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科［长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 涪陵 408000］

一、周作人对儿歌理论建设之贡献

儿歌是中国儿童文学文体家族中发展历史最悠久的体裁形式之一。然而，由于其主要接受对象——“儿童”的未曾被发现，故在其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始终无人对之进行系统的、全面的讨论和研究。这种状况从诞生之初的周朝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才有了改观，周作人先生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1914年，周作人在《绍兴县教育会月刊》上发表了系统研究儿歌的理论文章——《儿歌之研究》，“他早期用文言文写成的几篇论文是近代中国最先出现的童话、儿歌专论”①，而《儿歌之研究》便是其中之一。“该文在儿歌研究的全面、简括与不失精当，正与《童话略论》之于童话方面相同，二文时间相近，交相辉映，又都具有 橥的意义，可算是周作人关于儿童文学的研究上的双璧”②。为了进一步阐释自己的儿歌观点，周先生于1920年至1923年间接连发表了《儿童的文学》《读〈童谣大观〉》《吕坤的〈演小儿语〉》、《读〈各省童谣集〉》等多篇文章。捧读周先生的研究文献，我们就会清晰地理出周先生的儿童文学思想和儿歌理论脉络:其一，彻底地颠覆了几千年把儿童看成缩小的成人的观点，旗帜鲜明地举起了“儿童为本位”的人道主义大旗。他在《儿童的文学》一文明确指出:“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确理解，不是将他当做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的灌下去，便将他看做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甚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近来才知道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然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③。因此，“儿歌之用，亦无非应儿童身心发达之度，以满足其喜音多语之性而已”④；其二，确定了儿歌的具体适用对象。周先生强调:儿歌的选用应重视儿童的年龄差异性，具体说来，儿歌只适宜幼儿前期和幼儿后期，至于少年期，“儿童对于普通的儿歌，大抵已经没有什么兴趣味了”⑤；其三，创造性地把西方文化人类学理论和研究方法运用到中国儿歌理论建设中来。可以说，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研究是在他接受了文化人类学理论以后而全面开始的，文化人类学理论为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观察视角和阐释框架⑥。周作人早期从日本归国不久发表的《童话研究》《童话略论》《儿歌之研究》《古童话释义》等文“是他在接受近代西方人类学派等理论学说后从事儿童文学批评研究的起步时期，也是以近代西方文化学术思潮为背景的现代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建设开始在中国出现的一个标志”⑦；其四，根据西方儿童学、教育学等相关理论从儿童身心特点出发对儿歌进行分类，他认为儿歌可分为母歌和儿戏前后两级。母歌又可分为“抚儿使睡之歌”和“弄儿之歌”两类，儿戏歌则可分为游戏、谜语、叙事三个小类⑧；其五，根据儿歌的功能和内容将儿歌进行明确的范围界定。他在《歌谣》中明确地将儿歌列为与情歌、生活歌、滑稽歌、叙事歌、仪式歌并列的民间文学的六个大类⑨；其六，建立了明确的儿歌结构体系。其在《儿歌之研究》一文中明确地得出了“儿歌者，儿童歌讴之词，古言童谣”的框架式结论⑩（即人们常说的“儿歌即童谣观”）。该儿歌理论框架的构建是周氏儿歌研究的精髓和核心，也是周作人儿歌研究的终极结论之所在。总之，周先生的儿歌研究工作不仅厘清了几千年混沌不清的民间儿歌与童谣之关系，而且也为儿歌体系的最终完美构建指明了探索方向，为儿歌最终成为儿童文学的一个独立文体履行了里程碑式的奠基工作，其对中国儿歌理论建设的开创之功是无人能出其右的。

