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史继忠

会馆：外地经济辐射的纽带

■ 文/史继忠

会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清代贵州已卷入了全国的商品市场，各地商人前来贵州经商，进行物资交流，使原先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

自“洪洞大槐树”的移民大潮开始，屯居贵州的外乡人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在清朝。

与明代由政府主导的“屯民”不同，清代的移民大潮中大都是因经济利益驱使的自由移民。

由于明代移入的人群，年久已成“土著”，便把新来的人称为“客民”。仅就乾隆年间贵州巡抚爱必达所修的《黔南识略》所记，清初移入的“客民”就有七万五千户，之后的“客民”更多。

“客民”大体分为三种：一是在城镇及乡间“买当苗人田土”的人，二是在乡间“佃种苗人田土”的人，三是在城镇进行“贸易、收益、佣工”的人。他们来贵州，或是为了购置田产，或是在城中做工，或是在城镇经营商业、手工业。这里有资金移民、技术移民和劳务移民，他们亲戚相招，有来无去，与日俱增，给贵州经济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

因“客民”来自全国各地，同一地区的人便以“乡土之链”作为纽带团聚起来，彼此关照，共同谋求生存发展。在与来自其他地区的人展开竞争之时，为保障“乡土之链”的利益，他们建立会馆，互通信息，共谋商机。

虽然同为会馆，但贵州的会馆与外地的仍有所不同。譬如北京的会馆，多是同籍的在京官员和赴京会考的举人歇脚相聚的聚会所，而贵州则汇集了晋商、徽商、闽商、浙商等各商帮所设的会馆，成为外地经济向贵州辐射的纽带。

会馆在清代的勃然兴起，反映了贵州与外地经济联系加强，标志着各地“客商”纷纷来贵州贸易，促进工商业发展。

贵州最多的是江西会馆，从省城到各府州县乃至重要集镇，都有江西人所设的会馆。江西商人的资本远不如徽商、晋商，胆量也不像闽商、粤商，但他们有“徒张空拳以笼百务”的本事。他们长于贩运货物，把商业活动的重点放在经济薄弱的西南地区，贵州便是他们开拓的重点地区之一。江西人崇奉许真君（许逊），因宋徽宗曾将许真君的宫观赐名“玉隆万寿宫”，所以，江西会馆都称“万寿宫”。

同样，湖南、湖北在贵州建三楚会馆或两湖会馆，因崇奉大禹，故多称“禹王庙”；来贵州的四川人很多，大都是小商小贩及手艺人，尊李冰父子为川祖，故“川祖庙”多是四川会馆；山西人开钱庄，陕西人开当铺，他们在贵州建山陕会馆或者山西会馆；浙江商人主要经营百货，则建浙江会馆；闽商敢于闯荡，常常出海贸易，因海上凶险，崇奉天后（即“妈祖”），凡天后宫都是福建会馆，此外还有两广会馆、云南会馆等。虽然北方来到贵州的商人不多，但仍合建了北五省会馆或冀鲁豫会馆。

会馆多聚集于交通方便的城市和水陆码头。省会贵阳是“五方杂处”之地，有江西会馆、陕西会馆、江南会馆、浙江会馆、福建会馆、两广会馆、湖南会馆、湖北会馆、四川会馆、云南会馆及北五省会馆，城内外有万寿宫四处、老川会馆和新川会馆等。而镇远自古是我省的“水路都会”，明代便有沙湾市、辰州市、南京市、江西市、饶州市、普定市等，清代还出现了江西、秦晋、四川、两湖、广东、福建等会馆。作为阳河航运终点的黄平旧州地，也建有万寿宫和天后宫，商业繁盛的安顺至少也有万寿宫八处，清代新开的大定府、兴义府皆有江西会馆，就连“苗疆”的古州（今榕江）、台拱（今台江）也有万寿宫。

会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清代贵州已卷入全国的商品市场，各地商人都来贵州经商，把外地货物运到贵州销售，又把贵州的土特产，如木材、朱砂、水银、桐油、生漆、药材等运销外地。物资交流，使原先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

(实习编辑/田旻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