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张石山

有子立论的致命偏颇

孔子述而不作。好在有弟子和再传弟子们，记录下来老先生的许多精彩言论和行状，而有伟乎其大的《论语》传世。但在《论语》中，主要记录孔子的言行之外，还夹杂记录了若干弟子们的言行。于是，在编辑体例上，就给人某种“摊破”的感觉。

《论语》第一篇“学而篇”，共十六章。第一章，是著名的“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等三乎。第二章，高居如此显要的位置，便是孔子弟子有若的一条语录。

自古以来的《论语》传本，述及孔子的弟子一般都称字；只有对有若和曾参二人尊称为“子”，称做“有子”和“曾子”。而且，书中记录两人言行的条目也相对是最多的。据此，后人判断，《论语》一书，主要是有若和曾参二人门下的弟子纂述辑录而成的。此说，应该有道理。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状似孔子，弟子相与共立为师，师之如夫子时也。”有若其人，长相接近孔子。当孔子逝世后，弟子们非常思念夫子，一度把有若当做老师，就像尊敬孔子一样尊敬有若。有若在《论语》中被尊称为“有子”，肯定还有上述这一相对特殊的缘由。

这位有子，在整部《论语》的第一篇第二章，在这样显要的位置，说了点什么呢？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 （亦作“孝悌”，下同——编者注），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段文字，明白如话。杨伯峻先生的译文，就更加通俗易懂。

有子说:“他的为人，孝顺爹娘、敬爱兄长，却喜欢触犯上级，这种人是很少的；不喜欢触犯上级，却喜欢造反，这种人从来没有过。君子专心致力于基础工作，基础建立了，‘道’就会产生。孝顺爹娘、敬爱兄长，这就是‘仁’的基础吧！”

阅读原文、参看译文，有子的这段言论，看去层次分明，说理严谨。但是，如果我们稍加注意思考，就会发现其立论的致命偏颇。

有子倡导“孝弟”，将其推之为仁的根本，这或者也无不可。但有子的逻辑推论，分明是说:孝弟是仁的根本基础；做到孝弟、建立了这样的基础之后，“道”就产生了。这样的人，很少犯上；不好犯上，因而也就不会作乱。他的立论，其显然的指向，是将孝弟这种人的道德养成，变成了人的枷锁；以便“本立而道生”之后，大家不要犯上，更不要作乱。

设问:有子的逻辑推理，其立论的显然指向是孔子的思想吗？

孔子的仁学，可谓博大精深。究竟什么是仁，何为仁之本？孔子从来没有过一个断然而简易的概念说法。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第一，孔子提倡孝弟，但从来没有作过“孝弟为仁之本”这样的结论；第二，孔子倡导仁学，弘扬仁道，但孔子的仁学从来没有过“不要犯上作乱”这样的精神导向。

固然，个人修养，完善人格，追求仁，进而逐步达于仁，无疑是孔子仁学的重大内容。但事情到这儿并没有结束，这绝不是仁学的全部。学而为仁，成长建立了理想的君子人格之后，大家要干什么？学以致用，这才是关键中的关键。儒生们，君子们，要以天下为己任，大家要改变世界，要为建立他们理想中的世界秩序而奋斗。

孔子，生逢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老先生不仅智慧权变，尤其刚猛精进。他毕生鼓吹的儒学，充满反抗暴虐、抗击不义的精神。而且，孔子以身作则，对权臣、暴君等居上位者，屡屡抨击不义，指斥非仁，从来都不惮于“犯上”。儒学推崇奉行的仁道，天然地成为暴君暴政的死敌。

《论语·宪问》篇第二十二章:“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子路问怎样服事人君，孔子回答，不要阳奉阴违欺骗他，却应该犯颜直谏、当面触犯他。对于子路这样一位刚猛暴烈、易冲动的弟子，其他情况下，孔子多是给予约束和羁勒；恰恰是在面对君上这一命题，孔子教导子路不惮于犯上。