二、片面周作人化与新时期儿歌理论的尴尬

检视新时期儿歌理论专著 （如冯辉岳的《儿歌研究》、陈正治的《儿歌与赏析》等）以及现今通行的儿童文学教材 （如浦漫汀编写的《儿童文学教程》、黄云生编写的《儿童文学教程》、方卫平编写的《儿童文学教程》、韩进编写的《儿童文学教程》等），发现它们几乎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将儿歌与童谣合二为一的。作为儿童文学教师，最初我也是把这个观点原封不动地灌输给学生的，但学生的问难却每每让我惶惑不安，逼迫我不得不思考一些常识性的问题。如儿歌属于民间文学范畴，那么现代创作儿歌 （文学儿歌）的“归口单位”呢？童谣是口头流传的，其作者是不可考的，那么能说现代创作儿歌 （文学儿歌）的作者也不可考吗？文人用心创作的现代儿歌无疑 （文学儿歌）是有益于儿童身心健康的，那么儿童随口吟唱的灰色童谣也能说有利于儿童身心健康吗？……毫无疑问，用“童谣即儿歌”观点是没有办法完美地回答这些问题的！正是基于此，当下一些直接从事儿歌实践活动的人士才会变相抵制地创造出“儿歌与童谣”、“新儿歌与旧儿歌”、“古代童谣与现代儿歌”、“民间儿歌与文学儿歌”、“健康儿歌与灰色儿歌”、“绿色童谣与灰色童谣”等各自为阵似的自认为具有区分度的儿歌理论话语体系。事实上，不仅直接从事儿歌实践活动的人士拒绝认可“儿歌即童谣”观，有时甚至连官方出台的文件也对学界所认可的“儿歌即童谣”说持否定态度。如教育部出台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新课程标准》规定:第一学段阅读内容和目标为“阅读浅近的童话、寓言、故事，向往美好的情境，关心自然和生命，对感兴趣的人物和事件有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并乐于与人交流。”“诵读儿歌、童谣和浅近的古诗，展开想象，获得初步的情感体验，感受语言的优美”⑪；教育部出台的《关于整体规划大中小学德育体系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小学教育阶段德育活动要体现生动性、趣味性，动手动脑，丰富情感体验的特点。积极组织开展感受家乡变化、欣赏自然风光等活动，增强小学生爱国情感。开展介绍名人名言和英雄人物事迹等活动，激励小学生树立远大人生志向。开展学习身边的榜样、遵守课堂纪律等活动，规范小学生行为习惯。通过传唱新儿歌、新童谣、做游戏等文体活动，提高小学生基本素质⑫。显然，两个纲领性文件均是自出机杼地把儿歌和童谣当成两种并列的、不同的文体来对待的。总之，“儿歌即童谣”理论与当下的儿歌实践应用已经出现了裂痕，其理论话语在引领新时期儿歌理论建设的过程中已经在逐渐走向失位，其地位的尴尬已经显而易见。而造成这个尴尬局面的就是传统的儿歌理论观，换句话说:片面地承续周作人创立的“儿歌即童谣”观已经成为新时期儿歌理论健康发展之“瓶颈”。

三、周氏儿歌理论的合理继承与新儿歌理论体系的构建设想

毫无疑问，“在中国儿童文学的萌生期，周作人是儿童文学理论的拓荒者”。其提倡儿童本位观、肯定儿歌为独立文体、确定儿歌的服务对象、将儿歌分为母歌和儿戏两类、强调儿歌的愉悦身心功能、引用西方人类学、儿童学、生物学等来研究和构建儿歌理论体系等无疑是合理的。但如果我们因之而片面地不加选择地对之采取全盘吸收的态度，那就与古人刻舟求剑没有什么两样了。因为，周先生确立的“儿歌者，儿童歌讴之词，古言童谣”结构理论体系是有其特殊“语境”的。第一，从其研究工作的开展途径和操作手法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其始终都是以民间儿歌为研究对象的。1914年1月，他在《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4号上刊登了一则启示:“作人今欲采集儿歌童话，录为一编，以存越国土风之特色，为民俗研究，儿童教育之资料。……尚希当世方闻之士，举其所知，曲赐教益，得以有成，实为大幸。”其中关于儿歌的采集条例云:“儿歌例如越中之《一颗星》《隔棂灯》等是，又小儿谜语及游戏时所歌，亦含在内”，“录记儿歌，须照本来口气记述。俗语难解处，以文言注释之。有音无字者，可以音切代之，下仍加注”⑬。1917年，北京大学开始征集歌谣，周作人积极参与和组织歌谣征集活动。其在亲自执笔的《歌谣·发刊词》中写道:“本会汇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目的。因此我们希望投稿者不必自己先加甄别，尽量的录寄，因为在学术上是无所谓卑猥或粗鄙的。从这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⑭。由是观之，周作人先生的儿歌研究对象是绝对没有包含新儿歌 （文人创作儿歌）的；第二，从周先生对儿歌特征的论述可以看出他研究的对象也仅仅只是民间儿歌而已。其在《歌谣》中引用英国吉特生的话对儿歌的特征进行了详尽的论述。认为儿歌“生于民间，为民间所用以表现情绪；或为抒情的叙述者。他又大抵是传说的，而且正如一切的传说一样，易于传讹或改变。他的起源不能确实知道，关于他的时代也只能约略知道一个大概”⑮。为此，他还专门举了《狐狸童谣》在民间流传发生变异的例子。《古谣谚》引此歌为“狐狸斑斑，跳过南山:南山北斗，腊回界口，界口北面，二十弓箭”；而《古今风谣》又叙述为“脚驴斑斑，脚踏南山:南山北斗，养活家狗，家狗磨面，三十弓箭”；浙江绍兴儿童却传唱为:“铁脚斑斑，斑过南山:南山里曲，里曲弯弯。新官上任，旧官请出”⑯。总之，在周先生的儿歌研究中，其涉及的“儿歌被认为是民歌中的一个类别”⑰。第三，周先生自己也申明没有对新儿歌 （创作儿歌）进行研究。其在1920年所作的《儿童的文学》一文中指出，幼儿前期的适用文体“最好用现有的儿歌……只须消极加以别择便好了”。“古今诗里有适宜的，当然可用；但特别新做的儿歌，我反不大赞成，因为这是极难的、难得成功的。”⑱“幼儿后期也可用儿歌”，但“儿童是最能创造而又最是保守的；他们所喜欢的诗歌，恐怕还是五七言以前的声调，所以普遍的诗难得受他们的鉴赏；将来新诗人能够超越时代，重新寻到自然的音节，那时，真正的新的儿歌才能出现了”⑲。正是因为新儿歌尚未出现，周先生才没有也没有办法画饼充饥地进行研究。故其所建立的“儿歌即童谣”观从本质上说应该是“民间儿歌即童谣”。这正如给一个尚未婚配的女子写传记一样，绝不可能有把叫做丈夫的人伪造进去的。当然过了一段时日，女子结婚了，再写传记，如果此时不写夫君的内容反倒显得不合情理了。就像儿歌发展到新时期一样，不仅民间儿歌仍在，而且出现了大量作家和广大儿歌爱好者的创作儿歌，如张继楼的《共伞》、鲁兵的《小刺猬理发》、丁曲的《葡萄》，等等。如果此时再把新儿歌排斥在研究之外，那难免不被别人怀疑“其生活作风”有问题了。明智之举就是必须合理变通，增加新的内容。那么，怎样建构当下的儿歌逻辑结构体系才能适应儿歌发展的新语境呢？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是不能忽略的。

