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冰清［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重庆 401331］

巴金的现实主义力作《寒夜》问世已有六十余年。作者身处剧变的时代，写作却并未遭受五四以来始终盘踞文坛的激进片面现代性追求的影响。一方面，作家接受了现代创作理念，注重时代现象的展现，彰显现代背景下的个人；另一方面，作家在文本表现理念上也并未完全舍弃对传统文化的沿袭，使用婆媳不和导致夫妻分离成永别的中国传统小说母题，进行了传统故事原型的再造。

古代性与现代性的结合创作，成就了绽放异样光彩的婆媳子三人形象。近年来，对于《寒夜》悲剧直接表层促因的汪母，研究者进行了多种研究尝试，对汪母的认识多集中于她的恋子情结①和其象征意义②。笔者拟就汪母人物本体意识之善良和情节暗示潜意识之晦暗入手，对这一形象展开分析。

一、文本的表层现象：汪母的一体两面

韦恩·布斯认为，现代小说与古典小说在叙述上存在着对展示和讲述两种表述手法的不同偏重。采用客观的故事展示比“作家直接地用权威式的语气把人物的动机讲述出来”，给予读者参与思考的余地更广，对文本深度和人物形象意义的开掘更具特定优势。③经受过中国新文学革命洗礼的巴金，其写作体现了展示和讲述的良好结合。

《寒夜》文本中的汪文宣之母，塑造方向是具有中国传统美德的女性，具有吃苦耐劳、慈爱坚忍的特性。《寒夜》共计三十一章，汪母直接出场二十四章，章六与子同食，战中的奢侈食品全部奉献给儿子；章九照料病子体贴入微；章十一空袭警报，誓与文宣同生共死；章二十四起始终焦灼悲伤地看护病情愈重的文宣……这份深厚的爱不仅献给儿子，也惠泽其孙，仅以小细节“补衣”为例，章六汪母拿起针线，以年迈的身体和日趋损毁的视力为孙子缝补大衣，缝到章八，缝得老母亲满眼金光，什么也看不出来，直到章九才终于缝完。正暗合着慈母手中线、儿孙一生报不得的隐指。

对儿孙的爱与对儿媳的厌憎是汪母的一体两面。汪母的每次重要出场都切实表现了她对儿孙的爱；但同时，她几乎在用她的所有出场机会表现她对儿媳的厌憎。从初章为儿媳的出走“暗自高兴”④，文章中段多次婆媳短兵相接，到树生终于背弃家庭，寄出诀别书，她“还把这看作好消息”，“并没有想到她应该同情她的儿子”。不仅所有汪母与儿子相处，表现母慈子恭的重要章节中途都变调出现了对儿媳操守的质疑或者儿媳行踪的探问，就连在过渡性段落的短暂对话里，对于树生的种种不满也成为汪母的话题要素。章二汪文宣梦中对母亲和妻子做出选择，于章三醒来心情复杂，对于儿子的异常，汪母的第一直觉只会是“和妻子吵了架”；章十一她与儿子谈话，从关心儿子的身体瞬间就把话题跳到树生“过得快活”，“打扮得摩登了”；章十九照顾儿子不忘夹枪搭棒讽刺一句树生的“好命”，哪怕因此自贬“做惯老妈子”，心头也“一阵痛快”……

汪母与树生的争吵多次使亲子陷入身心的双重痛苦。是体谅儿子的感情，还是放任心底的毒焰烧遍家庭，汪母的选择耐人寻味。汪文宣的眼泪可以赢得她的同情，让她的恨暂时消失；但更多的时候，“另一种感情使她忘记了她儿子的痛苦”。