通读整部《论语》，我们不难看出:孔子固然没有鼓动过无端作乱，却也从不反对犯上，倒是在积极履践犯上、倡导犯上。

回到《论语·学而》篇第二章，有子要人们一味孝弟，无条件地杜绝“犯上作乱”，不幸远远背离了孔子的思想。简直是适得其反，无异于南辕北辙。

或者能为有子一辩。春秋时代，礼崩乐坏，乱臣贼子纷纷犯上作乱。有子的上述言论，莫不是针对这种现实、针对乱臣贼子的？这种辩解，可惜并不能成立。规劝暴君恶魔向善，简直是与虎谋皮。尔等纷纷弑父弑兄，对他们还能奢谈什么孝弟！可以这样说，有子倡导孝弟的立论指向，有子的循循善诱，恰恰只会让善良的人们，包括书生气十足的儒生，只知孝弟、一味孝弟；结果是自戴枷锁、牢笼自囚，彻底放弃对暴君暴政的抨击批判和正义反抗。

有若其人仅仅在长相上貌似孔子，毕竟不是“本立而道生”。孔子的众多弟子们，以及再传弟子们，一定看出了有子的真正学术水准和精神维度。对于尊其如师，后来或者有一个理性的纠偏。《论语》的编辑、成书，包括流传，有一个时间的检验沙汰过程。毕竟不是有子门下的学子们可以独揽大权，独擅其事。所以，在《论语》的纂述辑录的整个过程中，透露出了若许消息。

有子的言论，高标《论语·学而》篇的第二章，且看紧随其后的第三章:“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花言巧语，伪善的面貌，这种人，仁德不会多。这样的编辑，是偶然的吗？是全然无心的吗？这样的编辑，含而不露，意在言外。有子状似孔子、言似孔子，对孔子的仁学理解却走上了偏离的道路，这是断然不能允许的。我觉得，“巧言令色，鲜矣仁”，简直就是针对有子的直接描述。

认识一个人，孔子倡导“听其言而观其行”。关于有子，在《论语·颜渊》篇的第九章，还有哀公问有若的著名故事。哀公用度不足，向有若求教，有若竟然出谋划策，奉劝哀公向民众横征暴敛。那儿，有若背叛士君子的立场，不惟不敢犯上抑且为虎作伥的面目，可谓暴露无遗。

听其言而观其行，有若果然是“巧言令色，鲜矣仁”！

三省吾身，意欲何为？

如同有若被尊称为“有子”，曾参在《论语》中也被尊称为“曾子”。

作为孔子的入室弟子，曾参在孔子辞世后，上承孔学道统，下开思孟学派，发扬光大了孔子创立的儒学，后世历代尊称他为曾子，应该说是名副其实。

但在孔子活着的时候，曾参在孔门弟子中并不那么出色，似乎还不如他父亲曾皙那样为孔子所赏识。在《论语·先进》篇的第十八章，载录了孔子对早期曾参的评价:“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高柴愚笨，曾参迟钝，颛孙师偏激，仲由鲁莽。在孔夫子眼里，曾参是相对迟钝的一名学生。

但曾参毕竟亲炙过夫子的教诲，又有家学传承，更加上个人不懈的努力追求，曾经相对迟钝的曾参，终于成长为承继孔学的卓然大家。

《论语》第一篇第二章，极其显要的位置上，率先刊载了有子的言论。往下的第四章，同样是极其显要的位置，赫然是曾子的言论。曾子在孔门后学心目中的学术地位毋庸置疑。

如果我们认可常说，《论语》主要是有子、曾子的弟子们编辑而成的，那么，弟子们多半会最先推出老师的核心理论。《论语》第一篇第四章，“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翻作白话是说:“我每天多次自我反省:替人办事是否尽心竭力了呢？同朋友交往是否诚实守信了呢？老师传授我的学业是否复习了呢？”三个疑问句，荦然“三乎”，与开篇第一章孔夫子著名的“三乎”遥相呼应，隐隐然有比附之意。可以这样设想:曾子对如此三乎，应该是颇为自得的；或曰，是寻常挂在口头，用以教导弟子的。他名下的弟子们也是非常服膺曾子的如此三乎，乃至引以为豪的。

