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国正［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 上海 201620］

另类的辛弃疾

⊙金国正［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 上海 201620］

我们大家所熟知的辛弃疾，是南宋著名的爱国词人。其实，无论从辛弃疾自己的时代还是从今天来看，他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另类”：说他是一位词人，辛弃疾却又能征善战，武艺高强，是不折不扣的“帅才”；说他是一名能臣，辛弃疾却又桀骜不驯，独断专行，是某些人心目中的“危险分子”；说他是一个隐士，辛弃疾却又不甘寂寞，带湖歌舞，时常高朋满座，真的是“待学渊明，酒兴诗情不相似”。认识这些“另类”方面，辛弃疾在我们的印象里就会立体起来，鲜活起来，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辛弃疾词的思想高度和艺术成就。

作为一个词人，辛弃疾的名字总是与“豪放”、“爱国”等联系在一起。简单的归类，其实很容易使词人的本来面目模糊，而趋向类型化。单说一“豪”字，辛词之“豪”不同于苏词之“豪”，便有辛弃疾个人经历独特的因素在。苏轼的“豪”来自于心胸的开阔与思想的通脱，辛弃疾的“豪”则有他戎马生涯的真实写照。辛弃疾是真正的豪杰，一身武艺加以满腹筹略，既是勇士又是帅才，难怪有人会将他与东晋时的北伐大将桓温相比类。强籴者斩。’”朱熹因此称他有才。不过这种作风与南宋朝廷里普遍的宽忍懦弱之风是格格不入的，张端义《贵耳集》卷下载当时王淮与周必大就辛弃疾的任命分歧，云：“王（淮）丞相欲进拟辛幼安除一帅，周益公（必大）坚不肯。王问益公云：‘幼安帅材，何不用之？’益公答云：‘不然，凡幼安所杀人命，在吾辈执笔者当之。’王遂不复言。”周必大是孝宗朝的正直大臣，并非言语虚妄之士。至于辛弃疾受到的弹劾之词，更显得他像“杀人魔王”：“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监察御史王蔺弹劾语）“肆厥贪求，指公财为囊橐；敢于诛艾，视赤子犹草菅。”（崔敦诗《辛弃疾落职罢新任制》中语）“残酷贪饕，奸赃狼藉。”（右司谏黄艾弹劾语）“交结时相，敢为贪酷。”（御史中丞谢深甫语）这些弹劾之词虽属夸张失实，却并不完全是捕风捉影的。

“好杀”以外，辛弃疾被人攻击最多的是“贪财”，从上引弹劾之词可以看得很清楚。有一件私贩牛皮的事，似乎可以坐实以上的指控：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春天，辛弃疾用商船贩运当时明令禁止的军用物资牛皮，经过南康军时，被担任南康军知府的朱熹当场截获。辛弃疾以专函致书朱熹，说这是“军中收买”，朱熹只好将货物发还，却仍觉“亦殊不便也”。此事载于朱熹文集，自当千真万确。辛弃疾任浙东帅时为刘过饯行，一送就是一千缗；又为杜仲高开山田，还要给陆游修盖新房。另外，他在罢官之前买下江西上饶县城外的一片土地，大起宅第，“稼轩”之号便由此而来。凡此种种又令人对其财产来源产生疑窦。香港学者罗 烈先生曾经就此撰写一篇文章《漫谈辛稼轩的经济生活》，认为辛弃疾颇有贪污之嫌。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则力驳此说，坚证辛弃疾的所谓“经济问题”是政敌的诬陷。

在传统的专制皇权体制下，“好杀”、“贪财”即便是真的，也不算什么了不得的缺点；辛弃疾之为辛弃疾，更在于他的独断专行。最显明的例子，便是他在任湖南安抚使时创建地方武装飞虎军的经过。由于经费浩大，事到半途即有人告状，诬以“聚敛”，结果降下御前金字牌，令其马上停止行动。辛弃疾却私自压下金字牌，反而加紧进程，在一个月内建成飞虎营栅。然后才将既成之事实上报朝廷，并且说明其前因后果，最终说服孝宗。他这种专断作风难免让一些人耿耿于怀，他们便再三地要掐断其政治前途了。辛弃疾的专断只是表面现象，使其与一般的“忠臣”形象产生错离，实际上他始终具备大局意识和超前意识，以未雨绸缪的见识来为政权的稳固以及中原的收复作积极的准备。他的“私贩牛皮”，大概即是其筹措的一种变通手段。因为辛弃疾每到一任，几乎总有所兴建，如任滁州知州时建奠枕楼和繁雄馆，任福建安抚使时置备安库，知镇江府时预造一万件红衲备用……可惜辛弃疾生非其时，一生襟抱竟不得展陈。陈廷焯论其“有吞吐八荒之概，而机会不来，正则为郭、李，为岳、韩，变则为桓温之流亚”，可以说看到了辛弃疾身上的某种叛逆性因子，而这是封建文人所深惧的。

