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 毅

要和黄灿然取得联系，你必须通过以下这种并不那么及时但却是最有效（也可能是唯一）的方式：耐心等待他下午四点起床后给他家里打电话，或者等他晚上七点半回到办公室后给他报社打电话（他没有移动电话，一直都没有过）；或者给他写邮件，这也需要耐心等待回复，当然，一般情况下，他都会及时地给你回复。现在我们（他的朋友们，报刊及出版社的编辑们）已经习惯了通过以上并不那么直接的方式与黄灿然取得并保持日常的联系。

就是这么一个人，他更愿意你把他当做一个普通的上班族看待，在香港，他确乎如此。他的简历，基本就是一长串的书单，其中包括三本主要诗集和两本文章汇集，以及大量的译文和译诗集。相比起书单，他的经历则显得颇为简单，似乎很不相称，主要经历不会超过两行字，一条线索就能把故事讲完。极少变动的因素，也缺少戏剧性的波折，除了早年从泉州到香港，如果算得上是一次大变动的话。他随父母移居香港，做过制衣厂的工人，通过夜校学习了英语，并且考进暨南大学的新闻系，随后进入了《大公报》。通过掌握这门外语，他成了一名翻译员（至今已超过二十年）。这一项技能既是他的谋生手段，同时也成就了他今天翻译家的地位。写诗，写专栏，写评论，从事翻译，这就是他成年以来每天的功课，也几乎是他生活和工作的全部内容。甚至，他每天的路程都是一成不变的，包括景观。在我和他又一次走过这一段路（从他家到报社）时，他这样对我说，这栋大厦，这个茶餐厅，这个海边的长廊，我都写过，这一路的风景和人物我几乎都写了，接下来也许我要搬家才行了（而不久之前，他才因为报社搬家——离家更近了——才稍稍改变了一贯的行程）。

再没有比他更不像一个诗人和作家的了，除了经常能在报刊上见到他的名字，他的名字也署在翻译书上，你不再能在公开的文学性活动（朗诵会、诗歌节以及各种诗人的聚会）中见到他的身影（并不是一开始就如此，但很久以前他决定不再出席诸如此类的活动）。他也不是现在时兴的驻校作家。一年下来，他只有少得可怜的一到两次出远门（但是却经常在家附近爬山或在香港的郊野远足），无非就是去广州见见有限的几个老同学、朋友。住在广州诗人凌越家中已经是他多年的习惯。在广州，如果他在外面活动，通过凌越可以找到他，就像在香港，你可以通过王敏知道他的行踪。这一次也不例外，我去香港之前已经跟他通过多次电话和邮件了，确定了见面的时间和方式。如果他外出或临时有变动，毫无例外，他会把行踪告诉王敏（经营一家社区书店的诗人），“他会告诉你我在哪里的”（这样的一句话他会反复地跟每个去找他的朋友交代）。

这一次，如果不是王敏，我确实就差点找不到他了！我的移动电话没有办理漫游，黄灿然家的电话线也在这时候出了故障，能找到他的两条路子都堵塞了（不能接电话及收邮件）。因此，我找到了王敏，两个人在西洋菜南街的后巷，靠着垃圾桶一边抽烟一边等他的电话。果然，这一后备招数还是有效的。等我在他家附近的地铁出口碰到他的时候，再一次向他表达了我的敬佩：你太淡定了。

他领我沿着他每天固定不变的路线走了一趟：从家到报社，再从报社回到家中。中途他提议：我们去吃比萨吧，要一个火腿芝士比萨，这是最有营养的。我想起，朋友们有时候会在背后拿他的养生之道逗乐：吃牛扒（给你精力）。这是他逢人必推荐的饮食良方。

