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戏曲家张坚戏曲思想初探

2011-08-15河北大学文学院河北保定071002

名作欣赏 2011年20期

关键词：汤显祖儒家伦理

⊙樊兰［河北大学文学院，河北保定 071002］

⊙崔志博［邯郸学院中文系，河北邯郸 056005］

清代戏曲家张坚戏曲思想初探

⊙樊兰［河北大学文学院，河北保定 071002］

⊙崔志博［邯郸学院中文系，河北邯郸 056005］

张坚是清中叶重要传奇作家，一般认为其戏曲思想来源于汤显祖，进而将其归入“玉茗堂派”。然而，张坚的戏曲思想与汤显祖“至情论”有着本质的区别，最终指向情理和谐。在这种“情理合一”思想的指导下，张坚坚持“填词为小技，但不可苟作”的创作态度，在戏曲创作中歌颂伦理美，突显儒家精神。

张坚情理合一伦理美儒家精神

张坚（1681—1763），字齐元，号漱石，又号洞庭山人，别署三崧先生，江苏上元（今南京）人，清中叶重要传奇作家。他创作的《玉燕堂四种曲》（包括《梦中缘》《梅花簪》《怀沙记》《玉狮坠》），可谓雅部扛鼎之作，享誉曲坛。杨恩寿曾对《梦中缘》给予极高赞誉，称其“排场变幻，词旨精致，洵足为思之后劲，开藏园之先声，湖上笠翁不足数也”①。梁廷称《怀沙记》“文词光怪”，为“曲海中巨观也”②。一般认为，张坚的戏曲思想来源于汤显祖，张坚在戏曲创作中所讲之“情”、所造之“梦”都被看做是对汤显祖的继承与模仿，所以将张坚归入“临川派”，认为其为“至情论”在清中叶的延续与发展。《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清代卷》张坚条目中谈道：“（《玉燕堂四种曲》）从思想到艺术深受汤显祖剧作的影响。在鼓吹情至观念，以及‘以想造情，以情造境’、‘假仙鬼以觉世’、‘以幻笔写空境’等方面，《玉燕堂四种》颇得《临川四梦》之意趣神色，张坚因此被称为‘玉茗堂派’戏曲家。”③张坚的剧作确实有对汤显祖的模仿，但能否就此将其归入“玉茗堂派”，还是值得商榷的。

一、“情理合一”的指导思想

张坚的戏曲思想与汤显祖“至情论”有着本质的区别，带有明显的儒家情教色彩，对封建伦理道德有着主动自觉的遵循和坚持，他的戏曲创作是在“情理合一”的思想指导下展开的，归根到底是一种名教风流。

张坚说“梦之所结，情之所钟”，“情之所在，一往而深”④，杨楫论张坚四种曲称其“合女烈、臣忠，配以义侠，参之仙佛，总基于一情”⑤，柴次山讲“情字乃四部传奇骨子”⑥。诚然，张坚亦重情，但此“情”非彼“情”，他所讲之“情”在内涵与功能上与汤显祖之“至情”均有本质区别。张坚在《梅花簪》中说“天地以情生万物”，“纲常宇宙谁维系，千秋节义情而已”，“只要一灵咬定情根在，死生患难皆无害”⑦，这些对“情”的认识与理解，与冯梦龙《情史序》中的观点如出一辙，冯梦龙说“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有情不灭故。四大皆幻设，惟情不虚假”⑧。可见情是世界的本原，是万事万物存在之根源和一切事物发展之原动力。“情”乃维系“理”之基础与前提，并以此来构建社会人伦秩序，来引导和教化世人，因此，张坚所讲之“情”必然包括“正”之内涵。然何为正？即符合忠孝节义、三纲五常等社会伦理价值尺度的正大广博之情，而非为一己私欲的狭邪之情。他在《梅花簪·自序》中说“采兰赠芍，人谓之情，而卒不可以言情，以感非其正也”⑨，情有多种，惟取其正者可以言之。故张坚所讲之“情”主于感，是可“风”之情，实际上是一种道德情感、伦理精神，这显然不同于汤显祖出于仁义礼乐而又超越之的“至情”。正是基于这样的内涵，张坚之“情”可以兴观群怨，维风化俗，他用“情”来教化世人，使其自觉遵循儒家道德规范。所以张坚写情始终将其置于儒家道德规范允许的范围内，这与汤显祖“至情论”将“情”推向极致的理论完全不同。在汤显祖那里，“情”被推至无以复加的高度，它可以使人生，使人死，可以超越世间的一切。而张坚之“情”却是循规蹈矩，不敢在儒家伦理纲常面前放浪形骸。在张坚的剧作中，男女之情可写，但必须是在伦理纲常允许的范围内。杜丽娘、巫素媛皆因情而病，在汤显祖那里可以让杜丽娘香魂逐情而去，尽享情爱之欢；而张坚则通过伦理纲常允许的方法解决巫素媛相思之病，让其在现实中得到一个堂堂正正的佳婿。有父母之命，亦不少媒妁之言，巫素媛与徐如山的婚姻无可厚非，完全符合儒家的伦理要求。显然，张坚所道之情与汤显祖的“至情”在内涵上是不同的，因此对戏剧创作的导向也是不同的，即使张坚剧作对汤显祖多有模仿，但只是停留在戏曲创作艺术和技巧上，而其骨子里却完全不是玉茗堂派，归根到底是一种名教风流。

