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冉启斌

大多数动物都采取群体生活的方式。其中，“人”——一种“高级动物”，使群体生活的方式不断发展，以臻极致，并在过程和目标上似乎没有止境也没有终极。部落，尤其是国家、货币产生之后的人类群体，可以说日益变成由各种关系和利益形成的一种复杂的网络。

在群体生存中，个体与群体必然发生冲突。生存资料、性、个体空间等都是争夺的主要对象，其中尤以作为基本需求的食物、安全等冲突最为激烈。在人类的群体——“社会”中，这种“个体—群体”冲突由于利害关系无可胜数、无处不在，从而更加剧烈复杂、错综曲折，但是常常在伦理、道德等观念形态下有所掩盖。人类的“个体—群体”冲突也可以称为“个人—社会”冲突。

从某种意义上说，“个体—群体”（简称“个—群”）冲突这一表述并不完全精确。深入分析起来，所谓“个—群”冲突只是一种便利和揭示性的说法，“个—群”冲突的主要形式是群体中弱势个体与强势个体的冲突，或者是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的冲突。那么，强势个体（群体）与强势个体（群体）之间是否也有冲突？或者另一方面，弱势个体（群体）与弱势个体（群体）之间是否也有冲突？冲突是有的。但是由于这两种群体内部相互力量的对等，在常态情况下其间的冲突或不易于实现，或因为冲突后果的普通性，使得这两种冲突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处于极其次要的地位，并不是“个—群”关系冲突中的主体。而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之间的冲突，由于力量的径庭悬殊以及结果的决定性和极端性，使得冲突的样态、性质更为惊心彻骨。以动物界为例，狮子、老虎甚或狼等强势力量，它们之间一般并不相互争斗、彼此残杀；相反，它们常会各行其道，维持和谐。弱势力量之间亦复如是，诸如羚羊、野兔之类，一般并不相互厮打。倒是强势物种总是对弱势物种进行侵犯、残杀，并以弱势物种的失败、灭亡为结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有意味的现象。质言之，“个—群”冲突的具体表现主要是群体中弱势个体（群体）与强势个体（群体）的冲突。此方面笔者另作《群体生存中的“个—群”冲突》进行讨论，兹不赘述。

记述宋江等一百零八人故事的《水浒传》，正是中国古典小说中不可多得的触及社会内部“个—群”冲突的鸿篇巨著。所谓梁山好汉，其实都是一些弱势个体。当然，他们中不少人都武艺超群，能力敌百夫；但是人类社会的强弱冲突，并不只是在身体强弱的对抗上。智力、谋略、手段、伎俩，对金钱、地位、权力、资源的综合占有指标，这些才是人类社会中个体强弱划分的根本依据。无疑，梁山好汉虽然身强力壮，但综合个体力量处于社会底层，而在主流社会中的随处颠踣正反映了他们作为弱势个体的确凿身份。倘若他们在主流社会中成功显达、所向披靡，他们便不成其为“梁山好汉”。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水浒”故事的主线正是弱势个体（群体）和强势个体（群体）的冲突。

“水浒”反映的“个—群”冲突是严重的。平常所谓“逼上梁山”的俗语，正反映了这种冲突的典型性和严重性。可以设想，一般的冲突普通人也大都可隐忍偷安，不必落草为“寇”。正是这样严重的“个—群”冲突才敷衍出“水浒”整幅跌宕起伏的长篇画卷。质言之，“水浒”记叙的乃是严重的“个—群”冲突及其最终结局，在笔者看来正可作如是分析。

分析之先需要说明的是，人类社会的“个—群”冲突（或者说“个人—社会”冲突）常常和组织制度有关。我们常说此事乃是制度造成的不公，彼事乃是社会的悲哀，那么如何认识制度与社会？所谓制度、社会，是人类自身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逐步发展形成的，在任何一个时代业已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制度或社会虽然只是人类自身创造的一种形式，但是这种形式在客观上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部分个体（实际上也就是强势个体）借以自我保护以至于对其他个体进行侵犯、掠夺的工具。此处说来尚有一点突兀——以自然界来比拟，制度或社会勉强可以类比于动物生存环境中的有利地势或庇护掩体，这种有利地势或庇护掩体也是自然环境长期演化所形成的。无论强壮敏捷还是老弱病残的动物个体，在灾难发生时，如果先已占据有利地势或藏匿于庇护掩体，便可以免除伤害从而自保，有时甚至可以对其他个体造成威胁和伤害。实际上外界的存在常常是动物界个体自身获取利益甚或侵犯其他个体的凭借，人类社会只是变本加厉而已。倘若个人据有社会组织中的某一位置，不但可能免除对自身的危害，还可以对其他个体进行利用、侵犯以至掠夺。因而进入社会组织，利用一般制度谋求自我个体的利益便是人类社会的一般现象。