其一，中国儿歌绵延几千年，周先生对民间儿歌的研究成效显著，其“儿歌者，儿童歌讴之词，古言童谣”的结论在民俗学 （民间文学或人类学）限阈内也是准确而到位的，其理所当然应该得到合理继承。

其二，丰富周先生所未曾涉及的新儿歌部分的研究内容，把新儿歌的审美理论充实到整个儿歌理论体系中去。

其三，创新、丰富研究方法。鉴于时代所限，周先生对儿歌的研究所采用的方法是较为单一和浅近的。1914年，《儿歌之研究》一文诞生时，中国儿童文学还属于幼稚的萌芽时期，连“儿童文学”这个专有名词都尚未出现。所以，新时期儿歌理论的研究更可以将儿童文学、比较文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引进到儿歌理论建设中去。如童话可分为民间童话和文学童话，故事可为民间故事和创作故事等，我们可以借鉴以上两种文体的分类方法将儿歌分为民间儿歌和创作儿歌两类。其四，儿歌与民间儿歌 （童谣）、新儿歌之间并非同构关系，也非简单的相异关系，其逻辑关系宜作客观的分析。民间儿歌与创作儿歌各自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其中，民间儿歌 （童谣）即是人们常说的“传唱于儿童之口的没有乐谱的歌谣”⑳，总是表现出作者不可考、价值取向复杂、服务对象多元 （甚至包括成人）、集体创作、口头流传、结构多变等特点，它仅仅只是民歌之一种，属于民间文学范畴；而创作儿歌则是现当代作家、作者专为较小儿童创作的、符合这一年龄阶段儿童心理特点和欣赏趣味的、易读易记易唱的诗歌样式，其具有价值取向单一、服务对象确定、作者相对固定 （文人或儿童自己）、结构相对稳定、以纸质媒介传播等特点，它属于纯正的儿童文学作品。当然，无论民间儿歌还是创作儿歌，它们都是“以低幼儿为接受对象的歌谣”㉑，它们都具有语言相对浅近、音乐性强、节奏鲜明、结构短小等特点。从艺术品性来看，其三者之间构成了一种以儿歌为“父亲”和以民间儿歌和文学儿歌为“儿子”的“父子”关系，正如蒋风先生所言:“从儿歌的创作和流传的过程考察，儿歌实际上是包括民间流传的传统童谣和现代创作的新儿歌在内的广义名称。”㉒其逻辑关系可以表述为:儿歌是低幼儿为接受对象的歌谣，它包括民间儿歌 （童谣）和文学儿歌 （个人创作儿歌）两部分。其中，民间儿歌 （童谣）属于民间文学范畴，文学儿歌则隶属于儿童文学。笔者以为这样构建儿歌逻辑体系既继承和丰富了周作人的传统儿歌理论，也克服了片面周作人化带来的儿歌理论与新时期儿歌发展相脱节的尴尬现象，其对儿歌研究、儿歌教学和儿歌创作应该说是有所帮助的。

① 方卫平.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发展史[M].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07.

② 陈泳超.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研究 [J].求是学刊，2000， （06），76-83.

③④⑤⑱⑲ 周作人.儿童的文学[A].儿童文学小论[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⑥⑩ 孙建江.周作人对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贡献[J].东北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 （02）:42-46.

⑦ 蒋风，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M].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07.12.

⑧ 周作人.儿歌之研究[A].儿童文学小论[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⑨⑯ 周作人.歌谣[A].儿童文学小论[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⑪⑮ （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新课程标准 （实验稿）[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⑫ 唐景莉．大中小学德育体系整体规划的核心内容[N]．中国教育报，2005-05-11．

⑬⑭ 王文参.五四新文学的民族民间文学资料[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⑰ 王育红.周作人儿童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及儿童本位的局限[J].沧桑，2007， （05）.

⑳ 雷群民，王龙娣.中国古代童谣[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㉑ 黄云生.儿童文学教程[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

㉒ 蒋风.儿歌浅谈[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