二、“填词为小技，但不可苟作”的创作态度

张坚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期。青年时期胸怀“致君尧舜”的伟大抱负，却蹭蹬闱场，屡屡失败；“屡荐不售”让张坚对仕途丧失了希望，于是“焚稿出游”，开始了漂泊寂寥的后半生。然而在张坚的思想中，儒家传统意识始终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也直接影响着他的文体观念。他认为诗文为正统，戏曲为小技；博取功名为大事，填词作曲为小事。根深蒂固的儒家情结，使得张坚的戏曲创作态度十分明确：

第一，诗文为正统，填词为小技。作为儒学士子，赋诗作文、博取功名是人生大事，填词作曲为小事、余事。张坚最初创作《梦中缘》传奇，据其所言，即为游戏之作，并且作成后不敢示人，惧怕父亲责骂。在《玉狮坠》中张坚借黄损之口说道：“我想这吹弹歌舞，只好适志怡情，原是靠他衣食不得的”，还决定“从今后冷落红牙网蜘蛛，莫把生涯误”⑩。张坚在后半生的寂寥漂泊中将填词作曲视为排遣寂寥愁闷之法。在其人生希望几乎破灭的时候，张坚将自己的情志和理想完全投入到戏曲创作中，在舞台上得到心灵的慰藉。他在创作《玉狮坠》时说：“无事则嘿坐，或强弄丝竹，已而，寂寥益甚。愁来思驱以酒，饮少辄醉，醉辄醒，而愁复来，乃思一排遣法，借稗官遗事谱入宫商，代古人开生面。”⑪张坚的这种创作状态，其好友也多有提及。张龙辅称其“文章诗赋脍炙人口，以余闲赡为词曲”⑫。张坚以创作戏曲为余事，虽有文名，但耻于以此媚世邀宠，而终不能以科第显，则成为他心中永远的痛。以至于乾隆初开音律馆，招募四海之内通晓音律之士，有人推荐张坚，却被他推辞了，他慨叹道：“吾幼读先人遗书，不能以科第显，今老矣，顾乃以伶瞽之事进，而希荣利，窃耻为之。”⑬可见，正统文学观念、儒家人生追求对张坚的影响之深。

第二，戏曲创作虽为小事，亦关乎风化，不可苟作。他曾在《梅花簪》自叙中说道：“然子舆氏有云：今乐犹古乐。其兴观群怨之道，正维风化俗之机，孰谓传奇可苟作者哉？”而对于其创作《梅花簪》的动机，他说得十分明白，就是恐《梦中缘》的立言之旨不被世人所知，单受其文词影响，而失儒家礼教之正。在《梅花簪》中他塑造了徐如山、杜冰梅、郭宗解这样的义夫、节妇、侠士形象作为儒家伦理纲常之典范，希望以此来教化世人。

三、“注重伦理美，突显儒家精神”的创作表现

张坚自幼接受正统儒家教育，儒家传统思想、伦理纲常对他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在他的戏曲创作中，这种影响直接表现为对伦理美的追求和对儒家精神的重视。

首先就是儒家积极入仕的思想。在戏曲创作中，张坚毫不掩饰对功名的渴望与追求。《梦中缘》中的钟心唱道：“三冬富，万卷忧。怀珍宝，待遇投。须有日，平登天阙占鳌头”⑭，可谓意气风发，将登科及第的信心与决心表露无遗，这也恰是青年张坚的自我写照。在剧中，不但钟心入仕之心急切，就连其他的人也是对其寄予厚望，认为他终有一天能腾龙榜、起凤翔。如文媚兰与钟心诗帕定情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叫他努力功名，婚姻之事，在此无益”⑮。钟心到淮扬后，其姑母喜其“英年伟器，少不得占秋闱，桂子攀高；夺春元，杏苑寻芳”。其表妹更是一见钟情，“看他举止清狂，言谈俊雅，绝非流俗之人。少不得长染翰，侍君王。一声雷动腾龙榜。万里风抟起凤翔。”⑯表面看是剧中人的殷殷期待，实质上都是张坚对功名的深深渴望。然而蹭蹬场屋数十年，终无金榜题名时，张坚怀才不遇，焚稿出游，仕途的辛酸苦闷无以排遣，只能在传奇创作中寻求心理的安慰与满足。于是，《玉狮坠》中的黄损不仅高中状元，而且以一等军功议叙，朝廷议叙军功和传胪放榜同时进行，曾经落魄的书生享尽无上荣耀。

