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吴恩培

枚乘其人其作

枚乘,西汉时淮阴（今江苏淮安西南）人，以辞赋名世，《汉书·艺文志》著录“枚乘赋九篇”。其实，在当时风云变幻的政事中，枚乘更是一个如宋代苏洵《辨奸论》中所说的“见微而知著”的“天下静者”。

据《汉书》记载，汉初七国之乱前，枚乘为吴王刘濞的文学侍从。其时，“吴王之初怨望谋为逆也”，于是枚乘谏阻吴王起兵的念头而“奏书谏曰：臣闻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对此，他还举历史上的例子说：“舜无立锥之地，以有天下；禹无十户之聚，以王诸侯。汤、武之土不过百里，上不绝三光之明，下不伤百姓之心者，有王术也。”然而，尽管枚乘 “愿披腹心而效愚忠”，也尽管他力劝吴王刘濞“少加意念恻怛之心于臣乘言”，但被权欲冲昏头脑的吴王“不纳”。在这种情况下，“乘等去而之梁，从孝王游”，即枚乘去了梁国，事梁孝王。

文帝后，景帝即位。御史大夫晁错向景帝提出削藩的建议，并上书了著名的《削藩策》。吴王刘濞以 “清君侧，诛晁错”为名，与胶西王刘印、胶东王刘雄渠、菑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楚王刘戊、赵王刘遂等发动叛乱，这就是西汉景帝时的吴楚“七国之乱”。

在诸王造反的压力下，汉景帝腰斩晁错以避诸侯锋缨。在这种情势下，见微知著的枚乘再次劝说吴王休兵。他指出，以诸侯之力对抗朝廷，实是蚍蜉撼树，“举吴兵以訾于汉，譬犹蝇蚋之附群牛，腐肉之齿利剑，锋接必无事矣”。而对汉景帝斩晁错一事，他指出：“今汉亲诛其三公，以谢前过，是大王之威加于天下，而功越于汤武也。”因此，他力劝吴王刘濞当顺势骑驴下坡。然而，“有吞天下之心”的吴王“不用乘策”，终“卒见禽灭”——兵败被杀。

汉景帝平定了七国之乱，枚乘亦因其在战乱前后的“见微知著”而“由是知名”。政治上的出名，终导致为官，“景帝召拜乘为弘农都尉。乘久为大国上宾，与英俊并游，得其所好”。然而，官场的羁绊，又使得这位深具文人气质的辞赋家“不乐郡吏，以病去官”。

汉景帝后，汉武帝即位。据《汉书》卷五十一《贾邹枚路传》载：“武帝自为太子闻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车蒲轮征乘，道死。”

征又称“征辟”，指西汉时借鉴秦朝征召之法，实行的一种人才选拔制度，即由皇帝或官府直接聘用某些有名望的士人，授予官职。被皇帝征召的，多为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经学、儒学、文学大师。《汉书》卷六《武帝纪》载，汉武帝一即位就曾“遣使者安车蒲轮，束帛加璧，征鲁申公”。“安车”指古代坐乘的小车。征召有重望的人或高官告老还乡，皇帝往往赐乘安车。“蒲轮”，指用蒲叶包着车轮，以使行驶时减小震动。

一个充满人性化的小细节，既体现出当太子时就听说枚乘之名的汉武帝对枚乘的关怀，也体现出他对人才的渴望。然而，是时已年老的枚乘，再一次逃离了官场的羁绊。但他这一次不是“以病去官”，而是“道死”——死在了路上。

一代辞赋家，终以自己的生命演绎了一个与官场无缘的宿命。

枚乘存世最著名的作品见诸梁萧统《文选》中的《七发》——汉大赋中的名篇。

《七发》“观涛乎广陵之曲江”的解读与观涛处之争

“七发”之义有二解：一、刘勰《文心雕龙·杂文篇》认为是：“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盖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二、《文选》李善注：“《七发》者，说七事以起发太子也。”

关于《七发》的创作，亦有二说：一、据《文选六臣注》李善说：“乘事梁孝王，恐孝王反，故作《七发》以谏之。”此说前人多以为非。二、清代梁章钜《文选旁证》引朱绶说：“《七发》之作，疑在吴王濞时。扬州本楚境，故曰楚太子也。若梁孝王，岂能观涛曲江哉！”而现当代学者的意见似是并不同意后说，1959年出版的北京大学游国恩先生选编的《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一书就指出：“今按，作《七发》以谏吴王谋反，于史事无征，姑备一说而已；至于此篇之主旨，以文义考之，疑刘勰之言近是。”