很快，我们在餐桌边上啃着“营养丰富”的火腿芝士比萨。我抛出了我此行的第一个问题，并同时（刚刚培养起来的）职业性地按下了录音笔的按键。这是一个关于杜甫的问题，我一进屋就留意到杂乱的室内最为显眼的就是茶几上的一大摞书，几乎有半个人那么高了。我趁他冲咖啡的当儿，瞄了一眼，都是杜甫的各种注本的诗集及研究专著（其中还有几本看来是从图书馆借来的英文书）。接下来他滔滔不绝，几乎就这个问题谈论了近两个小时。中途他走到茶几前，给我解释他近期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准备写一篇关于杜甫的文章。这期间（并不快），我们吞咽下了整一个十二寸的比萨以及两大杯雀巢速溶咖啡（我的是清的，他的则加了糖但并不加奶——他说用脑需要补充糖分）。

后来，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发现我的录音笔竟然没电了。我在这里并没有太多地引用他谈论杜甫的话，我想，还是留着他用在他将来论述杜甫的长文中去吧。

最后，他竟然留给我这么一个错觉，我愿意保留这么一个印象：仿佛他靠着牛扒、加糖咖啡、爬山及远足已经获得长时间工作所必需的能量，这是奇迹出现的最有力的保障。

鲁毅：我们知道你的一些生活习惯：一年的工作期间，你总会有那么一两次离开香港，离开你的工作，到外地探访朋友，这是一种热烈的、有别于你每天的工作的形态，你能够给我们描述一下这些情景吗?在我的想象中，它具有某些柏拉图的学院中的剪影的效果，热衷于探讨文学的几个朋友们聚集在一起。

黄灿然：应该说，我在各方面都是很被动的，被动中又有主动，这也有点像消极能力。先拿工作打比方吧。我的翻译工作是编辑或选稿的同事把稿拿给我，我才译，但译的时候就很主动了。尤其是深夜时，如果有急稿，都是我来译，以最快速度完成。在交朋友方面，我也是很被动的，很少主动联系朋友，这又是因为工作实在太繁忙。但是，如果朋友来联系，我的反应又是很主动的。与朋友见面，分成两种，一种是出门去探朋友，一种是朋友来香港顺便探我。虽然我被动，但当我出门时我就是主动的了。而当朋友来香港要跟我见面，我也是很主动，只要能请假，我就请假跟朋友见面，或陪朋友到处走走，即使是第一次见面的朋友，即使是朋友的朋友。有一次老朋友孙泽来我家住了一星期，我家人刚好回泉州了。我并没有特别请假接待他，因为我们实在像兄弟，即使见面那一刻招呼都没打。不请假还因为，他也是夜猫子。所以呢，每天我们都是下午起床，我上班，他自己到街上搞定晚饭，晚上自己在我家看书，然后等我凌晨回家，一起吃宵夜，然后开始抽烟喝茶聊天，直到天亮才睡觉。孙泽后来说，这是他生命中最美妙的一段日子，唯有他在云南某地所过的一段日子可以相比：无忧无虑，懒懒散散，想不到这么美妙的生活竟然可以在香港高楼上一个普通家里享受到。我相信他这番感受。我出门最常去的是广州，住凌越家。由于我常常是小住几天，这期间往往会遇上凌越需要上班。我想凌越大概心里感到歉疚，不能陪朋友。但我却是喜出望外，因为这样一来我就做了他家的主人了，起床后自己上街去喝咖啡吃早餐，然后像一个广州本地人那样，优哉游哉，出发去找朋友聊天。

对我而言，出门在朋友家打地铺也胜过住五星级酒店。还有比当地人的家更好的出发点吗？有一次我去温哥华十来天，探访我的朋友谢萃仪，她和先生在大厅靠窗的位置给我打地铺，非常舒服，比睡床好多了，现在想起来还很怀念。我去莱顿探访多多和去图宾根探访张枣，都是住两三个晚上，都是通宵谈诗，直到最后一个下午他们才带我出去在他们各自的小城转一圈。我感到我已经很了解莱顿和图宾根了，但我在柏林一个花园别墅住了十来天，至今完全没有印象。有一次去你们阳江，破例地参加一个聚会。但我还是找到机会抛弃酒店，在朋友冯俊华家吃住。他父母都非常厚道，家常菜非常好吃。后来有一次在广州，适逢冯俊华父母也在他们广州的房子里小住，我当然啦──跑到他们家吃了两顿饭。后来冯俊华来信说，他母亲正在看我的《奇迹集》，还很喜欢，这简直把我乐坏了。