辛弃疾是南宋建立后从金地归正的义士，朝廷对他这类人才其实深抱戒心，是以辛弃疾归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是沉沦下僚。后来他的行政才能逐渐为当权者所知，尤其是在缉捕“寇盗”中表现出来的能力，令他最终成为朝廷方面的大员。以他的出身能够做到这一步已属不易，何况他的治政风格令某些讲究宽忍的儒者深为不满，他的仕途生涯屡遭波折也就并不奇怪了。在宋朝那种重京官而轻外官的整体氛围下，辛弃疾无缘进入权力的中枢系统，终究只是朝廷镇抚百姓的一颗棋子、一个工具罢了。

在辛弃疾归宋后，除去断断续续的仕宦生活，前后倒有二十年是赋闲的。这漫长的退隐生活激发了他歌词创作的热情，最终造就了他的词人声名，这种创作轨迹与一般的隐逸诗人、词人并无二致。不过，一般隐士过的是清苦的世外生活，辛弃疾却颇得优游之乐，尤其是他在带湖生活期间，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巩本栋在《辛弃疾评传》一书中如此描述辛弃疾的这段生活：

有的时候，辛弃疾徘徊于带湖新居和附近的山水之间，堂前看山，东篱赏菊，悠然得趣；有时候，他又喜作短期出游，寻访山水形胜，流连于大自然的奇丽风光；有时候，他闭门家居，或展卷观书，对花饮酒，或督教子女，安享天伦之乐；又有的时候，他颇爱访朋问友，诗酒唱和，谈论终日。

他无需像众多的隐士那样为柴米油盐发愁，更不必像陶渊明那样“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参加实际的生产劳动。罗 烈先生称他过的是“大地主式”的生活，言或稍过，去掉一个“大”字，还是比较符合辛弃疾的生活实际的。辛弃疾在退隐以前，已经做过几任知州、安抚使，带湖新居是他在任期间即筹划兴建的；辛弃疾本人颇具经营头脑，纵使家庭成员众多、日常开销巨大，也还能对付得过去。这种生活状态其实也是宋代文人的典型状态，因为朝廷优待文人，名副其实的隐士尚且时有赏赐（如宋初的陈抟）；官员隐退，则往往可得到祠官的待遇，即不任实职而领一定俸禄；至于以学术立身的隐士，也能得到束 收入（如朱熹）。

生活的闲适，对于辛弃疾来说具有两重意义。其一是为他的歌词创作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虽然时至南宋，已经出现了词创作与歌舞脱离的现象，但在大多情形下词仍然与莺歌燕舞共生着。虽在隐退之中，辛弃疾仍然交游广阔，既有景仰他的门生弟子后辈，如范开；也有退休家居的官员，如韩元吉；还有当地的官员，如信州郡守郑汝谐等；更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如陈亮等。朋友们时常聚于辛弃疾家，听歌赏舞，随时唱酬。辛弃疾逝后，韩元吉之子韩 有诗说：“我居溪南望城北，最高园台竹树碧。眼前带湖歌舞空……”可见带湖歌舞之盛，在友人们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辛弃疾在这一期间创作力十分丰富，与此种环境有密切的关系。生活的闲适对辛弃疾的第二重意义，则是造成“身”的闲与“心”的张之间的矛盾对立。辛弃疾有条件享受优越的生活，却并没有因此沉迷于富贵乡与温柔乡，家园的回望、理想的失落、人事的复杂、前途的迷茫，统统融合到他的词中，壮怀激烈的家国情，始终萦绕其心，而这正是辛弃疾的伟大之处。

历史人物经过数十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淘洗后，留给我们的常常是一副固定化的形象；他的血肉，他的性情，都被有意无意地遮掩或者遗忘了。虽然我们无法还原历史原貌，但是通过作品的解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直面作者内心世界，通过历史材料的分析也能够部分还原历史人物的生活场景。辛弃疾的另类，源于他身份的错位，即以一世英雄而屈居词人之位；而关于他的品格争议，则使其另类色彩愈加显著。然而这一切都只是表象，其不羁的才情的根本，在于精神的独立。辛弃疾在歌词创作中别开生面，不为流俗的风气所牢笼，这是他艺术上的独创精神；在政事上不拘泥于谨言慎行的儒家行事准则，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传统封建道德，更是他精神上超迈时人之处。独立的精神赋予辛弃疾为人和为文的独特魅力，他的另类由此可以获得圆满的解释。