《七发》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国的客人前往问候，以互相问答的形式构成八段文字。文章的主题是告诫富贵人家的太子们，那种贪图安逸、追求享乐、奢华腐败的生活方式是他们一切病痛的根源。这种病不是针灸药石所能治好的，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对“要言妙道”的学习，转移自己的情趣，方能“涊然汗出，霍然病已”。

文章的第一段是序言，介绍楚太子的病候，下面分七段，写吴客以七种办法启发太子，为他去病。前六种是为他描述音乐之美、饮食之丰、马车之盛、宫苑之宏深、田猎之壮阔、观涛之娱目舒心，结果都不管用。第九段是结论，指出前面那些左道旁门都不能治好太子的病，只有“要言妙道”才能收到效果。

全文中，作为文章主旨的反衬，广陵观潮一段为全文高峰，精彩至极。相关描写文字如下：

疾雷闻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山出内云，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涌而涛起。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溰溰，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六驾蛟龙，附从太白。纯驰浩蜺，前后络绎。颙颙卬卬，椐椐彊彊，莘莘将将。壁垒重坚，沓杂似军行。訇隐匈磕，轧盘涌裔，原不可当。观其两旁，则滂渤怫郁，闇漠感突，上击下律。有似勇壮之卒，突怒而无畏。蹈壁冲津，穷曲随隈，逾岸出追。遇者死，当者坏。初发乎或围之津涯，荄轸谷分。回翔青篾，衔枚檀桓。弭节伍子之山，通厉胥母之场。凌赤岸，篲扶桑，横奔似雷行。诚奋厥武，如振如怒；沌沌浑浑，状如奔马。混混庉庉，声如雷鼓。发怒庢沓，清升逾跇，侯波奋振，合战于藉藉之口。鸟不及飞，鱼不及回，兽不及走。纷纷翼翼，波涌云乱。荡取南山，背击北岸。覆亏丘陵，平夷西畔。险险戏戏，崩坏陂池，决胜乃罢。瀄汩潺湲，披扬流洒。横暴之极，鱼鳖失势，颠倒偃侧，沋沋湲湲，蒲伏连延。神物怪疑，不可胜言。直使人踣焉，洄暗凄怆焉。此天下怪异诡观也，太子能强起观之乎？

这一段文字，辞采华美，气势壮观，繁音促节，气壮神旺，堪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描写江潮的最壮美的文字。其情其景，在今日浙江海宁著名的钱江潮中还能看见。故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浙江”（浙江、钱塘江）时说：“是以枚乘曰：‘涛无记焉。然海水上潮，江水逆流，似神而非，于是处焉。’”

是处——浙江。

枚乘《七发》中的“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处，究竟是扬州的广陵曲江，还是浙江的钱塘江？郦氏以地理学专家的意见判明，枚乘笔下的广陵观潮，写的实为钱塘江之潮。郦说一开，群议蜂起，争执亦由此而起。

广陵派坚执地指为扬州。清代汪中《广陵曲江证》谓曲江即在扬州城外。而梁章钜《文选旁证》引俞思谦说：“……徐坚《初学记》云：‘《七发》“观涛于广陵之曲江”，今扬州也。……’李颀诗云：‘扬州郭里见潮生。’李绅《入扬州郭诗序》云：‘潮水旧通扬州郭内，大历以后，潮信不通矣。’蔡宽夫《诗话》云：‘润州大江，本与今扬子桥为对，瓜洲乃江中一洲耳。故潮水悉通扬州城中。今瓜洲与扬子桥相连，距江三十里，不但潮水不至扬州，亦不至扬子桥矣。’据此诸说，则唐以前，广陵自有曲江，当在今瓜洲之北，而曲江自有其涛。唐以后渐为沙所涨没，江之不存，涛于何有！……但曲江涨没，虽在唐时，而江潮之渐小，则自南北朝已然。故郦道元注《水经》，以枚乘所言系诸浙江篇内……盖据当时所闻，偶未深考耳。后人泥于郦注，遂以广陵之涛，移于钱塘，国初毛氏奇龄、朱氏彝尊、阎氏若璩皆然。盖亦未思及川流改易，今古殊观也。”

由上亦可知钱江派“以广陵之涛，移于钱塘”，清代毛奇龄、朱彝尊、阎若璩等大家均从此说。

广陵派不仅引经据典地从唐代诗人李颀、李绅的诗句中寻求到证据，证明唐时“扬州郭里见潮生”，同时，亦指出长江川流改易，汉时有曲江之潮，至南北朝时，江潮已是渐小，唐以后曲江为沙所涨，江且不存，涛亦湮灭。对于专家郦道元的拍板，广陵派更釜底抽薪地指出，郦道元乃是“盖据当时所闻，偶未深考耳”。郦氏勤勉于野外地理考察，惜乎生不逢时生在了南北分裂、干戈扰攘的时代，足迹所至，却只能限于北魏势力所及范围，包括长江在内的南方许多河流，他只好求诸文献资料。《广阳杂记》卷三记载清初郦学家刘献廷的话说，郦氏“注《水经》，妙绝古今。北方诸水，毫发不失，而江、淮、汉、沔之间，便多纰缪。郦北人，南方诸水，非其目及也”。一句话，专家受客观条件限制，故他的“偶未深考”的结论，不足为据。更何况枚乘所写之汉时广陵曲江之潮，如前所述，或是事梁孝王时作，或是事吴王濞时作，无论是梁孝王或吴王濞，其领地与控制范围都未曾抵达钱塘江。