鲁毅：世俗或俗世是指脱离宗教的状态，也即它是不再相信奇迹的。你会用到怎样的一个词去描绘自己，世俗的人？在你的诗中，你对俗世的生活更感兴趣，它几乎是你所有的诗的内容，但在里面却又能屡屡听到你“我要赞美上帝，赞美世界”的声音。对你来说，这是种修辞还是你在思想上倾向于宗教了。或者，这只是对不能言说的东西的另一种称呼？

黄灿然：影响我最大的三个人是庄子、耶稣、佛陀。大学时代很迷庄子，也顺便读老子，但老子是后来才读懂。此后就没再读庄子了，直到三四年前重读，怎么句句如己出呢？这才发现庄子对我的影响是多么深。毕业后不久，读《新约》和《耶稣言行录》，再过两三年读一本《佛陀传》。他们都是我在生命最困难的时候读的，从此他们的形象便如影随形。我永远把思考点定在创教者形成之前。也即，是先有耶稣才有《新约》，先有释迦牟尼才有后来浩瀚的佛经。他们是如何成为他们自己的呢？一个共通点是舍弃自己。耶稣是为了别人而死，佛陀是为了别人而活。两人还起了互补作用，例如耶稣出身平民，佛陀出身王族，那意思是说无论你什么出身，你都不能以他是平民与我无关或他是贵族与我无关来回避他们的召唤。

诗人注定是为世俗而写作的，如果说人生有某个终极目的，例如从地狱通往天堂，那么诗歌的任务就是在途中提供水，食物，风景，树阴，等等。它以消极来抚慰消极者，或以积极来振作消极者，它不能救人，不能治病，但它是救人和治病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诗人即使是大彻大悟者，即使通神，他的任务依然是写诗。最高层次的诗歌，是使人在世界（世俗）中感到另有一个世界（非世俗），如同我们在事实中感到有真理，在肉体中感到有灵魂，身为人而感到有神。诗人要用他的生命来给文字传输能量，使带着同样能量的读者能产生共振，尤其是唤醒读者心灵中麻木或沉睡着的能量。至于读者的能量醒来之后用到哪里去，那不是诗歌或诗人所能知道的，但可以肯定是善的。

在我自己的诗中，像你所举的“赞美上帝，赞美世界”，重点应是赞美本身，也可以说是不能言说的东西。赞美是对已言说过的东西的局限的一种承认，因为已言说的东西如同举例，而赞美相当于表示这些举例不是那首诗真正要表达或所能表达的。简言之，赞美是表示诗不只是诗，是要把诗引向诗外。但诗外是什么，那是很难回答的，如同我们仰望蓝天或夜空时，在我们还未启动思维那一瞬间，我们不知道蓝天是什么或夜空是什么。当然所谓的赞美，不一定就是有赞美这个字眼时才是赞美。我觉得，真正的诗应该都是引向诗外，而诗真正动人之处也正是引向诗外和仰望诗外那一瞬间的惊异感。而这惊异感正是诗人当时写这首诗时的状态，他身上某些东西因这惊异感而起变化，某些障碍破除了，某些凝固消融了，某些堵塞畅通了，于是他以写诗来表达这种隐约的变化，或仅仅是对这种破除感、消融感和畅通感表达感激。而当读者也因这首诗而起同样的惊异感时，读者也经历与诗人相同的过程，只不过读者不是以写诗来表达，而是以其他方式，这些方式可能因人而异、因环境而异，但不管以什么方式，它肯定是某种积极的东西，某种精纯之气，是天地之气的一部分。

鲁毅：你总是能从广阔的世界文学中找到你的知音，我想你会乐意用到知音这个词，我们在你的诗中发现过它的踪迹。你能就此谈谈吗？你的写作是对此的一种应答吗？与此同时，你也在创造着你的前驱。

