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经建 董外平［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长沙 41008］

《故事新编》遥远的回响
——《故事新编》与《阿斗》之比较

⊙杨经建 董外平［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长沙 41008］

红柯新作《阿斗》对三国历史别具一格的重写，与《故事新编》对传统“故事”的“新”说如出一辙，反映了不同时代作家对“历史”共同的思考与理解。由于时代背景、文化语境和个性气质的差异，两者运用了不同的叙事策略从而体现出不同的叙述风格，《故事新编》重在“戏说”历史从而采取了后现代主义杂糅、拼贴、戏仿的叙事策略并延续了鲁迅一贯的“油滑”风格；《阿斗》重在“重写”历史从而采用了迥异的“傻子叙事”，虽不乏诙谐幽默之处但整体上稍显平实和严肃。不同的叙事风格表达了作家不同的精神向度，《故事新编》寄予了作家强烈的启蒙批判精神，“油滑”不过是其批判国民劣根性的一种特殊手段；《阿斗》一改启蒙思想对传统精神全盘否定的态度，企图用道家自然主义精神疗治启蒙的“现代性”弊病。

《阿斗》《故事新编》 新历史主义 历史叙事 精神向度

红柯以写大漠草原生活见长，其新作《阿斗》却由大漠雄风的书写突转为对三国历史的另类讲述，彻底颠覆了红柯以往的创作形象。可以说，《阿斗》完成了作家一次艺术自我的超越，其鲜明的言说“历史”的风格特征，让人想起鲁迅当年的《故事新编》。

一、反英雄史观的新历史主义

新历史主义代表人物海登·怀特“把过去所谓单线大写的历史（history），分解成众多直线小写的历史（histories）；从而把那个‘非叙述、非再现’的历史（history），拆解成了一个个由叙述人讲述的历史（his-stories）。”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新历史主义思潮还未在西方兴起，但鲁迅的一些历史观念却与新历史主义不谋而合。在鲁迅看来，古文献所汇成的“正史”无异于一种被夸饰和美化的想象物，历史在古文献中总处于被扭曲、被侵吞、被玩弄的命运，因此必须“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鲁迅别出心裁地创作了与《呐喊》《彷徨》风格截然不同的“不足称为‘文学概论’之所谓小说”《故事新编》。20世纪80年代，新历史主义作为一个文学批评话语才开始在中国内地流行。“文革”后，中国历史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出现了所谓现代或后现代的“历史转向”，中国当代文学终挣脱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枷锁。新历史主义小说早已度过它辉煌的年代，悄然退出主流文学的舞台，而一直以写大漠草原风光见长的红的枷锁，却出奇制胜地闯入新历史主义的创作之维，其最新力作《阿斗》宣称揭露“被三国故事遮蔽的另一种魏晋风度”，堪称新世纪初一部新历史主义的复兴之作。

《故事新编》通过日常生活的还原和现代精神的转换，解构了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的神话英雄、古来圣贤。《补天》中女娲不可抗拒的神性被世俗的人情味消解，她一醒来即感寂寞无聊，造人的神圣性工程只是她排遣寂寞的方式。鲁迅把她弗洛伊德化，力比多是其造人的直接驱动力，“创造”只不过是其性欲的升华。于是，女娲的神性创造被人性欲望取代，补天造人的功绩被无情消解。《奔月》中后羿无法面对复杂的世俗婚姻生活，昔日的射日神功沦落为射麻雀、乌鸦以维持生计的伎俩，当他无力满足老婆的物质生活时，婚姻马上出现危机。他对刁蛮任性的嫦娥无可奈何，处处忍让和迁就，英雄形象被“妻管严”式小男人嘲讽、消解。《理水》中大禹不过是“一条瘦长的莽汉，粗手粗脚的”，他“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无私精神成了禹太太“没良心的杀千刀！”的罪状。禹太太堪称经典的谩骂，使禹的圣贤性立即消解在日常世俗生活中。在鲁迅的笔下，无论创造女神、射日英雄、先哲圣贤都与凡夫俗子没有多大差别，他们也有旺盛的七情六欲，也有不堪一击的自尊，也要为“柴米油盐酱醋茶”四处奔波，也会被功名利禄所累，陷入“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彷徨。