“弭节伍子之山，通厉胥母之场”的诠释与江南的多座“胥山”

西汉初的枚乘肯定未料到，他笔下的广陵曲江之潮后世竟然会消失，以致引起文坛公案。更令枚乘意想不到的是，他在汉文帝时写下的《七发》，竟与汉武帝时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发生了说不清的联系。汉武帝为汉景帝之子、汉文帝之孙，隔了近两代人呢！

让《七发》与《史记》干上仗的是唐代学者李善。

司马迁《史记·伍子胥列传》记叙了伍子胥之死与“胥山”的得名：伍子胥因与吴王夫差在对待越国问题上政见不同，终被吴王夫差赐属镂剑，着其自杀。临死前，伍子胥心潮难平，不仅怒斥吴王夫差“听谀臣言以杀长者”，同时，他还情绪激烈地说，等他死了以后，“抉吾眼悬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意思是，把我的眼珠悬挂在苏州东门，我要看着越人从这里进入灭掉吴国。说完，这位老人“乃自刭死”。伍子胥死前的一番情感宣泄，激怒了吴王夫差。《史记·伍子胥列传》记载说：“吴王闻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吴人怜之，为立祠于江上，因命曰胥山。”也就是说，伍子胥死了以后，夫差把他的尸体装在马革做的皮袋子中，抛入水中。当这皮袋子顺着江水漂到太湖湖口时，当地的老百姓可怜伍子胥的遭遇，于是把他的尸体捞了上来，下葬于江畔的山上并为他立了个祠堂。而那座山也因此被称为“胥山”。

对《史记·伍子胥列传》中的“胥山”，刘宋裴駰《史记集解》引张晏说：“胥山在太湖边，去江不远百里，故云江上。”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也引《吴地记》云：“胥山，太湖边胥湖东岸山，西临胥湖，山有古丞胥二王庙。”由此可见，《史记》中的“胥山”，指的是苏州太湖边上的胥山，这一地理概念具有唯一性，且无模糊之处。

《七发》广陵曲江观潮中有“弭节伍子之山，通厉胥母之场”句，其中“伍子之山”指因伍子胥而得名的山，即太湖畔胥山。可唐代李善对此句却错误地注曰：“《史记》曰：吴王杀子胥，投之于江，吴人立祠于江上，因名胥母山。”

“胥母山”又称莫厘山，是位于太湖畔苏州洞庭东山的一座山。《越绝书》中，记载阖闾伐楚归来后在苏州经历的一段放松而又休闲的娱情岁月时，就有“秋冬治城中，春夏治姑胥之台。旦食于纽山，昼游于胥母”句。后世学者注《越绝书》中此句时，均指出“胥母”为苏州太湖中的另一座山——洞庭东山，如俞纪东《越绝书全译》引张宗祥《越绝书校注》注曰：“《江南通志》引《卢志》（即明卢熊《苏州府志》）云：洞庭东山一名胥母，即今莫厘山。《洞庭记》云：本胥母山。”秦兆基《苏州文选》注《越绝书》节选文时，也注曰：“胥母：洞庭东山，即莫厘山。”

因此，上述李善注一是将《史记·伍子胥列传》中的“胥山”改成“胥母山”；二是将“胥母山”与“胥山”搞混成一座山。

李善为唐高宗时人（高宗在位为650—683年），卒于唐武后载初元年（690）。李善注《七发》，将《史记》中的苏州太湖畔“胥山”改成“胥母山”，百多年后的唐德宗时（德宗在位为780—805年），卢元辅为杭州刺史，写下了《胥山庙铭》一文，将杭州的吴山称为“胥山”。

虽不能肯定二者之间存在必然联系，但杭州“胥山”却由此开始出现。宋代王安国撰《胥山庙碑铭》云：“胥山庙者，吴人奉祀已千百余年矣！”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说：“吴山，春秋时为吴南界，以别于越，故曰吴山。或曰，以伍子胥故，讹伍为吴，故《郡志》亦称胥山。”清代翟灏等辑《湖山便览》载“吴山”条曰：“吴山，本名胥山……《名胜志》言：以伍子胥讹伍为吴，故《郡志》亦称胥山，其说近是。”《湖山便览》另载“伍公山”说：“古称吴山为胥山，以伍子胥立庙于此得名也。”