修齐治平，先要修身齐家，尔后才能治国平天下。修身的重要性，当先而首要。上面曾子所倡导的，为了修身而天天反省自我，为人谋而忠，与人交而信，复习老师传授的学业，天天多次反省而争取做到这样三条，有何不可、有何不好呢？

但我们至少能提出几点疑问来。

第一，治国平天下，究竟是谁的职责？是普通学子读书人的职责吗？一般学子儒生，即便修身再好、齐家出色，就可以去治国平天下吗？读书后学在这儿陷入了巨大的误会，并且误会了上千年。质言之，在其位而谋其政，治国平天下，无疑是君王们、执政者们的职责。为了治国平天下，他们必须先要修身齐家，这是自命为帝王师的大儒们，耳提面命，对君王、对为政者提出的要求。

第二，作为儒生士君子，自己必须有极高的修养。追求仁，达于仁，强调自我修身，是必须的。“吾日三省吾身”，是应该的。那么，每天反省自我，而后究竟要干什么？曾子却没有说。于是，这就难免让人担心:如果学子们仅仅是斤斤于每日三省吾身，极有可能变成谨小慎微的庸人、所谓的庸儒。在历史上，在实际生活中，这样的例子简直多不胜举。

吾日三省吾身，强化自我修养，到底要干什么？仅仅是为着修身而修身吗？这确实是一个严峻的问题。而我们想到的问题，我以为古人早已想到了。与曾子同时代的人，《论语》的编纂者们，早已想到了。

请看紧接下来的《论语·学而》篇第五章。《论语》的无名编辑们，在介绍过曾子的言论之后，即刻摆上了孔夫子的言论:“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我们读书修身、建造自我之后要干什么？夫子教导说，要志在引导治理一个千辆兵车的国家。如何引导治理？也是三条:严肃从政而有信用，节约用度而爱民，使役民众要不违农时。

至此，《论语》编辑们的良苦用心，已是显而易见。既尊重了曾子，又坚持了孔子所有言论凸显出的本意；提前设防，尽量防止对夫子学问精神的曲解和误导。这样的编排，属于意在言外、不露痕迹，正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再请看《论语·学而》篇第六章:“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后生小子，要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做人要恭谨讲信用，博爱大众，亲近仁者；躬行实践之后，尚有余力，还要去学习文献。

我们可以看出，至少可以这样理解:这一章节推出的夫子的言论，不仅是针对曾子的，同时还是针对有子的。有子讲“孝弟”，曾子讲“忠信”。《论语》的无名编辑似乎在说:其实呢，“孝弟忠信”，我们的夫子早就说过了，恐怕说得还更要全面些哩！

贤贤易色，究竟何义？

《论语·学而》篇共分十六章。第二章是有子的语录，第四章是曾子的语录，到第七章，推出了子夏的语录。

子夏尽管不曾被尊称为“子”，但仅从《论语》文本的编辑上，也可以看出子夏在孔门弟子中的地位。事实上，子夏位居所谓孔门十哲之中，属于文学科，是孔夫子最得意最欣赏的弟子之一。孔子辞世后，子夏成为继孔子后系统传授经典的主要人物，后世誉之为传经之鼻祖。

《论语·学而》篇第七章，全文如下。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子夏这段语录，劈头是“贤贤易色”四个字。关于这四个字，后世解说纷纭，莫衷一是。举其数端，或可知其大概。