辛弃疾在二十多岁的青年时期，有过一段波澜壮阔的军旅生涯，他一生都为此魂牵梦绕：“壮岁旌旗拥万夫，锦 突骑渡江初。燕兵夜 银胡，汉箭朝飞金仆姑。”（《鹧鸪天》）这半首词，隐藏着辛弃疾心中的自豪与感慨。那是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金主完颜亮打破宋金对峙的平衡局面，悍然发动南侵战争。金人统治下的中原旧地人民，纷纷趁机揭竿而起。年轻的辛弃疾也拉起一支二千人的队伍，很快又加入到以耿京为首的农民起义军，自任掌书记。次年，在辛弃疾等人受命至建康与南宋朝廷取得联系之时，耿京却被叛将张安国杀害了。此时的辛弃疾显现了他临危不乱、智勇双全的风范：乘敌不备，带领五十骑直入五万金兵大营，生擒张安国并策反随叛徒投金的部分义军，然后又马不停蹄地南奔至临安，献俘行在，其壮举轰动南宋朝野。二十年以后，辛弃疾落职家居，《容斋随笔》的作者洪迈为他的新居写了篇《稼轩记》，还特别提到这“赤手领五十骑，缚取于五万众中”的英勇事迹。“壮声英慨，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的情景，给南宋士大夫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二中也记录着此事，可以想见辛弃疾的人品武功，在当时引起了何等的震动啊！我们在千载之后想象，辛弃疾的英武风采不是如在眼前吗？

归宋以后，辛弃疾的军事和行政才干逐渐为朝廷所认识，虽不能用其纾外患，许多内乱却藉之以扑灭。如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赖文政领导的茶商起义，一度攻城陷地，数败官军。辛弃疾于六月受命为江西提点刑狱，闰九月即诱杀赖文政，平定茶商军。此后他历任州郡长官或一路监司，平叛救荒，政绩卓著，却终究因为朝廷的妥协而不能逞志于抗金事业。当然，他对收复中原之事并未须臾忘之，《美芹十论》《九议》等即体现了他远大的政治眼光和缜密的战略思考。辛弃疾可说是难得的帅才，可惜南宋朝廷未能人尽其用，辛弃疾的政治生涯中，倒有一多半时间是投闲置散着的。连清朝的康熙皇帝都说：“君子观弃疾之事，不可谓宋无人矣，特患高宗不能驾驭之耳。使其得周宣王、汉光武，其功业悉止是哉？”（《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卷二五）英才之气，不出于此，必入于彼，辛词的成功大半因此而做成。和陈亮、刘过等人相比，辛弃疾词的豪放更具有现实内容和理性思考，它没有书生意气，更没有干进者的阿谀习气。经历与心胸气概，影响于文学创作者如此。

辛弃疾是时人眼中公认的能臣，与他同时的一代大儒朱熹曾经在不同场合多次发表过对辛弃疾的才干的肯定：“辛弃疾颇谙晓兵事”，“辛幼安亦是个人才，岂有使不得之理”，“辛幼安亦是一帅材”（俱见《朱子语类》）。上引《稼轩记》中，洪迈又说了这样的话：“彼周公瑾、谢安石事业，侯固饶为之。”将辛弃疾与周瑜、谢安相比，着眼的正是他的功名事业。辛弃疾是一位天纵英才，他又有不容易受羁勒的一面。朱熹说他“方其纵恣时，更无一人敢道它，略不警策之”，还特意赠了十二字箴言给辛弃疾：“临民以宽，待士以礼，驭吏以严。”著名理学家陆九渊也在给友人的信中指责辛弃疾刚愎自用，看来辛弃疾是很有一股“犟”劲的。单是这样的片言只语，还不足以说明问题，我们可以看看辛弃疾的具体行事风格，是否真有可议之处。

辛弃疾出身于农民起义军，他深知“乱世用重典”的道理，无论是缉捕寇盗还是救荒理民，常使用铁腕手段，因此得了“好杀”之名。如担任湖北安抚使时，“得贼则杀，不复穷竟，奸盗屏迹”，难免出现错杀冤案，贻人话柄；淳熙八年，辛弃疾自湖南安抚使改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使，江右大饥，辛弃疾负责救荒，“始至，榜通衢曰：‘闭籴者配，

作 者：金国正，文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

编 辑：杜碧媛 E-mail：dubiyu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