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淑玲［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长春 130012］

一、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美国黑人“集体无身份”的困境

“我是谁？我从何处来？又到何处去？”这是“身份认同”（identity）理论永恒的追问。从广泛的意义上说，“身份认同”主要指某一文化主体在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集体身份选择，由此产生了强烈的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神磨难。其显著特征可以概括为一种焦虑与希冀、痛苦与欣悦并存的主题体验。

这种对于身份的追寻也是处于白人种族强势文化的排挤和重压下的“别格们”痛苦的发问。这种身份认同上的强烈困惑感产生的巨大震荡使得处于震荡中的人们人格碎裂、人性扭曲。他们的生存状况就好比无助的墙头草，在内心渴望自由和现实麻木残酷双向飓风的不断冲击中摇摆、踉跄，甚至折亡。美国黑人作家理查德·莱特（1908—1960）正是洞见了这种白人强势排外的现实生活中黑种人无奈的痛苦和痛苦的无奈而创作了《土生子》（1940），塑造了在死亡一般的状态中过活的“土生子”（native son）别格。而别格生存意义的出席又恰恰由于极刑的最终来临。这个在WASP（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为主流的殖民社会中模塑的这个不起眼的小人物的命运不仅是一个黑人的个体命运悲剧，而是所有的有色人种在这种一元文化的生存状态下不可规避的生命走向，是一种“集体无身份”的困境。

纵观人类的发展史，美国是唯一一个由前殖民地国家发展成为殖民强权的国家。在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以后，最原初的殖民关系在社会上业已消失，但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后殖民关系的形成，也就是，南方的种植园主与建国前的非洲黑奴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蓄奴制被废除以后，黑人的生活状况并没有本质上的好转。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和压迫仍然是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生活与就业上的种族隔离，政治上的权利不平等都是美国种族主义的有力明证。种族主义又最终导致了文化霸权的形成。作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后裔，美国人自信地认为自己的血液里流淌着民族的高贵和优越，而其他一切有异的人种和族群则一定要被迫接受他们的文化价值标准。在这样的种族主义和文化霸权背景下，对白人文化和统治的全盘接受是美国黑人别无他法的一元选择。理查德·莱特作为美国黑人作家，实际上也是处于这种文化霸权语境下的边缘状态中。他个体的边缘身份使他深刻地体恤到黑人的无奈和他们的痛苦困境。因此在《土生子》中，他通过别格的最终反抗为当时代的黑人的身份探寻提出了明晰的解答。只有通过血的抗争才能达到两个民族平等并置的可能性。

二、生活在别处的“他者”：种族主义阴霾中别格的灵魂磨难与身份追寻

在美国的社会构成性结构中，与占统治地位的、主流的“白人性”（whiteness）文化相比，“黑人性”（blackness）文化是附属的、受支配的和边缘性的。种族异化和排外是充斥着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社会角角落落的全部特征，也是别格生存的全部生活背景。他是黑色的，而周围的一切都是相反的刺目的白色。而他又从包括他母亲在内的所有黑人那里继承了一种白人尊贵、黑人低劣的集体民族心理。这种心理状况下别格感觉到自己在白人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社会中不可能有工作，不可能有地位，不可能有身份。对于他所有的生存空间而言，别格是个绝对的“他者”（autre/other，为20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埃曼纽尔·勒维纳斯首次提出的概念。“他者”对应的英文单词是“the Other”,其含义是指那些没有或丧失了自我意识、处在他人和环境的支配下、完全处于客体地位的人）。甚至在自己的家里，别格也是个“可恶的多余人”。在小说的开头部分一家人齐心协力捕捉老鼠之后，别格拿着死掉的老鼠吓晕了妹妹从而激怒了母亲：

“别格，有时候我心里想，我干吗要生下你来。”她恶狠狠地说。

别格看看她，又转过身去。

“也许你不该生我。也许你应该把我留在我原来呆的地方。”

别格不仅是白人世界里的“他者”，即使在他的黑色家庭中，他也是个十足的局外人。哪怕是一个作为自然人而存在的生物类别权利，别格似乎都不具备。别格也认同自己的“他者”身份。这是他在经年累月地承受白人的排挤和压迫下养成的习惯性的隐忍和顺从，也是他扭曲了的身份认同表征。“也许你应该把我留在我原来呆的地方。”那么，相对于他那个“原来呆的地方”他现在生存的空间永远是个“他处”。而那个“原来呆的地方”究竟在哪里，别格也不知道。但他只觉得在那个原来的地方，他的生活会与当前的一切迥然不同。他不属于这里。他是个永远的“他者”，而且生活在“别处”。他清楚地意识到周围的世界把他彻底地孤立并对立起来。他这个Bigger（别格的名字，意为“比较大”）的生命力量在这样的思考中一点点弱化、微化，甚至尘埃化。别格的零身份给他带来巨大的灵魂折磨，使得他像许多其他的黑人一样不仅自卑、自贱，而且厌恶、仇恨。在深陷种族歧视的痛苦和沉默的腻烦中，别格会和伙伴们提出“咱们玩‘白人’吧”。白人的世界以及白人的生活对于别格来讲，是遥不可及的另一个存在。这是以种族主义为内核的WASP文化殖民体制制造成他们被分别禁锢在非平衡发展的，相互疏离的生存假定模式中。