都说三国时代英雄辈出，《阿斗》却“冒天下之大不韪”，摧毁一个个英雄神话，把一批批三国英雄从神坛拉下马，打出原形。阿斗一言道破父亲的生存秘密，泄露了他的狡诈。多少英雄豪杰拜倒在他的眼泪之下，逆历史而行，挥霍青春才干，到头来只是一场空。“三顾茅庐”已成千古佳话，阿斗却披露了孔明阴暗的妇人心理，他自比姜尚、张良，实际是嫉妒，于是他惺惺作态、扭扭捏捏，非要刘、关、张三番五次地叩问，才得以显示出自己的珍贵，十足的妇人虚荣之心。第三个被阿斗拉下神坛的是“武神”关羽。“正史”塑造了一个柳下惠式的坐怀不乱的关羽，实际上关羽也是个“英雄难过美人关”的武夫。阿斗补录了一段关羽与貂蝉的情史，关羽十分倾慕貂蝉的美貌，但貂蝉却思慕吕布的男性雄风，于是关羽陷入狂暴的性嫉妒之中，盛怒之下杀了绝世美女。关羽一直无法摆脱貂蝉带给他巨大的性挫败感，留守荆州之时，为拾回自信，他沉迷女色，却仍无法改变性无能的生理事实。经受心理重创的关羽守荆州，荆州能不失吗？在红柯的笔下，被人们津津乐道的三国英雄，或为追求荣华富贵的流氓市侩，或为贪慕虚荣的市井小人，或为情天欲海的性情中人，一切英雄品质化为烟雾，成为子虚乌有的以讹传讹。

二、还原历史真相的个人化叙述

在叙事策略的选择上，《故事新编》采取了后现代主义杂糅、拼贴、戏仿的叙事技巧，而《阿斗》采用了迥异的“傻子叙事”。不同的叙事基调奠定了小说不同的叙事风格，《故事新编》戏说历史的意味延续了鲁迅一贯的“油滑”风格，《阿斗》虽不乏诙谐幽默之处，但整体上稍显平实和严肃，红柯并无意游戏历史，只是想通过另一种叙述还原历史的真相。

鲁迅意欲打破“中国人所谓幽默，往往尚不脱《笑林广记》式，真是无可奈何”的尴尬局面。令人惊诧的是，鲁迅制造“幽默”的手段与当今流行的后现代主义惯用的杂糅、拼贴、戏仿等手法十分类似，这意味着在西方20世纪60年代后现代主义兴起之前，中国就已经有了后现代主义小说的经典文本。

《故事新编》最显著的叙事特征是古今杂糅与拼贴。鲁迅在《故事新编·序》中说：“叙事有时也有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信口开河”就是打破历史前文本固定的逻辑和秩序，随意将现代事件移植在那些断裂的文本中，将神人、古人、今人置于同一时空，进行强制性对话，构造一个亦古亦今、非古非今的“狂欢化”的新文本。《补天》女娲孤寂的情感体验完全是现代式的，斥责女娲裸体失礼的小丈夫是鲁迅为讽刺批评汪静之《蕙的风》的道学家而有意塑造的；小说结尾还续写了与女娲故事毫无关联的派系之争和秦皇汉武寻仙之事。《奔月》描写的全是现代夫妻矛盾，演绎的全是现代生活。比如，嫦娥上饭馆，聚合一帮太太们打牌娱乐，后羿竟与一老太太发生民事纠纷，还煞有介事地通过协商解决了问题。《理水》是杂糅拼贴最多的一篇。在“汤汤洪水方割，浩浩怀山襄陵”的洪荒时代，却出现类似现代文化研究所的“文化山”，一批“文化精英”操着“古貌林”、“好杜有图”、“OK”等外语，大谈遗传学、考据学、民俗学、语言学；《神农本草》研究更是走向了现代化学、医学领域，出现“维他命W”、“碘质”等医学、化学名词。《故事新编》的叙事好像是一场触目惊心的怪诞而丰富的表演。