通过文本调查可以发现，在三人共处阶段，汪母对于儿媳“不喜欢”出现的频率和次数远远超过对儿子爱的表现，并成为其处理家庭矛盾时主导行为选择的最重要因素。

二、文本的对比分析：吊诡的恋子情结

以往学人研究《寒夜》，大多认为汪母具有恋子情结，恋子是其心理症结，对儿媳的厌憎是其心理表现。恋子的确是汪母形象的构成部分，但主导汪母行动的根本心理动因还有待商榷。一般意义上的恋子，包含的要素一是爱恋和保护儿子，二是敌视和排挤儿媳。从优先级而言，爱护儿子优先于打击儿媳。汪母在敌视儿媳过程中频率过高、力量过强伤害了儿子，实质上对汪文宣造成的创伤远重于对曾树生。其行为及造成的结果，已与恋子的初衷形成了吊诡。

为了说明汪母与一般恋子情结支配下母亲的差异，在此将其与《孔雀东南飞》中的焦母和《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做个对比。

受恋子情结主导而行动的极端型代表，是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同时曹七巧也是三位母亲中唯一达成恋子者行动目标的人：首先彻底铲除了想要夺走儿子的女人们；其次达成了和她生命中唯一的男人共同生活下去的目标，她实现了婆赢媳输。焦母压制儿子的恋情，最终失去焦仲卿，兰芝殒命，这则是婆媳双输。至于汪母，她对儿媳一力谩骂和仇视，赶走了儿媳，也加速了亲子的死亡，是三母中唯一的婆输媳赢。

列宁说过，“要评判一个人，不应该看他的表白或者自我看法，要看他的行动。”汪母通过不懈的争吵和猜疑，坚定了儿媳脱离家庭的决心，给予她憎恶的曾树生一个奔向相对光明新生活的机会；促成了儿子感情支柱的坍塌和这个脆弱家庭重要经济支柱的摧折，促使她心爱的汪文宣加速走向黄泉。这就是《寒夜》的事实。

汪母在汪文宣死亡过程中发挥了负向的主观能动性。她在很久以前就表示了对儿媳的不信任，认为树生不是“一路人”，“迟早会走自己的路”。在与儿媳的争吵以及日常行为中，她把这个预测当做既定事实，对树生百般敌视，最终成功地把预测转化成了现实。超越时间的限制，汪母和焦母在个性上比之同时代的曹七巧有着更多的共通点。曹七巧非常清醒地了解何为她之所求，而汪母和焦母同是厌憎分享儿子的女人，却没有明确的自知，或者说有意识遮蔽、回避了与儿媳妇争夺儿子的本我。她们都认为对儿媳的厌恶源于儿媳的不贤惠，待儿子与儿媳分手，当然会为儿子另娶罗敷。她们也同样轻慢地无视儿子濒死的讯号：焦仲卿跪拜高堂，话讲到“儿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单”，换来的只是母亲另娶新妇的再次承诺；汪文宣罹患肺病，失业，性情无比软弱，他流下无数的眼泪，也无法让母亲顾及他对树生的依恋。

《孔雀东南飞》对人物身份交代简约。读者只能从焦母口中得知焦仲卿是一个衙门里的小吏，没有其他相关说明，读者可以默认焦母休妻再娶的提议具有可实施性，即焦母有“七出”的社会、伦理支持，焦家也具备漠视刘兰芝存在的物质条件，焦家在社会舆论、经济诸方面处于强势地位。

而汪母数次提及要为文宣再娶，在作家花了大量笔墨展示汪家战时困窘处境后再听这个话，和痴人说梦没有区别。

汪母面临的现实远比焦母和曹七巧更为不堪：曹七巧和焦母对儿媳都并无所求，而无论汪母承认与否，她的家庭无比需要曾树生。感情上的分手对汪文宣造成多大伤害，尚不可直接估计；单就经济上而言，曾树生走后数月，汪家就不得不动用她的道义寄款和银行存款，用以维持汪文宣的生命——设想曾树生当初一走了之，不做任何金援，汪文宣的死亡会加快多少。

