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学视野中的日本汉诗

2011-08-15山西师范大学现代文理学院山西临汾041004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天津300387

名作欣赏 2011年20期

⊙高超［山西师范大学现代文理学院，山西临汾 041004；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天津 300387］

形象学视野中的日本汉诗

⊙高超［山西师范大学现代文理学院，山西临汾 041004；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天津 300387］

日本汉诗是日本文学的独特表现形式。它在内容上除了表现日本民族思想感情、吟咏日本风物与日本人物之外，还大量使用中国题材、中国典故，大量吟咏中国风物与中国人物。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视角出发，我们发现汉诗人们在汉诗文本中建构了一个“文化中国”形象：一个伟大的“礼仪之邦”、文化的“母亲”形象。本文拟探究汉诗所描绘、塑造的“文化中国”形象特点，并反观这个“他者”形象背后所传递的注视者、吟咏者、书写者“我”的形象内涵，以凸显日本近代以前与中国之间文化交流的特点。

日本汉诗 “文化中国”形象比较文学形象学中日文化关系

一、日本汉诗：独特的日本文学范式

日本汉诗是日本人使用汉语创作的、符合中国古典诗律的诗歌作品，这一点深为中、日学者所赞同。中国学者马歌东教授在《日本汉诗溯源比较研究》一文中指出，“日本汉诗是日本人用汉字写成的中国古代诗歌式的诗”①。日本汉学家石川忠久先生认为，日本汉诗的“形式是中国的诗，而其中的内容说明它是日本文学”②。中国比较文学专家王晓平先生指出，“从奈良时代起，众多的汉学者是以此来抒发自己复杂的思想感情的，这些汉诗与他们或同时代其他用日语创作的其他诗体的作品相映生辉”③。事实上确乎如此，从日本第一部汉诗集《怀风藻》（751）编成的日本奈良时代开始，日本汉诗人就一直在学习、模仿中国古诗的过程中，抒发着日本民族自我的思想与情感。被认为日本现存的第一首汉诗《侍宴》，即是大和年代后期天智天皇时代大友皇子（648-722）为天智天皇（626-671）即位而作的颂诗：“皇明光日月，帝德载天地。三才并泰昌，万国表臣义。”虽然它在形式上模仿了中国六朝时期的诗歌，但确乎“在于《怀风藻》之开卷，是我邦汉诗之滥觞也”④。到了平安王朝时代，天皇敕撰的汉诗集《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相继问世，日本汉诗逐渐进入了成熟阶段。13世纪至16世纪的镰仓、室町时代的武家政治时期，汉诗依旧在佛教僧侣阶层中获得了进一步发展。17世纪开始的江户时代，由于木板印刷的普及，加快了书籍的流通，知识阶层进一步扩大，汉诗人也从奈良、平安时代的皇朝贵族，到镰仓、室町时代的五山僧侣，进而扩大到江户藩儒等普通文人雅士，因此，随着创作主体发生的巨大变化，江户时代的汉诗无论在数量还是艺术水平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提高。这种繁荣状况一直延续到明治时代，明治之后汉诗盛极而衰。

由此可见，日本汉诗是日本文学的独特表现形式。也是由于形式上以中国汉字作为载体的缘故，在内容上日本汉诗除了表现日本民族思想感情、吟咏日本风物与日本人物之外，日本汉诗还大量使用中国题材、中国典故，大量吟咏中国风物与中国人物。这种在日本汉诗中被吟咏、描绘的“中国形象”相对于日本而言，是一种“异国形象”：一种基于日本这个“自我”形象之上的“他者”形象。而这种“异国形象”正是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一切形象都源于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并非现实的复制品（或相似物）；它是按照注视者文化中的模式、程序而重组、重写的，这些模式和程式均先存在于形象。”⑤因此，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视角出发分析日本汉诗，既可探究汉诗所描绘、塑造的“中国形象”特点，还可以反观这个“他者”形象背后所传递的注视者、吟咏者、书写者“我”的形象内涵，也即日本汉诗人所代表的日本文化所蕴含的意识形态。

二、“文化中国”形象：想象的“乌托邦”

这里言及的“文化中国”形象，主要指汉诗人们在汉诗文本中构筑的一种对中国所作的文化的、乌托邦式的想象：一个伟大的“礼仪之邦”、文化的“母亲”形象。

众所周知，中国古典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建构具有启蒙、再造之功：日本借用了中国的汉字创造了“平假名”、“片假名”，才得以形成自己民族的文字；而大名鼎鼎的中国学者、“五经博士”王仁从公元三世纪末就携汉籍“《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计携书十一卷来日本”⑥，此后的隋、唐、宋、明、清数代，大批汉籍被源源不断地输往日本。日本当代著名文学家石川达三曾经指出，“中国的古典，有关历史文学诗歌的古典之类，我们日本人看做是东方人的至宝，是四千年来世代相传的亚洲的至宝。”⑦因此，从日本汉诗肇始以来，中国主要作为一个伟大的“礼仪之邦”、文化的“母亲”形象被歌咏与书写。

