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孙武臣

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又说“人是杂色的”，都是道破文学本质的话。可惜这样精辟的话，当今的文学写作者却经常忽视、疏离与遗忘了。当我写下这个标题时，我似乎能听到这样的嗤笑：“如此陈旧得过了时的话题，也值得再议？”

值得！因为人世间总有一些永远不会过时的真理。人物形象是文学的母体，如果剥离、摒弃了它，文学也就失却了自我。在浮躁的社会心态下，当文艺的教育、认识、审美等功能被消解到只余下“愉悦”时，文学真的已经不是文学了。

当今的创作中，文学性的匮乏是普遍的，没有了文学性，艺术的生命也自然多枯萎、多乏味；没有文学元素的浸润，艺术近乎没有了生命力。如果我们用文学性的文野与高下、浓疏与轻重去审视与评价当今文艺创作现状，就会准确地发现许多症候，就会开出有效的“药方”。

比如，我们的相声创作真的是江河日下，只剩下了插科打诨耍贫嘴。那些先有了主题，再人为地凑笑料的“主题先行”，常常是见事不见人，甚至有些连事也没有，只有趣味低下的皮相笑料，并附以粗俗表演，怎不令人生厌？相声大师侯宝林的作品之所以脍炙人口，是他决心“要把相声提高到文学的高度，使相声进入文学领域”。侯先生的创作，首先是以塑造典型人物为核心的，那马大哈、醉汉、买佛龛的大妈、篡改历史的军阀韩复榘等一系列人物的艺术魅力都源于他们的典型程度之高，至今我们仍然把这些形象作为代名词去称谓现实生活中具有同样性格特征的人们。再有，侯先生的相声还追求文学的美学，比如，他将悲怆之美融合到谐谑之美中，令听众生发出“含泪的笑”。那几位有着很高造诣的表演艺术家，在旧中国为生活所迫不得不改行而引发出来的笑，不仅表现了作者在谐谑之中对他们饱含着热泪的同情，而且引发了我们对那个造成他们凄凉、悲惨命运的旧社会的愤恨。现在具有这样文学高度的相声还有吗？

如今的小品也呈每况愈下的颓势。近些年来，“春晚”小品每每引发热议，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以为小品不再注意通过塑造人物来提高文学品位是主要原因，只停留在蜻蜓点水地反映生活的层面，一味使用“误会法”和模仿外地口音来换取片刻的笑声。如此，小品也同样不会在人们心中永驻。

我们的影视作品，每年产量居世界首位，电视剧上万集，电影几百部，然而，绝大部分如过眼云烟，能留在我们记忆中的寥若晨星。《文艺报》前不久发表了剧作家苏叔阳的文章，并就“剧本也是文学”的问题展开讨论。显然这是个针对当前文艺创作软肋的要害问题，但多“剧本到底是不是文学”的理论阐述，少当前文学性匮乏其根源的深挖。这大概不是苏叔阳的初衷。即便是在科技武装起来的声光电艺术中，这个真理依然闪光。根据文学名著和优秀作品改编的影视剧，大多容易成功，皆源于此。根据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改编的影视剧，哪个不是享有盛誉？它们的成功首先赖于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人物，这些人物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人们永远的话题。时至今日，每逢寒暑假，它们依然被推荐给孩子们，作为他们感受文学的入门课和培养审美观的基础课。文学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首先源于它们人物形象塑造上的成功。2009年获八项奥斯卡大奖的影片《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即根据同名长篇小说改编。

塑造人物是文学创作的第一要义，是普遍真理，为绝大多数文学人所认同和接受。美国文学理论家罗德·霍顿就曾说：“文学作品的任务是描写人的本质，人类生存的原因，死亡的奥秘等人文科学伟大而永恒的主题。”这是从创作客体层面上谈及“文学是人学”。从创作主体来说，如果没有了人物，其文学创作中的最重要的情感、思想、想象、观察、体验、直觉、理解、感悟、灵感等人的元素也就没有了，没有了这些元素，创作客体与创作主体就无法相互反映和互动了，即是说都不存在了。马克思曾提到主客体的双向反映，即在反映客体的同时，也反映人自身的问题。他说：“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们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文学是作家创造的艺术世界。因此，我们再也不要轻蔑人物塑造是作品的命脉、是文学创作的母体这个文学的根本命题了，不然，文学的历史将轻蔑我们了！

我们复习高尔基概括文学本质的话语——“文学是人学”，是为了强调这里的“人”是社会的人，人际关系“网”中的人，即马克思所说的“人——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们是通过人的性格的形成、发展，通过性格决定的命运归宿，一句话，是通过人物的命脉反映社会发展变化的；而社会的发展变化又反过来影响与作用于人物性格的形成、发展及其命运归宿。这个双向反映如何，决定着人物塑造的成功与否；而成功的塑造，也有高下与文野之分。是否成功的标志，则是典型化程度的高低。一般地说，典型化程度愈高，反映社会也就愈深刻。世界文学史中许多成功之作被称为经典，首要的便是为我们塑造了典型人物，并通过典型人物揭示了当时特定的社会与历史的本质。比如，从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到莱蒙托夫笔下的皮巧林，到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再到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摩夫等，这些人物被称为当时俄罗斯社会一系列“多余人”的典型。他们有的不满于现实社会，而又寻找不到出路，处于深深的心理矛盾之中；他们或颓废，或懒惰，或玩世不恭，或高谈阔论；他们性格各异，但却都深刻地反映着当时俄国社会贵族知识分子精神生活的真实状态。“多余人”典型的总和表明，即使是俄罗斯贵族阶层都蕴积着变革的需求了，看来腐朽的农奴制必然灭亡，必须寻求有新希望的社会制度。这是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那些典型在全世界的意义。海明威通过老渔民桑提亚哥这个典型人物概括了很多作品的一大主题，即回答了人类终极的生存意志问题：不能屈服于命运，肉体可以被打垮，但精神绝不能输给命运，因为人要有尊严。这一人类生存的重大主题，不是始于海明威，但海明威强化和放大了它，使之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鲁迅也是凭着笔下的典型人物阿Q的成功塑造，走入世界最优秀作家之列的。阿Q“精神胜利”的典型性格，是几千年封建社会加上一百多年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产物，“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典型意义正是通过反映具体的现实才获得的。当阿Q们连做奴才都不可得之时，他们也会起来“革命”，但他们的“革命”与我们所说的革命完全是两回事，因此，农民不能领导中国革命最终取得胜利。在我国现代文学中，似乎还没有比阿Q更富这一典型意义的人物了。

