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朱佳木

编者按:今年是建党90周年，又是辛亥革命100周年，这两者之间有内在的联系吗？中国共产党是怎样继承和发展辛亥革命事业的？中国共产党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了哪些工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抓住了哪些重大历史机遇？如何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5月26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网、新华网、人民网就上述问题，联合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朱佳木。在将近3小时的专访中，他旁征博引，对于我党90年的历史进行了寄情于理、寓理于史的解读，令人耳目一新、深受启迪。

朱佳木将党的90年历史大致上分为四个时期:(一)从建党到新中国成立，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为实现工业化扫清了政治障碍；(二)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上世纪70年代，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为中国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三)从上世纪70年代至世纪末，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大力发展生产力，使中国基本实现了小康目标；(四)从本世纪初至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推进技术创新，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为中国在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推动者、领导者和组织者

记者:朱佳木副院长，您好！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新华网、人民网的联合采访。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也是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二者之间相隔整整10年，您认为这是否存在某种必然性？

朱佳木:是的，这两件关系中国命运的大事刚好相隔10年，看似偶然，其实有着必然的内在的联系。因为它们的目的都是要救中国于危亡之中，都是要使中国独立富强、中华民族实现复兴，但辛亥革命要走的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没有走通，这就决定了先进的中国人必然要选择另外的道路。而正在这时，俄国的十月革命爆发，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随后，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一些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分子在与工人阶级结合的过程中，建立了以社会主义作为奋斗目标的中国共产党。

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证明，由于中国共产党善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正确回答和解决了中华民族在复兴道路上面对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而担当了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推动者、领导者和组织者的角色，不仅把辛亥革命的未竟事业继承了下来，而且加以发扬光大，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步步变成为现实。

中国共产党继承并发扬光大了辛亥革命的未竟事业

记者:能否请您再详细谈谈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继承并发扬光大了辛亥革命的未竟事业？

朱佳木:中国有着古老而灿烂的文明，历史上一直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物产丰富、经济发达的大国和强国。国外有统计学家估算，中国在19世纪初，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但自欧洲工业革命兴起，中国逐渐落后了，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更不断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境地。

面对民族的衰落、国家的危亡，无数爱国的仁人志士提出了各种解救的方案。维新派、君主立宪派、旧民主主义革命派等提出的方案尽管各不相同，但共同之处都是主张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

唯有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与它们不同的方案，一方面主张向西方学习工业化，把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另一方面主张向俄国学习社会制度，并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首先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实现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人民的民主自由。这些主张与孙中山后来提出的包括三大政策在内的新三民主义基本相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是辛亥革命的继承者和发展者。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报告上说:“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105年的历史，特别是国民党当政以来的18年的历史，清楚地把这个要点告诉了中国人民。”对于这个认识过程，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时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有过十分精彩的描述。他说:“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

“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

因为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最合乎中国的实际，最能代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根本利益，最能把中国从灾难深重中解救出来，所以吸引和凝聚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他们舍身忘己，前赴后继，付出了最大牺牲，忠实地实践党的纲领，领导工人阶级，团结和带领广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经过28年艰苦奋斗，终于赶走了帝国主义，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统治，扫清了挡在中国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又一个政治障碍，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没有这个政治前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能是一句空话。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抓住了中华民族的发展机遇

记者:您刚才说中国共产党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可否请您具体作些说明。

朱佳木: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曾遇到过多次发展机遇，都由于反动势力的阻挠而错过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察分析国际国内形势，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在中华民族的发展机遇面前，作出了正确的选择。我认为，这种情况在新中国成立后，至少有过三次。

党的90年历史的第二时期: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上世纪70年代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国内，实现了和平、独立、统一(除台湾外)，迅速恢复了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在国际，两大阵营对峙，美国企图孤立、封锁、包围中国，但苏联答应全面援助我国以重工业为重点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抓住这个机遇，改变了原来关于先搞十来年新民主主义的设想，决定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进行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将有限的资金、物资、人才等各种资源集中用于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以后，党中央又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正是由于抓住了这个机遇，使中国用较短时间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党的90年历史的第三时期:从上世纪70年代至世纪末

上世纪7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而美国为了从东南亚败局中脱身，集中力量对付苏联的挑战，急于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与此同时，布雷顿森林条约解体，美元与黄金脱钩，西方国家资金的流动性增强，需要为投资寻找更有利的出路；另外，西方国家开始调整经济结构，要把一些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抓住这个机遇，果断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推动了与西方国家的建交高潮，为后来实行开放政策作了铺垫；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开展了与西方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引进了一批在国民经济中起重要作用的先进设备。