由此来分析“水浒”故事的开端，庶几比较清楚。“水浒”故事的开端，不是梁山好汉的出场，倒是一个“泼皮破落户”高俅的发迹。高俅在社会群体中本来也只能算一个弱势个体，但是却具有发展成为强势个体的潜质。他不务正业，专学歪门邪道，混迹于社会，还犯上了前科。他自然没有正经本事，但是善于钻营伎俩，加之机缘巧合，便做到了殿帅府太尉。在“水浒”中高俅后来最终成为打击迫害梁山英雄的一大劲敌，这多少不能说没有一点寓意。由此事也顺便可以见出两点：（1）与自然界相较而言，人类群体中弱势与强势的转化是比较容易发生的。自然界的强弱划分主要依赖于身体素质，而身体素质与先天因素关系甚大，使得弱势力量与强势力量之间的转化在动物界相对困难得多。（2）人类群体的弱势向强势转化，并不在于个体的作为、才能、贡献乃至品质、德行、操守，而主要依赖于谋略、伎俩、地位、资源等外在因素。（这两点下文还要说明）“高俅发迹”作为“水浒”的开端事件，充分表明进入社会强势组织带来的决定性后果和巨大利益，也奠定了“水浒”一书以强弱冲突为基本线索的主旨。

“水浒”开始的精彩章节“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就是一场弱势个体与强势个体相冲突而引发的实例。金翠莲父女遭受镇关西欺辱，社会组织制度并无保护弱势个体的迹象，只得引出“水浒”英雄鲁提辖来路见不平。鲁达嫉恶如仇，生性豪朗放达，仗义之后，自知灾祸难免，遂卷起铺盖一道烟走人。从此鲁达便脱离于主流社会，流落于边缘群体之间。出家五台山，辗转桃花村、瓦罐寺，东京大相国寺管菜园子，千里护送林教头，最终二龙山落草为“寇”。鲁达的流落江湖缘起于不满镇关西的仗势欺人，由此可以看出对强弱冲突进行干涉——扶助弱势个体——带来的诸多损害自身的后果。这虽然只是一个个体事件，但这样的强弱冲突实存在于世界的任何角落，于平常的每一天都在发生。

可以深入思考的是，在群体生活中，弱势个体有无生存的必要？这在动物界是无可怀疑的。弱势个体（或群体）在危险、灾害出现时，它的一般命运便是灭亡。这看起来是残酷的，但却也是进化论的本质。弱势个体（或群体）灭亡，则表明强势个体（群体）继续生存，并得以繁殖出较强的后代。如此反复，强势个体的后代之后代便向更强的方向发展，整个物种得以自然地优化。这样显在的事实在人类社会却变得异常复杂。按照某些说法，弱者也有生存的权利，也应公平地获得在社会中应得的利益。这当然是人类公平、平等等伦理层面中的概念，不过清晰明白地说起来，所谓公平、平等等伦理层面却是和强势个体（群体）密切相关的“策略性”话语。简单来说，强势个体（群体）虽然强大，但是也面临弱势群体的“威胁”，例如在极端的情况下整个弱势群体联合起来，也可能推翻某些强势个体（群体）。所以强势群体也应提出若干看起来至少对强势和弱势力量都是均等的原则。至于这些原则实行与否，则完全视强势群体当时的具体情况而定了。顺便说一句，据说有一种赶驴的方法，就是在车上把一根胡萝卜悬在驴的眼前，驴看到前面的胡萝卜，便不停地拉着车往前走，以便能够吃到胡萝卜，但是它哪里知道当它往前走时，胡萝卜也随着车在往前走。这样一种赶驴的方法真比用鞭子催赶高明多了！这也是策略的作用。至于最终给不给驴吃这根胡萝卜，或者是吃别的（比如说烂菜叶子），那就不是笔者所能知晓的了。