此外，自从公元894年日本废止了“遣唐使”政策以后，中日两国长期处于隔绝状态，因此，此后的日本汉诗人真正会说会用汉语的很少，他们欣赏汉语文学典籍、写作汉诗大都采用“训读法”，即以日语假名注释阅读的方法——“训读法是一种双向处理汉语与和语，使二者相互训译转换的语言机制。即是说，阅读时将原文之汉语训译转换为和语予以理解；创作时，又将和语的构思转换为汉语写出。”⑧通过“训读”这种方式，日本汉诗人在阅读大量汉语文学典籍中构筑了自己心目中的“文化中国”形象，同时，他们又通过汉诗的写作把这种形象描绘、勾勒出来。对于“文化中国”形象的勾勒，大致有如下几种样式及特点。

其一，大量运用中国典故。无处不在的中国典故，表明日本汉诗人对中国汉籍的熟悉程度以及对中国文化的浸淫、参悟已深入中国文化的内核。比如，明治初期著名诗人大沼枕山在其《东京诗三十首》中的诗句：“双马驾车载钜公，大都片刻往来通。无由潘岳望尘拜，星电突过一瞬中。”⑨诗中借用中国晋代才子潘岳“望尘而拜”的典故，辛辣地讽刺了明治初年汇聚东京的天下读书人：为能在新政府里谋得一官半职，不惜像中国晋代的潘岳一样向权贵膜拜。

其二，大量吟咏中国人物。其中，包括中国上古时期的历史传说人物、帝王将相、古代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书画艺术家，以及中国历代美女等。⑩传说中人物主要有伏羲、炎黄、尧舜、大禹、许由、徐福、西王母、后羿与嫦娥、牛郎与织女等，比如江户时代诗人人见壹的《击壤歌》所吟咏上古尧帝的太平盛世：“上古淳风政不苛，老人击壤乐如何。遥知尧日无私照，唱叹犹传作息歌。”帝王将相主要有秦始皇、唐玄宗、隋炀帝、管仲、乐毅、孙武、吴王夫差、晏子、苏秦、项羽、刘邦、韩信、张良、贾谊、李广、张骞、苏武、曹操、刘备、诸葛亮、关羽、岳飞、文天祥等，比如江户时代著名诗人木下顺庵的《孙武》：“破楚危齐事可知，初间已觉用心奇。古来尤物倾人国，先为吴王斩宠姬。”古代思想家主要集中在先秦诸子——老庄、孔孟等，比如江户时代诗僧释大潮的《老子》：“紫云吹断出函关，何物青牛背上还。为是五千言不尽，至今斯道落人间。”平安时代著名汉诗人菅原道真在其诗文集《菅家文草》中有首诗《谒河州藤原外刺史，聊叙所怀，敬以奉呈》，诗言：“案谱江流亲不隔，同门孔圣道无欺。”⑪诗中以“同门孔圣”作比作者与所拜谒的藤原刺史师出同门。江户时代著名儒学家林罗山吟咏孔子的《圣像》有诗句：“一言成世教，六艺起皇风。时有川逝去，余留渐海东。”吟咏的文学家主要有屈原、宋玉、司马迁、扬雄、蔡邕、陶渊明、白居易、李白与杜甫等，比如林罗山吟咏屈原的诗句：“千年吊屈原，忧国抱忠贞。扫枳颂佳橘，漱芳飨落英。”明治诗坛上著名汉诗人国分青崖吟咏杜甫的诗句：“诗到浣花谁与衡，波澜极变笔纵横。读书字字多来历，忧国言言发性情。上接深雄秦汉魏，下开浩瀚宋元明。灵光精彩留天地，万古骚人集大成。”明治时代文学家夏目漱石为后世留下150首汉诗。他在诗中反复咏唱的，常常是与陶渊明名篇《归园田居》《归去来辞》《饮酒》中相通的心绪，如诗句“茅屋三间处士乡，弹罢素琴孤影白”；“不爱帝城车马喧，故山归卧掩柴门”等⑫。吟咏的中国历代美女主要有王昭君、班婕妤、赵飞燕、蔡文姬、李夫人、花木兰、苏小小等，其中吟咏最多的古代美女当首推王昭君，如平安时代嵯峨天皇的《王昭君》：“弱岁辞汉阙，含愁入胡关。天涯千万里，一去更无还。沙漠坏蝉鬓，风霜残玉颜。唯余长安月，照送几重山。”