随后不久，“四人帮”被粉碎，党内外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长期居于指导地位的“左”的错误；国际形势也进一步出现了缓和局面，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时代的主题，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以信息化为先导的科学技术更是飞速发展、日新月异。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抓住这个机遇，毅然决然地恢复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积极吸引外资，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大力发展三资企业、私营和个体企业。

从此，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使中华民族大踏步地赶上了时代前进的潮流，迎来了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党的90年历史的第四时期:从本世纪初至今

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一方面中国经过改革开放，经济实力、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升；另一方面，国际上冷战结束，两极格局解体，世界进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经济对新兴经济体依赖度越来越大，科技创新孕育新的突破，围绕生态保护、资源节约的新技术和新产业加速发展。

面对这一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成功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积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及时提出并贯彻科学发展观，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开展自主创新体系的建设，在我国经济总量连上几个台阶、跃升世界第二位的同时，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加强节能环保的力度，并在清洁能源的投入与生产方面处于世界前列，使中华民族再次跟上了时代前进的步伐，适应了世界发展的大势。

邓小平说过:“现在中国遇到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不要丧失这个机遇。许多人不懂得这是中华民族的机遇，是炎黄子孙几百年难遇到的机遇。”“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事实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尽管也存在因为指导思想错误和经验不足而耽误时机的情况，但从根本上把握了世界的潮流，从总体上抓住了发展的机遇。否则，中国不可能仅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一二百年甚至三四百年所走过的路。

现在，就连我们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中国的发展速度令人惊叹。毫不夸张地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曙光，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晰可见了。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做了六件大事

记者:您刚才讲，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抓住了几次难得的发展机遇。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还做了哪些工作？

朱佳木:一个民族要振兴，内部一定要有安定团结的氛围和昂扬向上的精神，外部一定要有相对安全的环境和与多数国家友好的关系。否则，内部争斗不止、四分五裂，人民精神萎靡不振、安于现状；外部强敌骚扰不断，与多数国家结怨不和，任何民族都是难以振兴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懈探索发展道路、构建基本制度、营造内外环境以及加强自身建设，使中华民族拥有了有利于伟大复兴的内部和外部条件。这些条件，除了以上讲的，我认为起码还有以下六个。

第一，开辟了有利于中华民族复兴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党经过艰辛探索，逐渐弄清楚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明白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不仅要经过漫长的社会主义阶段，而且在社会主义阶段里还分为不发达、比较发达和发达等不同阶段。中国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基础差，起点低，要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经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这条道路实行3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它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是中华民族复兴最可靠的途径。

第二，建立了有利于中华民族复兴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法律体系。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这些制度既不同于西方的多党轮流执政制、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也有别于苏联的一党制和联邦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与此同时，新中国还制定了第一部宪法，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党中央通过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作为坚定不移的方针确定下来，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的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强调必须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现在，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它既保证了人民各项民主权利的落实，又保证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决策效率高等优越性的发挥；既妥善处理了法律前瞻性与可行性的关系，又解决了国家发展中带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问题，从而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的法制保障。

第三，开展了有利于中华民族复兴的一系列社会稳定工作。没有社会的稳定就没有政权的巩固，没有政权的巩固就没有民族的复兴。新中国自成立之始，针对国民党撤离大陆时留下的大批特务、正规军分散为匪，捣乱破坏、组织暴动的猖獗活动，进行了大规模剿匪斗争，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保证了人民政权的长治久安。随后，又针对极少数民族分裂分子在外国势力支持下发动的武装叛乱，进行了平叛斗争，维护了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

粉碎“四人帮”后，我国结束了十年内乱，恢复并连续30多年保持了社会的安定团结。在此期间，由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分裂活动，也发生过局部动乱乃至反革命暴乱和打砸抢烧事件。对此，党和政府依靠人民群众，坚决予以平息，维护了正常的社会秩序，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得以顺利进行。

在长期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总结出了一系列指导和引导社会和谐稳定的理论、方针、政策，如正确区分与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等等，为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丢掉。”“中国不能把自己搞乱，这当然是对中国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中国的稳定，不仅对中国是一个贡献，对全世界也同样是一个贡献。

