济现代化的第一缕曙光出现在缫丝业和丝织业上,各地积极采取的各种发展措施拉开了贵州产业革命的序幕。
辛亥革命的爆发,表面上是清王朝专制统治与人民之间政治冲突激化的产物,本质上乃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经济现代化)突破封建经济(传统经济)桎梏的社会变革,因此,贵州辛亥革命不过是这一变革的反响。同时,贵州经济现代化的总体水平也制约着贵州辛亥革命的深度。
事实表明“贵州在19世纪30年代才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与长江中下游和沿海地区比较“要晚二百年左右”。但是,受中国经济现代化大潮涌动的影响,滞后的贵州也融入现代化浪潮中,这一进程在辛亥革命前夕最为明显。
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史使命是促使传统经济向“产业革命”方向转换,即由农副业生产性质的家庭手工业向“手工场”过渡。在贵州,虽然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成义酒厂”在1863年就出现,1886年还诞生了最大的资本主义工厂——“青溪铁厂”,但贵州经济现代化的第一缕曙光却出现在缫丝业和丝织业上,它催生了贵州最早一批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厂”。
缫丝业和丝织业在贵州有一定的基础,各地积极采取的各种发展措施拉开了贵州产业革命的序幕。1739年,遵义知府陈玉壂倡导植桑养蚕,蚕丝作为一种经济产业发展起来,生产的丝绸与“吴绫蜀锦争市于中州”。但进入光绪年间,因受洋纱(机纱)冲击逐渐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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