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桃洲［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北京 100048］

死亡的非形而上之维
——析《万古愁丛书》

⊙张桃洲［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北京 100048］

本文以文本细读的方式，解析了臧棣为张枣逝世而作的悼亡诗《万古愁丛书》。文章通过考察该诗与张枣诗作的互文关系，逐一揭示了该诗所理解的张枣诗观的诸方面，并着重辨析了两位诗人所共有的“元诗”意识在中国当代诗歌中的意义与困境。

死亡 互文 元诗 语言

这几乎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这首《万古愁丛书》是为诗人张枣逝世而做的悼亡诗，写于张枣去世的当月。不过，由于某种无以明言的因素，这首诗并未见诸这一年出版的各类纪念文集，只是寻常而安静地置身于臧棣近些年陆续完成的众多“丛书”诗中，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和相应的讨论——虽然它以罕见的迅捷回应了那位富有传奇色彩的诗人的离世，却由此避开了其所激发的悲情氛围。

在中外诗歌中，一位诗人为另一位诗人而写的悼亡诗不计其数。不管出于何种动因而作，这类悼亡诗总会涉及诗人之间的交谊、对已故者的评价尤其是诗人之间隐秘的诗学上的关联等题旨。这首诗同样如此。诗的标题中的“万古愁”提示了某些信息，不难发现，它直接源于张枣的著名组诗《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十四行组诗）》：“我天天梦见万古愁”（第2首），“没在弹钢琴的人，也在弹奏，/无家可归的人，总是在回家：/不多不少，正好应合了万古愁”（第11首）。诗人朱朱显然也留意到了“万古愁”应该是张枣诗歌的关键词之一，在他所写的《隐形人——悼张枣》一诗中便有“梦着/万古愁”之句作为呼应。当然，这个词更悠远的来源是为人所熟知的李白的《将进酒》：“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正如李白那首名诗所喻示的，“万古愁”集结着人类与生俱来的、亘古不变的某种忧惧——因时间（流逝）、死亡而引发的难以排遣的“愁绪”。《万古愁丛书》以此为题，除了与张枣诗作构成互文关系外，其意旨无疑也包含了对死亡的忧惧这一古老的主题。

诗的首句“在那么多死亡中，你只爱必死”，将死亡的议题和盘托出，其中的“必死”出自张枣的另一著名组诗《卡夫卡致菲丽丝（十四行组诗）》的末节：“从翠密的叶间望见古堡，/我们这些必死的，矛盾的/测量员，最好是远远逃掉。”这就是现代诗中的“用典”，这种用典情形在这首短诗中频现，竟达近二十处之多（当然，为一位诗人写悼亡诗，不用典几乎是不可能的）。显然，就此诗而言，“必死”是臧棣与张枣共同关注的议题。事实上，“必死”也是古今哲学研究的重要命题之一，按照西哲海德格尔、阿伦特等人的观点，“必死性”正是人之为人的“禀赋”或“条件”。在《卡夫卡致菲丽丝（十四行组诗）》中，张枣借用卡夫卡的口吻陈述了“必死”之人的现代性境遇。①据说，该诗末节里的“测量员”在希伯来语中与“弥赛亚”谐音②，这似乎暗示着“弥赛亚”也是“必死”的，最终不得不“远远逃掉”。此外，张枣在其《哀歌》一诗中也说：“死，是一件真事情。”可见他对死亡议题有着持续而深入的思索。《万古愁丛书》开门见山就言说“死亡”，既陈述张的去世这一事实，又指出后者诗歌中对死亡的书写。