第四，培育了有利于中华民族复兴的民族精神和社会风气。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普通群众无权参与社会事务，因而缺乏组织性和纪律性，对社会变革也往往表现淡漠，被人讥为一盘散沙、麻木不仁。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的根据地里，通过自己以身作则的示范作用和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改变了这种精神面貌，焕发了热爱国家、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形成了关心集体、团结互助、遵守纪律、争当先进的社会风气。

取得全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将这种在根据地培育的精神和风气传播到各地，又通过恢复国民经济、抗美援朝运动、“一五”时期建设，以及学大庆、学大寨、学雷锋、学王进喜、学焦裕禄等先进典型和模范人物的活动，使之进一步融入了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和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等新风尚。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通过两个文明建设、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在全社会进一步培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使无私奉献、助人为乐、廉洁奉公、爱岗敬业、勇于创新、敢为人先的风气成为社会风气的主流。

在新中国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和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广大共产党员总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人民群众做出表率。可以说，哪里取得了重大成就，哪里就有共产党员的足迹；哪里有困难危险，哪里就有共产党员的身影。所有这一切，促使中华民族始终保持了一种昂然向上的精神状态。

第五，坚持了有利于中华民族复兴的不间断的执政党自身建设。中国共产党成为新中国的执政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也是工人阶级政党性质所决定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同，内部没有不同的利益集团，因此，也就不会有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派别，不需要照搬资产阶级政党轮流执政的政治体制。但这同时带来一个问题，就是由谁监督共产党。针对这种问题，中国共产党早在根据地建政时期就提出，“苏维埃必须吸引广大民众对于自己工作的监督与批评”；“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特别指出，在对党的各种监督中，“首先是阶级的监督，群众的监督，人民团体的监督。”为了加强对共产党的监督，他在第一届全国政协结束后，决定保留8个民主党派，并实行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他说:“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

党从执政的第一天开始，为了防止改变颜色，产生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的问题，还不断开展党内整风，力图通过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吸收新鲜的血液，排除肌体的毒素，保持自身的纯洁性和先进性，以及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改革开放后，党中央一方面总结历史经验，纠正过去整风中实行的“左”的指导思想和采取的政治运动的方式；另一方面，继续强调要防止党和国家“改变面貌”，告诫全党要警惕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打“没有硝烟的战争”，要牢记“两个务必”，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坚决惩治和预防腐败，并接二连三地开展组织整顿和思想教育活动。

这些加强自身建设的措施，在其他执政或执过政的共产党中很少见，但对我们党经受长期执政、市场经济、对外开放考验，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事实说明，中华民族要复兴就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而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就必须坚持党的自身建设，确保党永远不脱离人民群众，不腐化变质。

第六，构筑了有利于中华民族复兴的国际环境。新中国一成立便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倡导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坚定站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一边，积极发展同尚未建交的西方国家之间的民间外交，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尊重和广泛赞誉。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事关国家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问题上从不妥协，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出兵抗美援朝，下决心研究制造了“两弹一星”，为和平建设提供了必要的安全环境。

上世纪70年代，中国调整了外交工作的战略，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打开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我们党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作出了新的判断，并改变了一度实行的“一条线”战略，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强调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同发达国家加强战略对话，贯彻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务实合作的方针，深化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谊，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承担相应国际义务，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所有这一切，为中国的发展营造了相对安全和宽松的外部条件，使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始终处于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

如何准确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记者:您为我们详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复兴所做的工作，最后想请您再谈谈您是如何理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朱佳木:自从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后，对于中华民族复兴的目标有各种各样的表述。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说:“1911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45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45年，就是2001年，也就是进到21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6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他还说过:“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后来，他又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和国防现代化。可见，在他看来，所谓中华民族复兴，就是要把中国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

按照毛泽东的设想，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了“三步走”战略。他说:“本世纪走两步，达到温饱和小康，下个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如果达到这一步，第一，是完成了一项非常艰巨的、很不容易的任务；第二，是真正对人类做出了贡献；第三，就更加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根据邓小平提出的战略，党的十五大又把21世纪的头50年分为三个阶段，即头10年实现GDP比2000年翻一番，再用10年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并且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这样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党的十六大、十七大进一步把本世纪头50年分为两个阶段，即头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到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我理解，这意味当中国在2050年左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时候，就可以说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了。

历史告诉我们，在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上，过去有过今后仍然会有各种艰难险阻。但历史同时告诉我们并将继续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推动者、领导者和组织者，也是引路人、主心骨和守护神。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同心同德，奋力拼搏，就一定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在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记者:再次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