现在来说“水浒”，倘若没有鲁达的出现，金老汉和金翠莲作为弱势群体是否只能承担他们受欺凌以致灭亡的命运？弱势群体是否有生存的必要？这仍然是一个问题。如果弱势群体也有生存的必要，那他们又该如何生存？是只作为强势群体的附庸和陪衬，自然灭亡，还是也得和强势个体一样享取社会的机会并得以繁衍？这实在都还需要讨论。

武松的个体经历也是“水浒”的精彩篇章之一。武二也许勉强可以算一个不太典型的强势个体，但不幸的是他有一个本分孱弱的哥哥，由此便卷入一场场旷日持久的强弱冲突中。在“水浒”故事中，武大被毫无顾忌地欺辱和害死。作为一个最底层的弱势个体，武大的死亡并不是一个令人诧异的结局，但是他的旁边有一个略带强势样态的人物武二，这就使故事呈现出不一样的特点。武二虽然并不能改变作为弱势个体武大的命运，但是他通过暴力在一定程度上使西门庆得到了“报复”。然而由此带来的后果也是极其严重的。虽然武二常说的话是：“我从来只要打天下这等不明道德的人。”但从怒杀潘金莲、西门庆开其端，到刺配孟州牢城，醉打蒋门神，三入死囚牢，再到大闹飞云浦，武松正常的生活完全被破坏，只能游离于生死之间，而卒彳亍于社会之外。需要讨论的是，武二本来是一个深谙世态、洞晓人情之人，这样的个体本来在人类社会中也能站稳脚跟，自然像样地生活，但是由于卷入不断的强弱冲突之中，他最终无法容身社会，只能向山林落草去了。由此可见置身或插手强弱冲突对个体经历的严重影响，此点正如上文鲁达的结局所说明。可以见出的另一点是，人类社会的强弱冲突是丰富多样的。虽然自身可能并不属于典型的弱势群体，但是周围与自己密切相关的个体，诸如亲属、朋友甚或不相识的人，也同样以强弱冲突的方式对之形成影响。

从武二的经历还可见出更彻骨的一点，即强弱冲突不但严重影响个体之前途命运，更重要的是对当事个体的处事方式、自身性格乃至最终的社会信条等一系列内在观念都会造成强行扭转。武二本来通晓人情事理，办事地道干练，为人也算通情知理，细致周全，但这一系列内在特点及个人信念在经历种种冲突之后，已经逐渐模糊消散。正因为个体观念的扭转，武二到最后不免弃身社会，出家远遁。最终我们看到的武二形象是：一个手持戒刀、身披直裰，杀人并不犹豫的冷面英雄——这就是梁山好汉“行者武松”。关于此点，强弱冲突对个体内在性格、信念的强行扭转，实在于下文将要分析的豹子头林冲身上表现得更为揪心折骨。

客观地说，鲁达、武二的经历并不是起因于发生在自身的强弱冲突，而是对与己相干或不相干的弱者遭受欺辱施以援手，从而对自身的命运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换言之，这种强弱冲突离他们本人还有一点距离。而林冲的个体经历则完全是由于强弱冲突直接降临到他自己身上的结果。

“水浒”中林冲的故事向来是最为人称道的章节。从本文的角度来说，其原因不过是它深入展现了一个弱势个体在强势个体的侵犯欺凌、必欲置之于死地的境遇下，如何改变自己的性格、观念及其最终不可挽回的结局。林冲故事的起因可以说最为“无厘头”，既不是政治斗争的需要，也不是个人利益的争夺，只是由于他的妻子比较漂亮而已。从此高俅便不惜耗费周折，挖空心思，想出种种办法欲置之于死地。林冲虽然是军队的一名武职人员（所谓“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也并不是多高的职位），但是从性格品质上实在是个本分善良的良民。应该说，他在工作上是个恪遵功令的军人，在家里是个好丈夫，与人相交也是个忠诚仁义的朋友。如前所述，这从人类强弱划分的标准来看，几乎囊括了弱者的大部分特征。林冲虽然武艺精湛，但是对社会生活中所需的手段、伎俩一无所知，对权势、地位的占有极其有限。更重要的是，这些表现背后的个人心理意识、社会观念更属典型的弱势形态，无遑论矣。