“其他的方式都不过是/把生活当成了一杆秤。……”相较于“必死”，其他看待死亡的方式或态度莫不过于实用。此句中的“秤”关联着张枣短诗《边缘》里的“秤，猛地倾斜”一句，臧棣在解读《边缘》时认为：“‘秤’，不是一个随意选择的意象，这个词指涉着现代社会里已经高度制度化对人的规范：每个人都随时处在被衡量的状态中，并且衡量的出发点又是功利主义的，有时，甚至是相当机械与冷酷的。”③以“秤”来面对或处理生活，患得患失之际难免会遭遇“背叛”，所以“生活得越多，背叛也就越多”。“稍一掂量”的“掂量”显然是随着“秤”这个词而来，即制度化社会中无处不在的算计；“诗歌就是金钱”由美国诗人史蒂文斯的一句名言“Money is one kind of poem”转化而成，史氏是一个长期处在并行不悖的双重世界里的人：在世俗生活中，他一直担任一种精于“算计”的职位（一家保险公司的副董事长）；而在繁杂的世俗事务之外，作为诗人的他则是一位语词的探险者、元诗的倡导者。对于这样一位元诗倡导者而言，“Money is one kind of poem”无疑是对语词和想象力的挑战，它意味着将任何世俗生活融入诗歌的能力，“诗歌就是金钱”的说法当然也构成“让语言的跳板变得更具弹性”的一种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张枣极为推崇史蒂文斯，曾与人合译、出版了《最高虚构笔记——史蒂文斯诗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他在译序中称史氏为“沉溺于‘语言之乐’的享乐主义者”），受史氏的“元诗”观念的影响很深。“让语言的跳板变得更具弹性”其实也是张枣的写作理想，在其论文《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当代中国诗歌的元诗结构和写者姿态》中张枣提出：“当代中国诗歌的关键特征是对语言本体的沉浸，也就是在诗歌的程序中让语言的物质实体获得具体的空间感并将其本身作为富于诗意的质量来确立。”④也只有当语言获具“弹性”“触及活力”后，才“有助于心灵形成一种新的语速”；“弹性”、“硬”和“活力”这些词也是针对上文中“秤”的“机械与冷酷”来说的。“围绕物质旋转，并不可怕/它有助于心灵形成一种新的语速”，此二句中的“物质”与“心灵”相对，体现的是“金钱”与“诗歌”之间的史蒂文斯式悖论和“办法”。而“围绕物质旋转”中的“旋转”，应该源自张枣《灯芯绒幸福的舞蹈》里的“我舞蹈，旋转中不动”和《悠悠》里的“旋转的磁带”。此外，张枣在诗学观念上还接受了史蒂文斯的矛盾诗观，这一点也在《万古愁丛书》中被作为一个中心议题得到展现。

至此，这首悼亡诗算是完成了全诗的第一段落：借助于对由死亡事实引起的逝者死亡态度的谈论，进入关于张枣诗艺和诗学观念的探讨。实际上，这也是这首诗的两个主要题旨——死亡与诗艺，而关于诗艺的探讨及评价又是贯穿整首诗的核心。这部分格外提及史蒂文斯，不仅指明张枣与史氏诗学上的亲缘关系，而且具有一种类比效果，似乎以史氏的双重性暗示张枣于世俗生活与诗歌之间的纠缠——从“发胖之后”到“从另一个世界里递过来的一双双小鞋”这一段落勾画的正是世俗生活中的张枣（如“巧克力和啤酒”、“莴笋炒腊肉”、“小辣椒尖红”等颇具张的个人特征）。世俗生活的展现使这位诗人的死亡变得具体而形而下。不妨说，这首悼亡诗呈现了两个张枣形象：一个是陷入世俗生活中的张枣，一个则是栖居于语言里的张枣；既展示了其在现实生活中的景况，又揭示了执著而幽邃的诗学理想，二者不断交叉重叠。自然，与史氏相比，张枣的境遇要不同得多，后者至少还面临着地域（空间）、文化、身份和语言的迁移与跨越。在此，张枣或许恰好是能够被用以在诗学范围之内谈论这些话题的一个范本。成名甚早、去国也甚早的张枣，一直是1980年代诗歌神话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诗歌“天赋”为人所公认。不过，当多年后他再度进入人们的视野时，给人的普遍印象是反差明显：意气风发的英俊少年变成了臃肿邋遢的中年人（所以悼亡诗中提到“发胖之后”）。这种变化除有个人的原因外，更多是由于与上述话题相关的时代语境的变迁，其间隐藏着对他造成巨大戕害的销蚀性力量。令人惊异的一点是，在长达二十余年的写作生涯里，张枣的诗学信念一以贯之，那就是相信写作的最终使命乃是经营语言；同时，他也不否认世俗生活对诗歌写作的意义，认为任何芜杂的现实材料都能够被转化为诗歌⑤。