解说之一，把“贤贤易色”四字，分作两段来解。贤贤，尊重贤良之辈；易色，看轻容色外貌。“贤贤”两字连用，第二字做名词用，第一字做动词用。

解说之二，“贤贤易色”四字作整体解释。用尊重贤良优秀品德之心，来交换 （置换、变易、取易）爱好美色的心。

解说之三，把“贤贤易色”四字和下文作连贯解释。我本的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本。杨先生参照了若干古人的解说之后认为:下文三句既然分说“事父母、事君、交朋友”，各指一定的人事关系，那么“贤贤易色”也应该是针对某一种人事关系而言。夫妻关系是“人伦之始”和“王化之基”，那么子夏这儿谈到的就应该是夫妻关系。于是，对“贤贤易色”杨先生就作了这样的注释:

对妻子，重品德，不重容貌。

对杨先生的上述注释，我虽尽力反复体会，终究难以苟同。

第一，对于原意不明的文句，连贯前后文意加以索解，概无不可。甚或就是解经的法门之一。但面对子夏这段语录，只因后文分说几种人事关系，由此推定前文也定然是说人事关系，毕竟相当牵强。

第二，“仁者二人”，夫妻关系牵扯到两个异姓家族乃至两个部族，自然关乎人伦之始和王化之基。但整部论语，所有孔夫子的言论，恰恰没有涉及夫妻关系这一话题。即便是子夏，在他的言论中也再没有涉及这一话题。

所以，认定“贤贤易色”四字说的就是夫妻关系并没有说服力，显得武断而粗率。子夏的原意并不是这个，杨伯峻的注释属于一种强解，甚或就是一种臆测，充其量，可以算做是一家之言。

“贤贤易色”四字，当然和子夏的整段语录有所关联。不妨认为，这四个字确有某种提纲挈领的作用。那么，这四个字，我们可以作以下解释:尊重敬仰那些贤者贤良吧，如同人性之好色一样追求道德吧！

那么，我们在“事父母、事君、交朋友”等诸多方面，就会做得很好。“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退一步讲，即便我们同意杨伯峻先生的分析，认为“贤贤易色”说的是一种人事关系，它说的也不是夫妻关系。与“事父母、事君、交朋友”这三种人事关系相并列，它说的也是人们与贤者、贤哲的关系。“贤贤易色”:追慕效法贤者，要改容易色。

——在通读《论语》的过程中，特别是在阅读《论语·学而》篇的过程中，笔者有这样一种强烈的感受:《论语》的编纂，充满着意在言外的意味；《论语》的无名编辑，有着极高的编辑智慧。

《论语·学而》篇第四章，曾子倡言“吾日三省吾身”，强调个人修养。为预防学子专意修身而忘却肩负的天下大任，编辑紧接着摆上的第五章，就给予了及时的纠偏。

同样，子夏在第七章倡言“贤贤易色”，也是强调学子的自我约束，以适应诸多的人际关系。这也有可能造成人格的拘谨，乃至丢失自我。而且，子夏在这段语录的最后，竟然说“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这也可能造成“只重实践、轻忽学习”的偏差。所以，紧接其下的第八章:“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编辑们紧接着摆上这一章，也有纠偏辅正的意味。

是啊，贤贤易色固然好，但君子应该庄重而威严，不可矮化自身、丧失自我。要不断地学习，不然，学到的也不会巩固。比方“事君”，可以不选择对象，一味“能致其身”豁出性命效忠吗？就说交朋友，仅仅是自己单方面“言而有信”就可以了吗？当然不可以。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君子者，应该择主而事。即便是交朋友，择友也应该在交友之先。择友而交，选择比自己强的人为朋友，才是你说的“贤贤”呐！

对于亲传以及再传弟子们来说，夫子虽然身已逝，而夫子生前的教诲，言犹在耳，文犹在目。无论是曾子，还是子夏，言论有偏颇、有不足、有过失，都要“过则勿惮改”。

如果我们相信，《论语》是孔门众多后学弟子编纂而成，那么我们应该看到其中高超的编辑智慧，应该高度赞扬这样的集体智慧。

——我个人认定:《论语》的编纂，确实存在着不着痕迹的编辑智慧。

但愿这并不全然属于臆测；希望这至少应该算是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