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林 芊

贵州新军阶层的兴起

■ 文/林 芊

贵州军官阶层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他们是在贵州新旧思想转化中成长起来的新思想阶层，是在贵州传播新学和革命思想的人群之一。正是贵州军人阶层相对革命化的特征，促成了贵州辛亥革命的和平解决。

晚清时，一个区别于八旗和绿营的新生军事力量——新军诞生了，而贵州新军则兴起于1901年，当时贵州巡抚邓华熙以贵州防军和威远营为基础，着手演练新军。直至1905年，组建为三个营，共1500人作为常备军。这是贵州建立新军的标志。

1906年，岑春蓂任贵州巡抚后，对新军进一步“酌量征募，归并训练”，人员迅速增至1787人，编制为一标，定名为贵州常备步兵第一标。新军这一定制一直延用至贵州辛亥革命前夕，士兵持洋枪，做洋操，异常抢眼。

相对于其他地区的新军阶层，清末贵州新军阶层的兴起主要以军官阶层的出现为特征。这种兴起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由旧式军队中许多军官改编组成，二是新军成立时自然形成的军官团体。而后一种则是新军中军官的主体，他们大多是早期由外省调入贵州的军官。1906年，接任贵州巡抚的岑春蓂，原为湖北接察使，他赴任贵州时“便拨熟悉操练法兵官目数十名，随带来黔”，任新军督队官、队官、排长等。后来贵州的军官学校培养的士官生也进入新军，开始了军官阶层本地化的进程。

在催生贵州近代军官阶层出现的社会因素中，新式教育举足轻重。清末以来新军塑造了新一代的社会阶层，许多出身于社会底层的新知识分子加入新军，他们具有较高的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很快成长为军队中的军事指挥人员。

而新式教育的另一种形式就是新式军事教育。较前一种形式而言，更多的新知识分子进入贵州设立的武备学堂和陆军小学堂，毕业后进入军官阶层。如辛亥革命后出任贵州大汉军政府都督的杨荩诚，曾以教书为业，1901年成为贵州武备学堂第一期学员，1905年毕业，因在校成绩排名第一被选送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1910年回贵州，任贵州新军第一标教练官、陆军小学总办等职，后被新军拥为首领响应陆小学生起义。同样参加武昌首义的刘莘园、席正铭、阎崇阶、邓汉先、王乾、关承之、柳耀初、朱东亮等人，都是从中学堂到贵州陆军小学，毕业后升入武昌陆军中学堂。

综合上文所述，贵州军官阶层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他们是在贵州新旧思想转化中成长起来的新思想阶层，是在贵州传播新学和革命思想的人群之一。贵州最初的军官阶层大都来自湖北，受到维新思潮影响较深，来黔后将新思想新知识传播于贵州。像陆军小学监督赵南山，就“颇能以新学诱掖后进，学生受其熏陶，亦多具爱国热情”。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几年，军官中就流传品读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的《民报》等。如刘莘园所言：许多人“在思想上起了很大变化，不再想做清朝的‘武官’或‘忠臣’，而倾向于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了”。一些人成为贵州自治学社成员，而且还在新军中传播革命思想。陆小教官廖谦（子鸣）和助教江德润（务滋）就负责运动联络陆小的工作，还组织成立了激进革命社团“历史研究会”，聚集了新军精英。

在实际工作中为革命作准备又是清末军官群体的一个鲜明特征。他们利用会党进行革命活动，组织了“黄汉公”。1907年陆小第一期部分学员在校中酝酿革命，事发后被贵州当局开除，学员阎崇阶回到修文又与小菁乡青年秀才王朝栋、何国栋等宣传革命思想，邀约全县袍哥参与。辛亥革命前夕，新军书记官蓝鑫、司书生艾树池、马繁素、正目杨树清、见习饶承厚等在新军中鼓动革命；陆小教官廖谦、都统龙俊、助教江德润与部分学生积极投身新军工作，策动推翻贵州清王朝统治。

由于新军阶层在军队中起到的革命作用，清军的战斗力很快被瓦解了。在1911年新军正目杨树清打响革命第一枪时，封建反动势力丧失了动用武装负隅顽抗的能力，贵州“继湘、滇之后而响应武汉，不戮一人，不折一矢”宣布独立。正是贵州军人阶层相对革命化的特征，促成了贵州辛亥革命和平解决。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编辑/田旻佳、张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