“发胖之后”中的“发胖”语出张枣《地铁竖琴》：“年近三十/食指拼命发胖”，既是变化后张的生理表征，又隐约昭示着张的某种精神状态，即其内心产生了“天赋”“溜走”的危机感。“你想戒掉用淋漓左右灿烂”，其中“淋漓”出自张枣《何人斯》里的“鲜鱼开了膛，血腥淋漓”，“灿烂”出自张枣组诗《历史与欲望》之《丽达与天鹅》里的“那些灿烂的动作还住在里面”（杨黎编有一部关于第三代诗运动的书亦名《灿烂》），“用淋漓左右灿烂”大概喻指展示写作才华（天赋）的不同取向——是淋漓尽致还是灿烂夺目？“天赋咸一点会更好”中的“咸”出自张枣《猫的终结》里的一句：“猫太咸了，不可能变成/耳鸣天气里发甜的虎”，并与该句中张所偏爱的“甜”相对照，指向迥然有别的写作趣味。“莴笋炒腊肉里有诗的起点”点出了张枣对于世俗生活与诗歌之关系的认识，张枣曾自言组诗《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的主题就是诗中的一句——“首先得生活有趣的生活”⑥，该组诗中还有“词不是物”、“生活的踉跄正是诗歌的踉跄”等句，大概也能表明张枣的某种诗观。应该说，张枣虽然是一个语言至上论者，却并非狭隘的纯诗主义者；虽然意识到语言的自律性，却并不过分强调语言的封闭性，因此，说“莴笋炒腊肉里有诗的起点”，是符合张枣将生存视为诗歌之“策源地”的想法的。

从“你猜想”到“虎头用线一提，像豆腐”构成这首悼亡诗的第三段落，主要辨析张枣的矛盾诗观。“无穷”连接着张枣《望远镜》里的“无穷的山水”；“绝妙”、“滋味”、“矛盾”、“虚无”都是能体现张枣诗歌取向和观念的语词：其中“滋味”被运用较多，如《祖父》里的“用 /盐的滋味责怪我”、《希尔多夫村的忧郁》里的“嘴角留着乌云的滋味”，其作用不仅仅是风格化的；“矛盾”较早出现在《刺客之歌》里的反复句中（“历史的墙上挂着矛和盾，/另一张脸在下面走动”），也出现在组诗《卡夫卡致菲丽丝》的结尾（“我们这些必死的，矛盾的/测量员，最好是远远逃掉”）和《春秋来信》里（“我深深地/被你身上的矛盾吸引”），对“矛盾”的体认被认为是张枣诗观的另一侧面，既可看做其对现代性生存处境的觉识，又是其诗歌技巧与风格之暧昧性的表现；“虚无”分别见于《椅子坐进冬天……》（“风的织布机，织着四周。/主人，是一个虚无，远远/站在郊外，呵着热气”）、《一首雪的挽歌》（“火说：我存在，我之外 /只有黑暗和虚无”）和《到江南去》（“寻找幸福，用虚无的四肢”）等诗篇，可以说“虚无”的意识在张枣诗歌里十分醒目而且重要（他曾自称“极度的虚无主义”），“绝不给虚无留下一点机会”意味着，在张枣那里，“虚无”与其说是遁入悲观主义的托词，不如说是获得某种“文学品质”（张枣语）的动力，造就了其诗歌的鲜明的“虚幻”特性——那是在《镜中》里即已显现、以语词之“镜”折射而成的。

这一小节中的“心弦已断，虎头用线一提，像豆腐”一句，值得细细品味。其中“豆腐”除暗含脆弱之意（与“断”接应），还令人想到张枣《厨师》里“他把豆腐一分为二”这一关乎技艺（其实也是诗艺）的描写。“心弦已断”至为重要，此语关涉的乃是张枣的“对话”诗学或“知音”诗学：“心弦”与弹奏相关，勾联着那个关于“知音”的古老传说；“已断”意味着这种“知音”或“对话”可能性的丧失。众所周知，张枣有效地承续了中西的“知音”（“对话”）传统与理论⑦。张枣与臧棣一度交往密切，两人曾共筑一段“知音”佳话：臧棣以一首《解释斯芬克斯》相赠，张枣回赠那首有名的《春秋来信》，这二首赠诗都述及各自对于诗歌的理解；两人最大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是“元诗”的信奉者和大力实践者，颇有点“惺惺相惜”的味道。对此钟鸣的解释不无道理：“两人的亲近，倒不完全是因为他们都是60年代出生的诗人，而在于物以类聚，出于对话和知音那内在的渴求，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广义的成诗过程——风格有着知性的体验和理解的一致，尝试着不把对话当做构造手段（就像不把抒情当做特权），而在于一种领悟力的自然流露。”⑧当然，两人在后来的诗歌写作中都对“元诗”观念有所反思。

