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林 芊

只待新雷第一声
——辛亥革命前贵州新学思潮的涌动

■ 文/林 芊

20世纪初，留学日本的贵州学生在贵州传播新学，使贵州新学思想有了明晰的理论高度，因而堪称偏远闭塞的贵州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又一次大启蒙。

新学，也称西学，就是指西方近代的科技文化和民主政治。自鸦片战争列强凭借坚船厉炮敲开了闭关自守的清王朝大门后，中国逐步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面对民族危机，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只有用新学，才能救中国。于是，在中国传播科学和民主思想就成了救亡和振兴中华的首要任务。先是龚自珍发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的悲怆呐喊，为新学在中国传播开创了道路；接着林则徐“开眼向洋”，给思想封闭的国民打开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而魏源更提出“师夷长技”。此后洋务运动、变法维新、孙中山民主革命，都是新学传播的一个又一个高潮。

在贵州为新学传播创造条件的是遵义人黎庶昌（1837—1898）。在西方冲击下危机紧迫的时代，他感受到一个如他所说的“大变革”的到来，于是在1862年向同治皇帝连上两书，指出国家正面临着“十二种危机”，首都也有“十种危机”，提议“用创为守”变革社会的政治主张。他要求“变革”的勇气划破了贵州“山国”的沉寂，开启了那一代贵州知识分子学习新学的道路。

到了1870至1880年间，贵州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一波传播新学的热潮。这从贵阳的读书人罗文彬（1845-1903）的日记中反映得很清楚。首先有了各种介绍世界人文地理、历史、社会生活文化、科学知识的书籍，如《西域各志》、《海录》、《海国图志》、《瀛环志略》、《使西纪程》、《申报》、《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