白虎堂设计，刺配沧州，写了一纸休书将妻子休了。一路上受尽差人的折磨，差点在野猪林被阴谋结果性命，面对这一切，林冲只是自己强忍欺辱，而且还替差人求情。推想起来，他的一味忍气吞声，只是想图个彼此相安罢了。及至沧州牢营，阴谋使他看管草料场，见草屋破败，他还寻思“待雪晴了，去城中唤个泥水匠修理”，望见古庙便道：“神明庇佑，改日来烧纸钱。”

但是现实的状况是，无论你如何忍让退步，欺凌不会自己满足，只会得寸进尺，得陇望蜀。实际上也可以说，个体越是忍让，越表明弱势个体的身份，欺凌则越发变本加厉，肆无忌惮。所以林冲图个彼此相安这样最基本、微薄的要求，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达到的。林冲对社会的基本态度是忍让、信任，他常说的话是“天可怜见”，但是他所得到的是并没有喘息机会的欺凌侮辱。陆谦、富安不辞千辛万苦，不远千里来到沧州牢营，煞费心机火烧草料场。林冲捡得一条性命，在风雪之夜一怒之下杀了三人。直到这时他的信念和信任才终于爆发般地颠覆。之后雪夜上梁山，寄身厕列于水泊之中。

林冲怒杀三人后，无路可走而上梁山，是一个极其值得关注的问题。在此之前，林冲一再被欺凌追杀，然而只有在手刃三人之后，脱离于社会，他的被动悲惨命运才算结束。这真是“好好待你不识相，动怒揍人倒变乖”。当然林冲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落到“有家难奔，有国难投”的境地。不管怎样，被强势欺压的日子终于得以结束。这从侧面反映出对于弱势个体而言，暴力即使不能解决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消除问题。这不幸真是一个悖谬而真实的事实。

上文已提到，强弱冲突对个体内在状态的强行扭转于林冲身上最为典型剧烈。林教头虽是一名武职人员，性情上却是一个温良恭谦的文弱个体。然而经历三番五次的摧残，逼上梁山之后，其性情、观念均发生了巨大变化。委身梁山的日子里，晁盖等上山入伙，火并王伦的是他；晁盖中箭身亡，主持推举新头领的也是他。此时之豹子头林冲，与东京城内的林教头，真不啻霄壤之别。这也是我们最终看到的梁山好汉豹子头林冲的形象——此时的林冲，性格冷峻，洞悉局势；处事老练果断，常能独当一面。试想东京城内的林教头何能做到这一点？这岂不是强弱冲突强行扭转弱势个体内在形态的实例？

这一干人（武松、林冲等），本也是在社会上生活得有性有情之人，然而最终都只能自绝于社会，变作麻木冷峻者，成就了老百姓心目中的冷面英雄形象。这是社会当中残酷的冲突对一个弱势个体，从性格、才能、处事方式到社会观念所造成的彻底而全面的改变。除此之外，我们无法找到别的原因。

上文提到弱势个体的命运问题。在群体中弱势个体的结局不外两种：（1）始终作为弱者忍受来自强势力量方面的威胁、侵犯以至欺凌，甚至最终消失灭绝；（2）弱势个体转变成为强势力量而得以生存，要是幸运一点儿的话还可以繁衍。在人类社会中，弱势个体转化为强势个体相对较为容易，已见上文所述。但这只是相对于动物界而言，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弱势个体都能够幸运、容易地转化为强势力量。这有多方面的原因。一种情况是，有的弱势个体根本还没有要向强势力量转变的意识。由于人类社会的复杂，这其中又有颇难举呈的下位原因。例如有的弱势个体只是昏昏度日，并不曾作任何考虑；有的弱势个体虽然不满于现状，但也只限于发发牢骚而已，并不真正付诸行动；有的个体由于受制于道德、情操、信念等难于言说而虚妄的“概念”层面，认为自己现有之生活方具有意义，不屑于混入俗世社会，追名夺利等等。此处不容细说。弱势个体不能转化为强势个体的另一种情况是，个体虽已努力，但是种种环境、际遇、困难并不能使他成行。任何时代都有那么多削尖脑袋往上爬的人，然而最终真正成为强势力量的并不多，正是明证。