“这一个”典型程度愈高，就愈具有普遍性，也就愈具有典型意义的力量。

“这一个”出自一个作家，却为全世界所拥有，“他们”永远闪光在世界文学史上。

“典型论”在我国讨论了至少有一个世纪，至今也未必讨论清楚了，它是个创作理论的难点，本该继续讨论下去，只可惜“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理论被搁置在书柜里，少有人再提及与研究了。尚且还没弄懂就闲置与忘却了，悲夫！

“典型论”涉及广博的理论，但对于创作者而言，择其要：一是塑造鲜明而丰富的人物性格，其个性使我们感到“陌生”，这种性格融合了见惯了的类型人物性格的多彩性，其共性又使我们感到“熟悉”；二是鲜明而丰富的性格不能没有层次之分，应当有主要方面形成的主要特征，让它统领诸多次要特征，形成一个丰富而又统一有序的“活的整体”；三是性格不可摆脱环境的制约与作用，性格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特别是文化背景下不断积淀而形成的，写不出这一点，就达不到“一个人物一个世界”的深刻，并且写不出性格是怎样决定命运的。

典型是文学的理想和高度。我们重温典型创作的这些基本知识，不是为了让大家即刻就塑造出典型形象来，那太难，但作为一个文学写作者和爱好者，我们应该以典型为视角，提高自己去欣赏去审视的能力。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以为不具备典型化的创作能力，似乎总没有入门。

先说提高审视能力，典型化的关键是写作者熟悉了许多个性虽不同但基本属于同类人的形象，经过综合归纳，融合成为一个更突出、更集中且具有其共性的人物，最后再赋予他个性的表现，使其成为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人物形象。这就比生活更高、更普遍，也更深刻了。这个创作过程非生活厚积者不能完成。它的思维指向，中心是“人”，故事线索必须为人而设置，即是说，情节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历史。

我们以此来审视当今的文艺创作，不难看出在浮躁的心态下，淡化与疏远典型化原则的两大恶果：一是相反的思维指向，不是事为人而设置，而是人为事而服务。由于缺乏生活积累，这种逆向的思维指向，必然走向模式化、公式化。就以我们每年制作的上万集的电视剧为例，真的如过眼烟云，能存留得住的优秀之作有几部？如同走过热闹的王府井和南京路，路人千千万万，却一个都记不住。当我们反观一个时期的作品，就不难发现它们的策划与编剧大体运用着几个模式。比如，多角的情感戏，少则三角，多则四五角，我甚至看到过六角戏，多一角多一分戏，这该闹出多少“阴谋与爱情”的戏来！亲生与非亲生子女引发家庭各种矛盾的亲情戏，少不了打入卧底和内有奸细的破案戏，胡说的历史剧和戏说的传统戏重拍……你方唱罢我登台，故事情节的确热闹，但那只是胡编乱造出来的热闹，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繁荣，而是文艺创作的悲哀。二是生活的繁复带给作品主题的多义性，典型化程度愈高，其多义性就更充分，也更容易使意识到的主题走向深刻。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初参加过一次笔会，有幸和作家高晓声谈及他新时期的代表作《陈奂生上城》。我说：有人说你歌颂了改革开放，陈奂生终于可以进城卖油绳了。他说：有。我说：有人说你为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而高兴，陈奂生终于买得起一顶帽子了。他说：有。我说：有人说你批判了官僚主义，县委书记把病了的陈奂生安排到招待所就不管了，使得陈奂生心疼那住一宿花掉的五元钱。他说：有。但他接过我的话茬，说：我意识到的只有一个，学习鲁迅探索国民性问题。我想，对啊，不然不会安排这样一个结局，陈奂生为了使那用去了五块钱的冤屈得到些平衡和安慰，于是退房前踩脏了招待所的沙发，这才觉得够本儿。这个细节让我们想起了鲁迅笔下的阿Q，阿Q输了钱，心里冤屈得睡不着觉，于是狠狠地抽了自己几个耳光，脸火辣辣的疼，心想：输了的钱就算给了孙子！于是心境平衡了，精神胜利使他得到了安慰，随之眉宇间一阵模糊，睡着了。我以为陈奂生是新时期文学留得住的一个人物。反观当下的写作，有几个能具备这样丰富的内蕴？

典型人物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是多义的，而不是中小学语文课所归纳出的，通过什么歌颂了什么、批判了什么那样单一。

可见人物形象塑造支撑了文学整体的写作。每个写作者都应该自问：我心中有多少熟悉的人物？因为没有这些熟悉的人物，就写不出“陌生”人物来。人物在生活中发现，而人物活在你心中的多少，标示着你生活积累的多少。因此，人物是创作客体中的第一，没有第一，后面的就难以为继。那么，或许有人问：那纯写自然和风景的诗与散文有人物吗？有，人物是写作者自己，是创作主体，是写作者“我”的喜怒哀乐的寄寓与抒发。总之，没有人物的作品是没有的。这当是另一篇漫话的主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