如果制约汪母行动的根本心理动因是恋子，如果汪母行动的优先级在于爱护儿子的生命，她怎么能够在四面楚歌的生活状况下持续地向支撑家庭经济和儿子心灵的树生挑衅。

银行花瓶职员的身份定位决定了曾树生不具备足够坚强的精神。一方面，她受到外界的强烈诱惑；另一方面，她的心灵深处依然存在对家庭的责任感，对丈夫的怜悯和爱。把汪文宣的死看做前方既定的坐标，汪家这条破败的船始终在向坐标的方向航行。期间唯一的变数，只是到达坐标点的速度和加速度。这个速度和加速度，同时掌握在曾树生和汪母——汪文宣此生最爱的两个女人手里。

汪母对树生的态度影响树生的抉择，而树生的分手与否关联汪文宣剩余生存时间的长短。拉她一把是留，推她一把是走，是汪母通过频繁的争吵和对儿媳娼妓不如的谩骂，成功地从曾树生的感情天平上一个个摘除了她倾向家庭的砝码，把曾树生推了出去。

三、文本的深层解读：自恋的汪母

至此，对汪母行动进行解释的多个可能已被堵死。强行要证明主导汪母行为的主要因素是对儿子的爱情，那么必须首先判定汪母在智商和情商上的低弱。只有假定汪母自始至终没有能力意识到她的作为将影响汪文宣以及整个家庭的未来，《寒夜》悲剧的直接性表因才能合理成立。

与其追索没有证据支持的结论，不如把握有线索可循的推论。从汪母的缺陷性性格以及她的潜意识出发，将导出更具客观性的真相——汪母是清醒的，对未来有所觉悟地选择了与曾树生的决裂之路。

关于汪母的缺陷性性格，巴金在《寒夜》文中已有多次提及。第十一章篇首汪文宣与汪母交谈，汪母忧心文宣“要为家庭牺牲你自己了”，下一句紧接着爆发对树生的怨恨：“可是她，她过得快活啊，上办公还要打扮得那样摩登，像去吃喜酒一样。”

“汪文宣要为家庭牺牲自己了”到“曾树生过得太快活”，表面突兀的衔接下包含着儿子过得辛苦、儿媳就不应该过得快活的隐藏思想逻辑。在公婆的身份背景下，汪母这样思考本身并无问题，但它忽视了曾树生作为旧中国银行女职员，衣着摩登、仪容愉快是她赚取薪水维持家计资格的前提。

事件出现一次谓之偶然，相关事件多次出现则是作者的人物塑造意图展示。

第二十八章写汪文宣因罹患肺病，收到同僚要求退出伙食团的告诫信。汪母闻此大怒：“你这个人真没有办法。自己到了这个地步，还去管他们做什么？要是我，我就叫他们都染到这个病。要苦，大家一起苦。不让有一个人幸灾乐祸。”第二十九章描写汪文宣强撑病体给曾树生写信，对于他愿树生幸福的心声，汪母只认为：“她已经是别人的人了，为什么不让她难过一下，让她受点良心的责备呢？”两段单看无非都是心疼儿子受苦的老母亲的激愤之语，联系前文，却表现了汪母思维的一贯性。前文儿子过得辛苦、儿媳就不应该过得快活的思维逻辑，已经赤裸裸地推广具现为儿子活得不快活，你们谁都没理由活得快活的宣言。这种思维逻辑的基点和终点，即己方过得不快活，你们谁都没理由活得快活。

直到最后，汪母也不曾反省儿媳今日若在别人怀里，功劳有她一份。一意孤行的女人，指责的始终是别人的良心不安。汪母假借儿子不幸的名义要求世人一起殉葬，却用自己的手先把儿子拖进地狱：掩藏在慈爱外表下的，是一颗偏执的、比之爱其他一切更爱自身脆弱自尊的心。

观察《寒夜》文本，除去隐晦的恋子情结和独占欲这些汪母无法自觉的内因，汪母对曾树生的不满和讥议集中在她的对外社交和她的过门名不正言不顺。从汪母的角度来看，她并不认为这样吵来吵去有什么好处，但她认为树生能够赚钱养活自己，她却靠着文宣夫妇吃饭，所以树生看不起她。