除此之外，要想成为强势个体，还需要在个人之品行、情操等诸多内在方面做出调整。由于人类一般教育之影响，诸如善良、道德、操守、正义等概念在普通人心理上存有较大的痕迹。倘若他是个有道德、正直、善良的人，就要丢弃这些表层的习性，而学会玩弄伎俩、欺诈、利用关系、投机钻营，以便能够向强势个体转化，进入强势群体。倘若他本来是个奸诈之人，自然能够如鱼得水。当然，这也得看外在之机缘际遇是否凑巧。顺便说一句，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正是指在十年之内调整自己的状况，增强力量，进入强势群体，以便积累能够报复早先强势个体的力量。

由此分析梁山的先后二位头领可以见出不少幽微之处。晁盖、宋江均曾主事梁山，二人皆以仗义疏财、接纳好汉闻名于江湖，但实质说起来二人在本性上却不仅是相异，实在可谓大相径庭。我们对晁盖的印象是豪爽刚直，坦诚相待，宽厚好义，性情中人，至于宋江，我们没有这样的印象，我们只能看到他的圆滑、伪善、善于笼络人心、城府深厚。他的一怒一喜，痛哭流涕，都有其目的在内。晁、宋二人在梁山的不同结局，不能说与二人之性格毫无关联。不巧有一句俗语说“性格乃是成功的一半”，真是歪打正着。

宋江之内在特征，分析起来他是一个梦寐以求进入强势群体的人。宋江本来只是郓城县一名押司，但是他常说的是“封妻荫子、青史留名”。押司只是县里的一名属吏，被当地有产业人户差选到县府办理案牍、官司等事务。用今天的话说，差不多只是一名家境凑合、进入行政机构里的临时人员，实在离他的远大理想相差万里。宋江本来不愿上梁山，但因杀阎婆惜、吟反诗，得诸好汉救上梁山，仕途的进取自然已无希望，所以一半情愿一半无奈留在梁山。上梁山后，他以忠义标榜，一心一意想受到朝廷的招安，但实质说起来，宋江乃是想进入作为行政组织内部的朝廷，成为有组织制度保障的强势力量，只不过我们在《水浒传》中看到的是他对传统的忠义观念的假借而已。

宋江之进入强势群体是有基础的，如上文分析，他的性情观念都合乎社会对其的要求。相反，晁盖虽然也曾任梁山的头领，但是他的个性理念实在不能胜任作为一名向上爬的人士。晁盖在打曾头市时中毒箭不治身亡，这是一个偶然的结果，但是有时我们很难分辨偶然和必然之间的界限。如果晁天王主事梁山，我们很难得到一部真实恰切的“水浒”。倘若晁盖成功，那将是一部失败的小说，它并不符合现实社会的事实。倘若一个刚直坦诚、单纯宽厚的人能够在小说中获得成功，那也太小看我们的社会了，同时更是对读者和大众智商的挑战与玩弄。不告诉人们真相是对读者的一种欺骗。如果不是怀有别的目的，一般的作家大概不愿意得到这样的评价。

对于晁盖的死，我们可以这样分析，《水浒传》的作者无法找到更合适的理由让晁盖这位仁厚的兄长退出梁山舞台，所以只能以一个并不太高明的原因和事件，让他在曾头市中箭身亡。

上文曾指出，弱势群体的结局不外两种，或者始终作为弱势力量被欺凌乃至最终被灭绝，或者转化为强势力量生存繁衍。但是转化为强势力量并不容易。实际上，对于持有道德、善良、正义、友爱等一般信念的弱势个体，几乎不可能转化为强势个体。梁山好汉正是一些豪爽正直、嫉恶如仇的弱势个体，它们自然只能维持其弱势个体的身份，从而最终走向自己的悲剧结局。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水浒”的悲剧结局是完全不可逆转的。