接下来，从“但是你说”到结束是这首悼亡诗的第四（最后）段落，进一步诠释了张枣的诗观。这部分最值得留意的是“宇宙”一词，张枣的宇宙观念是对其“元诗”观念和对话诗学的一种补充⑨，故这个词密布于他的诗作中，如“如此刺客，在宇宙的 /心间”（《椅子坐进冬天……》）、“宇宙充满了哗哗的水响”（《天鹅》）、“她们牵着我在宇宙边”（《合唱队》）、“花开花落，宇宙脆响着谁的口令”（《一个诗人的正午》）、“落叶，/这清凉宇宙的女友”（《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他觉得他第一次从宇宙获得了双手，和 /暴力”（《在森林中》）、“一片叶。这宇宙的舌头伸进/窗口”（《云》）、“清辉给四壁换上宇宙的新玻璃”（《悠悠》）等。“你只勉强赞同诗应该比宇宙要积极一点”，显示的正是张枣观念中诗与宇宙的关联性，在他看来，“元诗常常首先追问如何能发明一种言说，并用它来打破萦绕人类的宇宙沉寂”⑩。显然，其元诗观念和宇宙意识的产生，与他感受到的处境及由此迸发的对话欲求有关。此外，这部分还有两个能彰显张枣诗观的词——“沉默”和“圆”，前者包裹着语言的秘密，后者，当它突兀地成为《祖母》一诗的结句、镶嵌于《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里某一句子的中间（“此刻的。圆。看见羊痫风。看。”）时，张枣的“诗歌即是树、空气、风、宇宙的圆满”的说法便在耳畔响起。在此，“圆”（指向“完满”或“圆满”）也可被解读为“死亡”的另一称谓。正是在这一对世俗生活实施终结的极端仪式中，萦绕于心的“万古愁”烟消云散，其绚烂的极致姿态有如诗人体验到的诗之悦、语言之乐。

可以看到，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诗歌中，“元诗”观念有一条相对清晰的发展路径。“元诗”在词与物、诗歌与现实的纠缠中确立了语言自身的界限。然而，在当前变幻多端的背景里，曾经作为文学自律性观念的一部分、发挥过重要功用的“元诗”观念，其有效性究竟如何，则值得重新商讨。包括张枣、臧棣在内的诸多“元诗”倡导者，一度相信“语言能够在惰性的现实之外，发展出一种更高、更自由的秩序”，然而“当现代性承诺的幻境以全球化的消费现实从天而降，当既定的社会意识秩序已灵活多变，与大众的趣味一道容忍了诗人的冒犯……诗人们对‘语言本体的沉浸’是否还能如此高调，是否在暗中也变得暧昧不明，则是一个应该继续追问的问题”；于是，“元诗”所激发下的语言意识的扩张及其惯性——“不仅在谈论时尚，而且用自己的语言回应、效仿着时尚的原则，在诸多元素间穿走、编织，使得一首诗同构于这个‘花花世界’”——在当下的错杂语境中凸现出了明显不足，因此，“‘元诗’意识指向的，不应再是语言的无穷镜像，而恰恰是指向循环之镜的打破”11○。在此意义上，这首悼亡诗在悼念故人的同时，或许也隐藏着对诗本身的哀悼？

① 诗人钟鸣认为，“《卡夫卡致菲丽丝》表达了一种既是个人的、又是普遍的世界的观念，他通过自己的生存处境，对一切‘准现在’的东西都加以质疑”（《笼子里的鸟儿和外面的俄耳甫斯》，见钟鸣《秋天的戏剧》，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页）。

② 宋琳：《精灵的名字——论张枣》，《今天》2010年夏季号总第89期。

③ 见洪子诚主编《在北大课堂读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④⑩ 张枣：《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当代中国诗歌的元诗结构和写者姿态》，《今天》1995年第4期。

⑤ 张枣评述史蒂文斯的诗观说：“尽管现实能够升腾跃进成‘秩序的激昂’，诗歌却不是现实的对立物，而是它的内蕴物……生存，这个‘堆满意象的垃圾场’，才是诗歌这个‘超级虚构’的唯一策源地”。见《最高虚构笔记——史蒂文斯诗文集》的序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⑥ 见傅维《美丽如一个智慧——忆枣哥》（《今天》2010年夏季号总第89期）中张枣的信。

⑦ 详细讨论可参见苏姗娜·格丝著、商戈令译《一棵树是什么——“树”，“对话”和文化差异：细读张枣的〈今年的云雀〉》（《中国诗歌评论：语言（形式的命名）》，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⑧ 钟鸣：《秋天的戏剧》，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页。

⑨ 诗人宋琳指出：“他（张枣）的心智对‘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宇宙模型怀着最迷狂的激情，无论阻隔之墙多么厚实坚固，他总能找到突破点”（《精灵的名字——论张枣》，《今天》2010年夏季号总第89期）。

11○ 姜涛：《“全装修”时代的“元诗”意识》，《文艺研究》2006年第3期。

作 者：张桃洲，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教授。

编 辑：吕晓东 E-mail:lvxiaodong818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