黄灿然：我觉得，认识自己最重要。找到知音首先是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那声音在被你听到之前，有更多杂音在干扰你。同时，你又要学会排除你正在读的作者的内心声音以外的杂音，因为他那声音也被各种杂音干扰着，包括翻译的杂音，文体的杂音。尤其是，所有大作家大诗人都是复杂、矛盾、冲突的，你如何用你的单纯，伸入他们复杂的内部去探测，以及如何慢慢使自己清水般的单纯逐渐允许泥沙的存在，包容它们，与它们和平共处，最终形成一体？你依然保持清纯，但你的领域扩大了，你的构成元素呈多层次多向面了──有一天你自己也变成一个综合体，在别人看来也是复杂、矛盾、冲突的。当你自己有了综合能力之后，你看那些复杂、矛盾和冲突的作家，他们全都变得岂止是单纯，简直太天真了，混沌如天地。然后你回顾自己原来的单纯，那其实只是一小堆泥沙而已。

欣赏那些摆在书架上的中外经典作家之困难，与发现当代或周围优秀作者之困难是相同的。而如果能多欣赏中外经典，必也更能多发现当代和周围的优秀作者。大多数人，尤其是二十五岁到三十五岁的诗人，欣赏和创作的其实都是一些小资的东西，尽管他们在生活上恰恰又是最不屑于小资的。即是说，他们在创作和精神上是小资的，生活和行为上则是反小资的。诗歌中尤其存在着庞大的诗歌中产阶级趣味队伍，各有自己追随的名牌和共同的名牌，尤其是平时聚会，就如同生活中的中产阶级平时聚会大谈汽车、股市、红酒、楼价、子女教育、社会热点那样，兴趣勃勃地谈论文学和诗歌中的最新行情。大多数作家尤其是诗人，在欣赏文学作品时是怯懦的，他们只会跟小众之风，因为这是最安全的。这种欣赏力的狭隘，会慢慢内化，如同内心存在着一个极权政府，你根本不敢使自己被能感动自己的东西感动。

我觉得读书数量多，不如读书层次多。读什么意味着关注什么，关注什么影响着读什么。我自己长期的关注点是人生的意义，世界的终极真理，这些会涉及哲学和宗教；诗歌和文学本身的意义和终极真理；翻译与翻译的意义和终极目标；还喜欢听古典音乐，也会留心古典音乐的演绎与翻译之间的相似之处，以及音乐欣赏与文学欣赏之间的关系。当然还有各种个人爱好和趣味。这些加起来，当我们打开一本书时，可能会有某一点先引起我的兴趣，然后着迷，着迷意味着信服，信服意味着那本书其他关注点又会引起我的好奇。现在读书尤其是读经典的能力超高，像个小孩对一切充满好奇，很多以前看不下去的现在变成至爱，以前的至爱如果重读也必然又有新发现或新评估，这就使得整个阅读变得很刺激，只是苦于时间太少。

鲁毅：你是新闻翻译员，翻译和写作某种程度上也是你的第二职业，而你总是愿意使自己处于工作的过程或状态中——某种创造性的工作，从无中生有的工作。你是怎么理解你所从事的艺术——工作的？除了工作，你几乎没有任何个人的享乐，你所过的是一种清教徒式的生活，最低限度的要求。你没有移动电话，你通过邮件跟朋友联系，你不愿把时间耗费在无谓的事情上，等等。

黄灿然：工作相对简单，也不沉闷，不机械，因为虽然是新闻翻译，但翻译本身毕竟包含创造性活动。另外，新闻翻译最初几年的训练和实践，对我的文学翻译十分重要。那个量非常大，对于理解力和翻译技巧的提高都有莫大裨益。文学翻译，不妨称为业余，尽管这业余在读者看来更像专业。创作则是个人生活和正职及业余工作的精神维系。你不妨设想一下，我的创作与任何作家没有什么不同。跟着呢，很多作家也有一份工作，相当于我的新闻翻译。另外，很多作家还要参加各种活动，无论交朋友，旅行，演讲，开会，而我在这方面接近于零，而把节省的时间给予文学翻译。