作为黑人的别格，他在这样的白人优势社会文化的驾驭下所有看到的、听到的和感觉到的都是白人的和关于白人的事情。而他和他的种族只是这个白色世界里荡来荡去的幽灵，是一类低劣的“他存在物”。在别格观看影片《商人角》的时候，银幕上出现了一群黑皮肤的野蛮人旋转起舞的欢快情景，而在他的脑海里这个黑人群体中的狂欢却被幻化成为他想象中的白人们开的高雅的鸡尾酒会。这个附属于白人社会的零权利主体已经彻底失去了民族的自信，似乎在白人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社会中，狂欢和快乐都不属于黑人种族，连他们的舞蹈和欢歌的权利都在别格的头脑里都成为一种虚无。这个别格头脑中出现的扭曲的肤色异化也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是白人的大众传媒在潜移默化中渲染的种族优势的理论在别格头脑里成功内化的结果。这也毫无疑问地对别格的心理造成了又一重压抑，并对他的身份是又一次的边缘重置。

“墙”的意象在小说中也是在种族隔离的社会样态下别格“他者”身份的一个有力说明。他初进道尔顿先生家里时，盲人道尔顿夫人用她那纤细的双手摸索着两边墙壁走路的方式表明，白人的社会没给别格留下任何插脚的地方，他要么知难而退，要么硬着头皮往里挤。但是无论进入这个异己的世界与否，这个世界都始终不能给予他们一个可以立足的空间。对于黑人身份的不认同和不接纳是一道永远隔阂于两种肤色、两个种族之间的无形巨壁，白人们奋力坚守，黑人们无法逾越。然而，在这么一个不属于自己的世界里，别格唯一能感到的除了一种零归属感以外，还有由此派生的不安和恐惧。这也是在“身份认同”困惑下不可规避的情感焦虑。在道尔顿先生家的房间里，他环顾四周，房间里不知什么地方放射出暗淡的光线。他东张西望，想找到光源，却找不到。他没料到会遇见这种情况，他没想到这个世界跟他自己的世界竟会有那样的天壤之别，他呆在里面竟会觉得害怕。毫无疑问，不仅白人种族主观能动地将己世界与黑人种族的他世界直接对立起来；在黑人的思维中，他们的（黑人的）和他们的（白人的）世界也是截然不同。这种自我“身份认同”的产生完全是社会力量塑造的结果。早在中世纪末，世界就以文明和野蛮二元对立的样态被严格分割。在欧洲先进文明的旗帜下，白人似乎天生具备了优势种族的生物属性，而相对比中的黑人就自然而然地具备了低劣种族不可疗愈的民族先天残疾。这样，白人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黑人的合法监管者和必然的驯化人。这种身份认同也是在欧洲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影响下出现的新的社会认同理论。它强调社会的各种决定作用，承认“身份认同”过程中自我与他者、个体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作为道尔顿先生家的司机，别格在一边感受着驾驭汽车时候的征服的快感，同时在想到车里坐着的白人小姐玛丽的时候，他拘谨得痛苦而麻木。他甚至不敢挪动他的疲惫的身子，恐惧着引起他们对他和他的黑身体的注意，他不愿意这样的事情发生。他想：如果他是白人，如果他跟他们一样身份，情况就不同了。可他是黑人。别格感觉自己是同白人小姐玛丽相对比的状态中存在的，他同时想到了“身份”一词，就是这个词汇让他常常百感交集：羡慕而又憎恨，无奈却又冲动。正是由于这些纵横交错的情感交织，别格误杀了白人姑娘玛丽·道尔顿。杀人后的别格不但没有自责和悔悟，反而采取了更加极端的方式肢解了玛丽的尸体并把它投入火炉。这个行为给压抑已久的别格打开了一个愤怒的泄口和明亮的出路。他那由来已久的身份压抑与性冲动压抑在玛丽告别人世的那一刹那释放无余。房间里的现实在那一刻从他眼前彻底消失了。他走上了一条崭新的大路，陌生而又激动。他为自己的身份追寻付诸行动了。他正在积极地褪去自己的“他”身份，向着那个他“原来呆的地方”款款而来。