其三，大量吟咏中国地理风物。中国当代学者孙东临编著的《日人禹域旅游诗注》汉诗选集，集中展示了日本汉诗人吟咏中国山川自然、人文风光的诗篇。⑬它所展示的汉诗多是来中国留学、游览的诗人所作，以近代明治维新之后居多，因此，这种题材传世的古代汉诗更显弥足珍贵。如镰仓时代诗人义堂周信的《题西湖小草堂图》：“十里西湖一草堂，断桥柳色晚凄凉。何当借得扁舟去，分取梅花月半床？”此外，也有没到过中国，却以中国地理风物作比拟的诗篇，比如，明治初期著名诗人大沼枕山在其《东京诗三十首》有诗云：“东京自此洛阳似，道里均平天地中。”此诗写于明治维新之初，“东京自此洛阳似”指的是1868年日本天皇把都城由京都迁至江户，并把江户更名为东京这桩历史大事。大沼枕山目睹了维新的诸多变化，期待着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那一天：他把新都东京比作大唐帝国的西京洛阳，后来武则天皇帝的都城。

其四，大量描绘关于中国的传统意象。日本汉诗中对中国传统意象的描绘与续写，诸如梅兰竹菊、桃花、松柏、烟雨、明月等，含蓄地传递出一个具有诗情画意的中国形象。比如，江户时代汉诗人木下顺庵《雪里访梅》诗句：“多谢晚风有情思，隔溪遥送暗香来”；江户时代诗人雨森芳洲《梦梅》中有：“冷雨荒江身万里，梦魂犹觉暗香来。”日本著名汉诗人村上佛山（1810一1879）《春草》诗云：“萋萋近接泊舟汀，苒苒遥连卖酒亭。牛犊归来烟雨晚，江南十里笛声青。”又如江户时代汉诗人菊池溪琴《读王孟韦柳诗》（四首）中诗句：“造语无痕迹，虚妙发天真。洋洋三千顷，江清月近人。”

再如近代著名汉诗人永井荷风（1879一1959）《墨上春游二十绝》中诗句：“长江三月景偏饶，柳正催颦花正娇。舟过白鸥渡头水，春波依旧绿迢迢。樱花万树长江外，垂柳千条古渡边。寒食清明三月景，多般载在木兰船。”⑭诗中明明描绘日本东京风景，却偏偏用中国古诗里的“长江”替代流经东京的“墨江”，倘若把“樱花”置换成“桃花”，真不知作者描绘的是东京风景还是中国江南的春天呢。

三、“梅红樱粉”⑮：同源的文化

如法国比较文学形象学领域专家巴柔所言，“形象是一个文化事实，是一种人类学实践，它既表达出同一性，又表达出相异性。以此特性，形象在我们称之为‘想象物’的象征世界占有一席之地。而由于‘想象物’与一个社会组织、一种文化是不可分的，所以它被称为社会总体想象物。”⑯以上日本汉诗中吟咏梅花的诗句反映了日本文化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同一性”一面，而樱花的意象则反映了中日文化之间的“相异性”的一面。

从以上日本汉诗中所描绘“文化中国形象”的特点，我们可以看出“言说者、注视者社会”所代表的日本文化，与“被注视者、被吟咏者社会”所代表的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大体上具有以下几种较为明显的特征。

其一，注视者“我”，即日本汉诗文本所代表的日本文化，与被注释者、被书写者一方的“他者”——“中国形象”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具有文化的同源性：日本汉诗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揭示了日本文化源于东亚汉字文化圈并接受中国文化影响的特点。

其二，对日本汉诗的形象学解读，揭示了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利用特点。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说过，“一个文化对另一个文化的利用是极其复杂的，它不仅体现在不同政治、经济和社会间相互影响的过程中，而且体现在两个不同民族间思想和意愿的微妙的交流中。”⑰日本汉诗对“文化中国”形象的建构，彰显了日本文化融合新知、善于学习异域文明的特点。

其三，日本汉诗人与中国诗人的交往唱和的诗篇，再现了古代与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空前的盛事，反映中日文化“本是同根生”的同源性特点以及中日两国人民之间友好交往的情谊，同时也为中日未来文化交流提供了堪称“楷模”的范本。当然，本文所言及的“文化中国”形象所构筑的历史背景主要指向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

① 马歌东：《日本汉诗概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

② [日]石川忠久：《汉诗の讲义》，日本大修馆书店2002年版，第217页。

③ 王晓平：《日本中国学述闻》，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53页。

④ [日]三浦梅园：《诗辙》（卷之一），见[日]池田四郎次郎编：《日本诗话丛书》（第六卷），日本东京凤出版昭和四十七年复刊，第3页。

⑤ [法]达尼埃尔-亨利·巴柔：《形象》，载于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页，第157页。

⑥ 参见《古事记·应神天皇记》。

⑦ [日]石川达三：《关于日本语》，《日语学习与研究》1981年第2期。

⑧ 马歌东：《日本汉诗溯源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⑨ 高文汉：《日本近代汉文学》，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9页。

⑩ 王向远：《中国题材日本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71—74页。

⑪ [日]后藤昭雄：《日本古代汉文与中国文学》，高兵兵译，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