戏仿是《故事新编》采取的另一个叙事策略。首先表现为文体的戏仿。《补天》戏仿《尚书》体。《铸剑》戏仿了《列异传》《搜神记》等“志人”、“志怪”体小说。《出关》《理水》《采薇》酷似现代话剧中的独幕剧。其次是语言戏仿。《女娲》“Nag!nga！”、“Akon,Agon! ”戏仿英式象声词，实属个人生造；《铸剑》戏仿古歌谣语言，看似巫术咒语，有不可言传的痛苦；《出关》账房与书记官的对话戏仿方言俚语，妙趣横生。鲁迅通过对不同语言的仿用、戏用、混用，使文本表现出众声喧哗的多声部特征，使貌似庄重稳固的历史逐渐游走、异化、进入文字的游戏王国，暴露出荒诞的本质。

《阿斗》戏说的成分比较弱，它没有随意打乱历史的时空界限，也没有“狂欢化”的语言实验，而是在原有历史的起点注入作家个人的生存体验重述历史，颇具“个人化”写作的意味。红柯借助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果戈理的《狂人日记》、托尔斯泰的《傻子伊万的故事》中的“傻子叙事”模式，以极富可信度的叙述语言，描绘了历史另一幅风景。关于三国历史的叙述，陈寿的《三国志》、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家喻户晓。这两个文本几乎统治了中国人千百年来关于三国所有的历史想象，两者均站在统治集团的政治意识形态立场，刘备集团因符合儒家正统而被高扬，曹魏集团因违背儒家正统而遭唾弃。为了消解传统历史叙事的权力话语，红柯把臭名昭著的“扶不起的阿斗”推上叙述者的位置，希望运用一种个人话语重写三国历史。阿斗宣称自己不断被模仿和剽窃，那都不是真正的阿斗，于是决定自己来讲述自己，为自己翻案正名。三国历史在阿斗傻里傻气的叙述中撕裂了所有附在自己身上的政治意识形态外衣，露出庐山真面目。

《阿斗》的“傻子叙事”以第一人称“我”为叙述视角，并在故事讲述的过程中不断涌现内心独白，使读者不自觉地进入文本所设置的叙述情境，陷入历史真实的漩涡之中，触摸到历史更为感性和丰富的一面。这与《故事新编》游戏历史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鲁迅重在解构历史、批判历史，并无心重建一部历史，所以他选择的都是一些历史的断片或碎片，他的目的是把这些显赫的历史断片、碎片从“正史”中抽离出来，然后逐一戏谑、解构，从而颠覆“正史”对人的桎梏。《阿斗》重在“重写”历史，目的是要建构一部可以与“正史”分庭抗礼的个人化的历史，因此与《故事新编》相比，在整体风格上，《阿斗》少了一分油滑，多了一分对“历史之真”的虔诚。

三、返璞归真的精神向度

由于时代背景的差异，两部作品表现出作家不同的精神向度。《故事新编》是启蒙主义精神的高蹈，而《阿斗》却冲破启蒙理性的叙事逻辑，进入道家感性的自然之境。红柯继承了鲁迅的历史批判意识，又不同于鲁迅彻底否定历史与传统的启蒙理性。

