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徐正濂

艺术家好谈“暮年变法”，那是一种崇高的境界。

暮年变法应该是个性语言的强化而不是弱化，作品面目应该更强烈、清晰，而不应该为追求变化而致面目的模糊和语言的混乱。这种强化可以是原有特征的进一步强调、进一步深刻，但未必一定需要进一步的形式丰富。外在形式的丰富可能反而有损面目的清晰和强烈。

暮年变法要以深厚的传统积累为基础，这种基础上的变法，才能成为“有意味的形式”，才能有作品的深刻性。但是传统语言的强化又可能导致个性语言的削弱，因此在暮年变法中，这种传统积累或许应该隐藏得更深。也就是说，暮年变法的外在形式，看起来也许会和传统的距离更远些，它将不屑在外形上寻求和传统的相似，但又必须在意味上、精神上和传统默契。如果你真达到这样的高度，可能受到知音的激赏，但更可能与大众的喜好越来越远。陆放翁说“诗到无人爱处工”，便是这样的意思。暮年变法或应该往这样的方向努力吧。

艺术创作的所有品质中，独特性是第一位的，并且在历史的、专业的评价中，独特性的强烈与否会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陈巨来之不及齐白石、吴湖帆之逊于黄宾虹，无不因为这样的原因。当年京剧的“四大名旦”，历史性的评价越来越倾重于程砚秋，就在于程派唱腔的特殊性，在风格的强烈性上，程砚秋甚至胜过了梅兰芳。

我自以为自己的篆刻还是有一些独特性的，但是也自知强烈性不够。对我创作影响最大的“传统”是黄牧甫、齐白石和来楚生三家。中和了三家的强烈，也许注定是不能比他们更强烈的了，但是对于强烈的向往，则可以说我此刻比以往更强烈。对于师长、同道特别是青年才俊们营造强烈的手段，我一直很关注，诸如对比的极度夸张、文字结体的符号化、“做旧”的最新成果、用刀的特殊手段乃至“改革开放”，掺和老外的一些“主义”和“概念”等等，我以为都确实营造了强烈效果，值得钦佩值得学习。但是又觉得，必须以独特为基础为前提，强烈才有所附丽，才能享有更高的价值，“强烈的独特”才是最高的境界。而就这一点来说，似乎还是吴昌硕、齐白石、黄牧甫那样，享有“强烈独特”的线条和文字造型才更具根本性。当然，这很难，五百年流派篆刻史，在这一点上可以笑傲的作者其实并不多。然而，榜样不多或正说明这是终极目标和高端希望。

我们小时候受的教育是“只要工夫深，铁杵磨成针”。长大后渐渐明白，这只是倡导一种意志罢了，希望只是希望，意志的倡导让你长久生活在希望的虚幻中。绝大多数情况下，铁杵是磨不成针的；绝大多数情况下，你是达不到吴昌硕、齐白石、黄牧甫的高度的。然而艺术创作的真谛正是让你长久生活在希望的虚幻中，让你觉得也有可能如吴昌硕、齐白石、黄牧甫那样，因此而坚持不懈。一个“看破红尘”的艺术家，恐怕在专业上就没有前进的动力了。那么，且让我们继续相信“只要工夫深，铁杵磨成针”，向着终极目标和高端希望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