有一个较为意外的事件是，明清之际的幽默大师金圣叹斜刺里杀出，横插一杆，把“水浒”腰斩成一个大团圆的结局。照我们看来，这实在只反映了金先生的一厢情愿。它自然不符合人类社会的事实和规律，好比看到悲剧时“啪”地关掉电视机而已。这样腰斩的“水浒”留下的不过是虚幻的笑容，仅表明金先生自己不忍卒看，中途退场罢了。但是金先生也终不免为腰斩的“水浒”安上一个卢俊义惊噩梦的尾巴，成为七十一回本。卢俊义的噩梦中“水浒”英雄都被斩首正法了，这才是虽幻实真、托梦而成的真实结局。金圣叹完全可以给它一个光明喜庆的尾巴，这并没有什么不可以。金先生添上惊噩梦的蛇足，只能理解为他潜意识里无法摆脱社会事实的强烈影响，否则他的做法是无法解释的。

除金先生外，还有一位先生简直有趣极了。他竟径直照着卢俊义惊噩梦的尾巴一路写下去了！他的故事的结局当然是梁山好汉都被朝廷清剿正法完事。照我们的看法，这位俞万春先生可以说是多此一举。作为弱势群体的梁山好汉其失败本是必然，用不着俞先生煞费笔墨、耗时二十二载来作《荡寇志》。而他本人也没捞着什么好，俞先生一生也就混到个诸生，《荡寇志》初刻出版时老先生已经驾鹤西去四年了。

《水浒传》作为一部反映“个—群”强弱冲突的巨著，对社会中作为弱势群体的广大底层民众的吸引力是强烈、巨大而永恒的。《水浒传》的主旨虽然是反映社会中严重的强弱冲突及其最终的悲剧结局，但下层民众往往忽略结局的悲痛残酷，而只满足于前期局部的胜利和快意。当然，这样的断章欣赏可以使他们于社会中遭受到的欺凌、痛苦得到排解和宣泄，留下短时的一笑。鲁迅曾说“水浒”乃是“为市井细民写心”，从这个角度说，梁山好汉前期一系列局部的胜利，正是“市井细民”心理上渴望看到的“虚幻”笑容，反映了他们作为弱势群体的内心期望与满足。如是之故，“水浒”故事自形成以来，那些快意恩仇、自由豪爽的篇章就深得底层民众的喜爱。这种片面欣赏的结果甚至使《水浒传》一度被列为禁书。

现在的口头语常说：“我也是被逼上梁山啊！”“逼上梁山”已经成为被迫无奈的代名词，这也是“水浒”故事深入人心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讲，“逼上梁山”也是“水浒”的代名词。所谓逼上梁山，揭示的正是“个—群”冲突中弱势个体被逼无奈做出挣扎反抗，但是事实上走投无路，最终只能出离于社会主流的悖谬境况。一方面，基本的生存需求迫使弱势个体挣扎以求得苟活的可能；而另一方面，必然的结局又注定他绝无出路、只能灭亡的悲剧。“水浒”充分揭示了个体与群体冲突的沉重主题，是对人类社会“个—群”冲突中弱势个体悲剧命运精准生动的展示。

“水浒”者，水边也。在强弱冲突波涛汹涌、残酷莫测的大湖中，某些弱者可能不堪湖中的争斗残杀，被迫躲避游离，逃至水边岸上，侥幸苟延残喘。然而，这也只是“水浒”留给人们的一线无奈而渺茫的愿景，一个太虚幻而太理想的奢望。在现实中没有这样的“水浒”之所，弱势个体的命运只能喋血于湖水之中，葬身于鲸鲨之口。“水浒”，弱势群体残存的一线希望之所也；“水浒”，弱势群体不灭的一缕呼号之求也！这才是《水浒传》长久以来深深吸引、打动弱势群体的最深层原因。

《水浒传》对“个—群”冲突及其结局的地道描写，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是伟大的。其独发千古熟视之实，直抉社会显在之微，其展示群体生活中“个—群”冲突的全幅画面和必然结局，在其他古典小说如“三国”、“西游”、“红楼”、“聊斋”中都是没有的。这种对“个—群”冲突的深刻揭示正是“水浒”的特异超迈之处。“水浒”，其独一无二乎；“水浒”，其孑然不群乎！金圣叹七十一回本序托施耐庵之口叹曰：“未尝不欲人解，而人卒亦不能解者，事在性情之际，世人多忙未曾尝闻也。”好个“多忙”！又曰：恐“身死之后，无能读人”。信哉其言！信哉其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