鲁迅曾自诩《故事新编》是油滑之作，但油滑并不是他初衷，油滑不过是其批判国民劣根性的一种特殊手段。比如，《出关》以戏谑的笔调把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批判得酣畅淋漓，“无不为”实际是本质上“无为”的一种心理补偿和假想性满足；《起死》把批判矛头指向庄子。庄子的“齐生死”、“无是非”不但不能教化人，反而把人置于荒诞无助之中；《采薇》在现实的重重矛盾中揭示了伯夷、叔齐忠义的虚伪性。他们一方面主张“伐无道”，一方面又阻挡武王伐纣，通体都是矛盾。鲁迅毫不留情地戳穿了传统思想伪善的面孔。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逐渐出现反思“五四”启蒙传统的声音，许多人认为“五四”一概否认传统思想，不仅造成中国文化的认同危机而且也使中国面临现代性的悖谬困境。红柯实际代表了中国新生代作家对“五四”遗产一种积极的反思，在他看来，传统思想既有糟粕又有精华，应该区别对待，特别是在当今商业文明肆虐的年代，更需要中国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于是，红柯把一个恢弘壮阔的战争题材转换成一个反战的宣言书，《阿斗》给不堪重荷的现代文明指引了一条出路，那就是遵循中国古老的道家哲学智慧，返回寂静的大自然，人类才有可能从文明的陷阱中拯救出来。

《阿斗》一转《三国演义》儒家“入世”的基调，大肆张扬道家“清静无为”、“绝圣弃智”、“道法自然”的“出世”思想。“无为”是道家核心思想之一，尤其在政治上，道家主张“无为而治”。阿斗认为汉室气数已尽，与其冒天下之大不韪，不如及时行乐，任历史自然流之，毕竟人生苦短。所以他完全不过问政事，任诸葛亮呼风唤雨，运筹帷幄，也不畏惧将相夺权争利，对他而言，皇帝只是个虚构的身份。蜀国被司马氏灭后，阿斗成了阶下囚，他既不感怀伤国，也不觉得奇耻大辱，反而“乐不思蜀”。改朝换代之际，真正“有所为”的是统一三国，而不是恢复汉室，在这个意义上，阿斗的“无为”其实是“有为”。

阿斗尤其崇尚道家“道法自然”的生活态度。阿斗觉得男女之事是世间最快乐的事，这个世界如果没有女人，将不堪设想。他认为三国时代真正的英雄是敢爱敢恨的吕布，平生最鄙夷父亲、关羽这一帮道貌岸然之人，他们一边压抑自己的欲望，一边又伺机发泄，尤其是孔明更为残忍，他用娶丑妻的方式控制自己的欲望，以便有更多精力图谋经国大业。阿斗不无嘲讽地说，英雄一到蜀国便被阉割了。阿斗是那个时代真正解放自己情欲的人，也是最有生命力的人，他仰慕“建安风骨”，尤其崇拜“竹林七贤”放荡不羁、无拘无束、超脱自然的个性。阿斗最终被封到秦岭北麓渭河南岸五丈原东侧的风水宝地安乐乡，像后世的陶渊明一样过着恬静的田园生活。

对于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鲁迅在《故事新编》中一概采取批判的态度，红柯在《阿斗》中则采取扬弃的态度，儒家思想因其虚伪性惨遭唾弃，道家思想因其本然性备受推崇。启蒙“现代性”发展至21世纪，其负面效应日益凸显，中国逐渐面临西方式的精神危机、环境破坏、生态失衡等“现代性”问题。道家思想本质上是一种自然哲学，红柯在《阿斗》中企图论证用道家思想诊断和治疗“现代性”弊病的可行性，进而在世界范围倡导道家的精神生态哲学与自然生态哲学。由此看来，《阿斗》的历史叙事其实与红柯“天山系列”小说的风情叙事在内在精神上是统一的，都是自然主义精神的张扬。总而言之，隔世遥望的两位作家尽管在精神上有相悖之处，但他们勇于承担历史责任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1] 王岳川.新历史主义的理论盲区[M].广州：广东社会科学,1999，（04）.

[2] 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四)[M].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 鲁迅.书信[M].鲁迅全集第十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 鲁迅.致陶元德.1934年4月1日[M].鲁迅全集第十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 中篇《阿斗》发表于《莽原》1998年第1期，长篇《阿斗》，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

作 者：杨经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董外平，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编 辑：吕晓东 E-mail:lvxiaodong818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