三、死亡的意义出席：从零身份向自我身份过渡

在别格杀人后，他的“可怕的自豪感”和前所未有的勇气是他除了偶尔的紧张之外的全部思维内容。这是他个人生存历史上的绝大跳跃，也是他的种族在自我独立的抗争中一个转折性的事件和实践体验。他杀害并焚烧的不仅仅是玛丽一个人，而是摧毁了由玛丽一样的许许多多的白色躯体在经久的历史中对黑人形成的窒息性的压迫力量。这个行为让别格无限勇敢。他和他的伙伴们在一起时甚至在白人在场的环境中都不再感到拘谨和恐惧；这个行为还让别格充满了梦想和渴望。“他梦想着团结起来反抗那个白色力量。”虽然别格很清楚地知道死刑可能会最终来临，但是他比任何时候都富有自信和活力。他感觉他的身体里油然而生了一股新生的力量，这力量让他有足够的勇气面对一切可能。尤其当别格想到自己杀害了一个被白人深爱着的、象征着美丽的白人姑娘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和他们终于达到了平等，他同时觉得他的生命头一遭获得了存在的意义。别格不再以白人为参照物作为“他者”而存在，而是清清楚楚、勇气十足地想象和憎恨着“他们”。和别格（Bigger）的名字一样，玛丽（Mary）的名字也在其文化意义上形成悖论。与《圣经》中那个永远完美无瑕、生来圣洁无辜的圣女玛丽相比，玛丽·道尔顿这个名字是对她所代表的种族的一种嘲讽及对其文化权威的消解。由别格造成的玛丽的死亡象征着黑人与白人一元统治的WASP文化的矛盾的永不调和以及对它的最终颠覆。

杀了白人后的黑人别格在被捕前较以往能够更理智、更清晰地思考着自己以及这个黑色族群与白色人种之间的关系。他想到了“强奸”一词。他想到了如果他被捕入狱，白人在他杀人罪之上还要附加一个强奸的罪名。可是，别格是否真正强奸了玛丽？是的，他强奸了她。但强奸并不是对女人干的那种勾当。强奸是一个人背靠着墙无路可退时的感觉，这时候这个人必须奋力回击，不管他本人愿不愿意，免得自己遭别人屠杀。每次他只要细看一个白人的脸，他就犯了强奸罪。在毫无自由和权利的黑人身上，似乎充满了白人们所一再宣称的“劣根”细胞，他们的凝视永远都不怀好意，他们的内心永远为各种罪行蠢蠢欲动。在黑人的世界里，白人若想加罪于他们，永远不患无辞。那么，别格真的谋杀了吗？答案也是肯定的。因为他犯了罪。“这个黑孩子对生活得整个态度就是犯罪。”更残酷一点表述，也许他的存在就是犯罪。在他的黑皮肤下的血管里流淌着对所有白人以及他们制定的制度的深切的仇恨。这个仇恨会随时随地怂恿他成为最为潜在的罪犯。所以，别格无法逃脱被捕入狱的最终结局。在监狱里，在牧师嗡嗡作响的讲话中，别格再次陷入困惑已久的疑问中。他永远想不明白的就是为了什么活，他给自己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但是为了这个，他却得死。但无论怎样，这个死却给他带来了生的意义。他开始作为一个确确实实存在的个体被讨论、被研究、被询问。哪怕那个他被研究的观照标准依旧是冰冷的白人准则，他这个以往被忽视了的存在也获得了生的意义。他的抗议是他的喉咙里发出的最振聋发聩的声响，不仅震荡了所有被压迫着的全体黑人的意志，也震荡了白人的自负和优越感。因此，在走向最终死亡的路上，别格完成了从他的零身份逐渐向自我身份的过渡，完成了从边缘的夹缝向非边缘地带挪移的过程。

把别格·托马斯乘一千二百万，除去环境和脾气上的差别，再除去完全受教会影响的那些黑人，你就得到了黑人民族心理。这是一个零权利群体在失去身份的WASP主流文化背景下的特殊心理状态。窒息的仇恨和身份困惑的痛苦是这个民族全部的心理特征，同时，别格这个新黑人形象“实际上也是二战后美国社会功能失败的一种象征”。莱特借别格的扼杀白人之手为他所在的边缘民族的非边缘化战斗展开了旗帜，开始了对“新黑人”（黑人文艺复兴运动出现在1925年，当时黑人学者阿莱恩·洛克出版了一本流行作品选，名叫“新黑人：一种阐释”，他在前言中讲：“新黑人”不是指那些符合社会学家、慈善家和种族领导人的原则招摇过市的人，而是“具有性的心态、朝气蓬勃的年青的一代”）身份的一个全新的诠释。它是对新一代黑人或者说是潜伏着的黑人民族性格的深刻揭示。别格的以暴力对抗暴力的举动是对白人统治的全部否定，是对白色文化的有力抗议和挑战，是对时过境迁的“汤姆叔叔”式的黑人历史的重新改写。别格从无生命的生存悖论走向由死亡带来的身份过程产生的巨大的震荡，是对WASP文化的颠覆，而震荡产生的裂变必然带来新的社会文化模式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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