不仅杭州有了胥山，浙江的嘉兴、嘉善也出现了“胥山”。明崇祯《嘉兴县志》记载嘉兴的“胥山”：“胥山在县东二十七里，交周二里多怪石。旧经云：吴伍子胥伐越经营于此。”光绪《嘉兴府志》也记载嘉兴的“胥山”说：“胥山，一名张山，在县东南三十里，高一十五丈，周二里。旧经云：伍子胥伐越，经营于此，故名……山与嘉善分属。相传子胥伐越，驻兵于此。”光绪《嘉兴府志》也同时记载了嘉善县的“胥山”：“在治南十三里，半属嘉兴县，乃硖石山之余支。”嘉兴、嘉善的“胥山”，实为同一座山，二地分属。

伍子胥在后世融入越文化，反映了吴、越文化相互交融的历史事实。春秋后期，吴亡于越。战国时，越亡于楚。秦灭楚统一中国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原属春秋时的吴、越之地合治而建会稽郡，郡治（相当于后世的省会）为“吴县”(今苏州)，领县二十六。秦会稽郡包括今苏南、上海、浙江大部及皖南一部，西汉时更包括浙、闽全部。

东汉顺帝永建四年（129），吴越又行分治——从原会稽郡析出吴郡。分治后的吴郡和会稽郡，以浙江（钱塘江）为界——江北为吴郡，吴县为郡治所在，领县十三；江东为会稽郡，郡治山阴（今绍兴），领县十五。此一时期的吴郡，包括建德以下钱塘江两岸，今杭、嘉、湖地区当时亦在吴郡之内。这一状况在后世一直延续到南朝刘宋，长达三百五十年。

游国恩《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注释枚乘《七发》中关于“伍子之山”和“胥母之场”句时，对“胥山”的浙江杭州说及吴地苏州说，以注释的方式进行了评述，表达了当代学者对“胥山”不同诠释的臧否和认定。该书说：“‘伍子之山’，因伍子胥而得名的山；‘胥母之场’，祭祠伍子胥的祠庙。按，今浙江杭县有吴山，亦称胥山；而江苏吴县西南又有胥母山。前人因此二地名，乃疑前文‘广陵之曲江’为浙江省之钱塘江。汪中作《广陵曲江证》，首先证明吴王投伍子胥于江，是投于吴境的松江而非越境的浙江，故此处的‘伍子之山’和‘胥母之场’显与浙江无涉，不得引以为据……又，梁章钜《文选旁证》引俞思谦说：‘……伍子之山、胥母之场，皆在今苏州境内。文人兴到，推广言之，不必泥也。’亦属近情之论，故录以备考。”

梁章钜曾为官苏州，其“近情之论”认为，越人将越地的山水以伍子胥之名名之，为“文人兴到，推广言之”，因此不必过于拘泥，从而表现了苏州人的宽广胸怀。但这种“文人兴到，推广言之”，并不能改变《史记》记载的苏州太湖畔“胥山”这一概念的唯一性。

文学名作与地域文化景点

文学名作与地域文化的景点，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中国四大名楼（山西永济鹳雀楼、湖南岳阳岳阳楼、江西南昌滕王阁、湖北武汉黄鹤楼）的背后，分别有着唐代诗人王之涣的《登鹳雀楼》、唐代诗人崔颢的《黄鹤楼》、唐代诗人王勃的《滕王阁序》及北宋散文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而苏州的寒山寺，面积虽不大，但唐代诗人张继留下了一首《枫桥夜泊》，在后世形成名作与景点互为依托的良性循环——“寺以诗闻名天下，诗以寺传播四方”。

名作在支撑起这些文化景点的同时，也由于对这些名作的不同诠释而“一得一失”地导致了种种争夺或争执。

前及枚乘《七发》，后人因诠释 “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引起的争论，至今已不再风生水起。一段烙上枚乘印记的曲江潮之争，静静地躺在历史的古书中。同样，在枚乘《七发》后，因诠释“伍子之山”和“胥母之场”而引发的争执，却是以杭城吴山（胥山）与苏州太湖胥山的并存延续至今。

江南的胥山之争，有深刻的文化背景。从东汉顺帝到五代，苏州、杭州、嘉兴和湖州曾在同一个行政区——吴郡内的经历，无疑也促进了不同地区文化间的交融。

春秋时竭力主张灭越，终与吴王夫差分道扬鑣的伍子胥，日后竟也融入了越文化，并成为了钱塘江的涛神。至今，在浙江海宁盐官镇海神庙里，被祀于此的他老人家，一日二潮地正享受着人间的香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