你提到享乐，在我看来享乐很容易变成被乐所享。任何人要发挥所长，就必须及早放弃一些东西，那些东西必定是浪费精力和时间又令人烦恼的，但它们都以享乐的形式出现。这也可以说是顿悟，当然顿悟是有很多层次的，但有一点就是，顿悟主要是为一些有特殊才能和使命的人而设的。如果顿悟而没有使命，那剩余精力和剩余生命怎么打发？这世界是一些人傍着另一些人生活，而且还对被傍的人要求多多，被傍的人也是人，劳心劳力，所以他们必须尽早顿悟，清除自我，灭掉这些方面的烦恼，才能集中精神和力量，甘心情愿地舍弃自己去为别人做事。在某种意义上，我把自己视为为某种使命而暂且寄居世上。这使命和才能有某种关系，就翻译而言，这才能是从一代代人的努力那里吸取的，譬如说我是靠英汉词典学英文和翻译的，而英汉词典是英语词典和英汉词典工作者几代人努力的结果，你把很多精华吸取到身上来，你无论是基于感激、回报还是责任，都不能浪费这才能，因为这才能不是你的。诗歌也可作如是观，但诗歌特别神秘，诗人的真正生命是他在死去那一刻才开始的，你不能肯定自己是不是一个传承者，但你必须相信自己是。我对我正在做的事情，依然可以用十多年前读《薄伽梵歌》时深受启发的一句话来形容：行动而不计成果。享乐就像青年时代的一些诗歌技巧，而现在忘记技巧不也正是传说中的境界吗？

鲁毅：你从日常重复的、贫乏的生活中领悟到的奇迹般的感受，我把它理解成一种超出我们所能解释的快乐或幸福感，如果不是如此，那么它是一种类似于宗教性的感受吗？从这一点看，你成为了一个神秘论者了吗？奇迹是怎么发生的，奇迹存在的最终证明是“诗”吗？还有，这一奇妙的过程也与你在《奇迹集》的自述中对自己写作的三个阶段的描述相符，而那是来自于禅宗的语录。

黄灿然：我那奇迹般的感受，既是幸福感也是宗教性的，从笼统的宗教角度说，近似于一种狂喜。那是一种持续好几个月的高潮状态，然后逐渐消退。也可以说，是一场与世界的恋爱。然后世界恢复常态，如同恋人不再神秘。但你从此知道世界不只是世界，你不只是你。在《奇迹集》中与世界恋爱之前，也就是在写《我的灵魂》某些诗的几年中，我一直处于对世界的爱慕中，如同恋爱之前对恋人的爱慕。但那种状态虽然极其充分，却很难也很少表达于诗中，如同恋爱之前对恋人表达爱慕的机会是如此之少和如此拐弯抹角，基本上只是暗示。简言之，你是在亲身体验人生中或宗教中某种传说中的奇迹，你成为见证人，而《奇迹集》就是某种证词。因为我是诗人，所以我用诗来表达。而从诗的角度看，则是诗发生了奇迹，同样也是亲历了传说中的神灵附体。

我不是神秘论者，但相信神秘，因为我的梦想总会成真，我的预感总会实现，虽然成真和实现的时间是如此漫长，远远超出一般考验期，然后在你已完全忘记多年之后突然降临，这时你才想起这曾是你梦想、你预感的。在写诗、学英语、做翻译的过程中，也全都包含这类漫长的考验期。所以我得出的结论是只要有耐性，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所有传说中的东西都会通过你重新讲述一遍。伊丽莎白·毕晓普曾说，她的诗服膺三样东西：简单、准确、神秘。我觉得，这三个元素基本上把诗的大部分真理说出来了。如果有前两个元素而没有后一个元素，就欠缺了什么，那种诗外的东西，那种向诗外的夜空仰望的东西；如果有神秘而没有简单和准确，便会失去奇迹感，因为奇迹总是发生在简单和准确所包含的事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