其次，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在张坚的剧作中无处不在。钟心可以在梦中与文媚兰共享鱼水之欢，但在现实中却必须恪守伦理规范，他在淮扬阴府与表妹一见钟情，虽情浓意酣，但终不敢越雷池半步。《莲盟》一出乃是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典范。钟心爱慕表妹丽娟，情不自禁地上前搂抱，本是真性情的流露，却被丽娟的一番礼义说辞批判得一无是处。钟心提到《西厢》崔张之事，丽娟则耻于谈及，认为婚姻之事，大节攸关，“一言为定，千金不移。何必钻穴逾墙，致讥流俗。情果特终，天必从愿；缘如终吝，之死靡他。则名教之中，自有风流乐地”。⑰很难想象它出自丽娟这个柔美少女之口，更像是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说教。《梅花簪》甚至可以看做伦理纲常的宣传品，将封建礼教的忠、义、孝、悌、节、烈全部囊括。第五出《箴女》大张旗鼓地宣扬贞女节妇思想，将杜冰梅定为封建礼教下的妇女典范。她有才，却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她貌美，却终日不苟言笑。她“五车遍览，必以孝经女史为先，百技咸通，惟知刺凤描鸾为重”⑱。张坚在戏曲创作中恪守“非仪俱无方是美”的正统礼教。冰梅之父看过其所作赞赏明妃之诗后，教育道：“我儿立志虽奇，但为女子者，内言不出，外言不入。所以毛诗有云，无非无仪，惟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这些奇才远志，则非所宜，此后亦不可不戒。”⑲杜冰梅被胡型逼婚强娶，一意寻死，她道：“自幼蒙爹爹严训，岂不闻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若是事到其间，只得自甘一死。”⑳杜冰梅之坚贞、不屈从于强暴，固然值得歌颂，但是深究其里，她所忠贞的并非真感情，而是忠贞于幼时婚约，忠贞于伦理纲常。在《玉狮坠》中，张坚更是塑造了一个奇女子裴玉娥。她虽然寄养在乐户，但是洁身自好，生长至十五岁并未见过外人，正可谓身处娼家，心在儒门，恪守儒家伦理规范。裴玉娥这个形象可以说是张坚思想中儒家精神的极端表现，是现实中历经世事坎坷却仍然独善其身的张坚的影子。张坚在《玉狮坠》自叙中说的“有怜我者，有爱我、敬我者，有利诱我、礼虚拘我、权术机诈而役我者，即又有忌我、病我、嫉我、讪我、思挤排驱逐我者”㉑。可见，张坚恪守儒家精神操守，特立独行，不为利益所动，不为权势所屈，不为虚名所役。

第三，儒家“以德治国”、“仁爱之心”、“见危授命”等思想品质在张坚剧中有十分明显的体现。《梦中缘》中崆峒叛乱，叛军首领崆峒公主在战败后与钟心巧遇于寺庙中，钟心好言相劝，晓之以理，使得崆峒公主幡然醒悟，血书战袍寄于其妹，命其停止作乱，归降朝廷。最后几经周折，崆峒乱平，朝廷以仁爱之心相待，不咎其罪，赦为平民。《梅花簪》中杜冰梅、郭宗解出使日本，亦未动一枪一剑，仅以言辞晓以利害，使其臣服。《玉狮坠》中安义招抚苗疆，正是用的黄损“德教”之策。这些都体现出儒家的“德治”、“仁政”思想，而钟心、杜冰梅、郭宗解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为国排忧解难的做法正是体现了儒家“见危授命”、“舍生取义”的精神品质。

张坚所讲之“情”实际上是一种道德情感、伦理精神，显然不同于汤显祖出于仁义礼乐而又超越之的“至情”。在他的戏曲作品中看不到对人性情欲的极力高扬，对封建伦理的唾弃鞭挞；看不到情与理的激烈冲突和强烈对立，恰恰相反，作家将情与理融合为一体，最终指向是情理和谐。这种“情理合一”的思想正是张坚戏曲创作的精神内核。儒家传统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使他坚持“填词为小技，但不可苟作”的创作态度，在戏曲创作中歌颂伦理美，突显儒家精神。张坚的戏曲思想归根到底是一种名教风流。

① 杨恩寿：《词余丛话》卷二，《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九），第264—265页。

② （清）梁廷：《藤花亭曲话》卷三，《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八），第266页。

③ 钱仲联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中华书局1996年10月版，第400页。

④ 张坚：《梦中缘自叙》，《玉燕堂四种曲》清刊本。

⑤ 杨楫：《梦中缘序》，《玉燕堂四种曲》清刊本。

⑥ 柴次山：《梦中缘序》，《玉燕堂四种曲》清刊本。

⑦ 张坚：《梅花簪自序》，《玉燕堂四种曲》清刊本。

⑧ 冯梦龙：《情史》，岳麓书社，1986年9月版。

⑨ 张坚：《梅花簪自序》，《玉燕堂四种曲》清刊本。

⑩ 张坚：《玉狮坠》，《玉燕堂四种曲》清刊本。

⑪ 张坚：《玉狮坠自叙》，《玉燕堂四种曲》清刊本

⑫ 张龙辅：《玉狮坠序》，《玉燕堂四种曲》清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