小说中的树生对汪母的表面礼仪并无逾矩。心理印象这种东西本就是由心而生，读者无从得知她在面对公婆时眼神或者举止是否有心无心带上了轻蔑，但可以知道汪母的反击都是直接性的，不断地、多次地藐视了儿媳的人格和家庭成员身份。她一再把与儿子生活的女人贬辱如娼妓，连带侮辱了儿子和自身也在所不惜。

哲学的二元对立还有文学研究的解构，精义在于从一个事实推出事实本身及其对立面的真实。汪母反复对曾树生进行谩骂，至少说明了两件事：一是在汪母的心底，她异常在意名节这个概念，在意儿媳外出工作不受家庭掌控；二是虽然不惜自辱也要踩低曾树生，汪母手中掌握的，她认为可以对儿媳造成伤害的武器，也只剩下了儿媳不是八抬大轿抬进门这一点而已。

巴金笔下原型的汪母，是晚清出生的“读书人”，是昆明才女。她的人生塑形期所接受的礼教、妇德教育⑤，已经被新的时代抛弃了。在旧时代作为家庭重心的主母，如今不过是依靠她厌憎的儿媳奉养的存在，“地位的变迁使她感伤自卑并且难以接受”，在内心深处有意无意与儿媳比较，只能因生命的规律与生存的法则而注定败北⑥。八抬大轿是她自认比树生强的最后筹码。

“宁愿挨饿，宁愿忍受一切痛苦，她不愿意让树生来养活她。”这是汪母最后紧守不放的自尊。不懈地争吵，不只是恶意的发泄，也是汪母作为家庭主母绝无仰人鼻息默然低头余地的资格证明。汪母既然具有预见以树生的客观条件而言她迟早离去的冷静客观眼光，从智力而言，她可以推断无休止的恶性争吵将有可能加速树生与文宣的分手。为此，汪文宣将会被剥夺在这个世上仅存的一些幸福。不过，与证明汪母在这个家庭的重要性和她的尊严来比较，那一点的幸福并不是那么重要——“要苦，大家一起苦。不让有一个人幸灾乐祸。”在汪母感到幸福前，能够受到她支配的人，谁也不能拥有幸福。曾树生的成功逃离，是由于她从来不曾属于汪母。而汪文宣的命运，早已在章二梦中对母亲、妻子选择时，被做出了结局预叙。

战乱年间汪家三人的纠葛，使人叹息。作者人物刻画得精妙，更令人赞叹。比起事先构建和技法，巴金无疑是更依赖天赋和人物驱动力进行写作的作家。这决定了他的作品隐藏有更多非筹划性惊喜。汪母形象的善良和与善良表象不协调的种种可追究性隐藏细节，与其说是作家精心的预埋，更像是作家深谙中国婆媳战争文化原型，人物主导情节发展的必然结果。

本文谨就《寒夜》文本现象进行分析，对支配汪母行动的主因进行探讨，仅只是从文本观察角度对小说可能指向进行的表述和阐释尝试。汪母因其形象塑造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其内涵尚有很大的挖掘余地。《寒夜》小说主角三人，乃至《寒夜》本身，因其多重解读可能性和表现深度，不仅在中国文学的现代和当代，也必将在未来持续闪耀光芒。

① 郭晓岩：《〈寒夜〉人物之精神分析》，《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第1—4页。

② 宋剑华：《〈寒夜〉：巴金精神世界的苦闷象征》，《名作欣赏》2009年第24期，第7—14页。

③ [美]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付礼军译，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11页。

④ 本文有关《寒夜》内容均选自《巴金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⑤ 河村昌子：《民国时期的女子教育状况与巴金的〈寒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 2期，第180—190页。

⑥ 续永红：《〈金锁记〉〈寒夜〉女性人物复杂性格比较》，《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 5期，第821—8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