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巧英［河南农业职业学院， 郑州 451450］

男权本位下的女性赏鉴
——从《京华烟云》的几个女性形象看林语堂的女性观

⊙朱巧英［河南农业职业学院， 郑州 451450］

《京华烟云》中的几个主要女性形象木兰、莫愁和曼娘等，都是女性中的佼佼者，她们美丽聪颖，秀外慧中。林语堂行文中对这些女性给予了高度的赞赏甚至尊崇。但由于受传统男权文化的影响，无论他用生花妙笔将女性描绘得如何曼妙，如何聪慧，都不过是他站在男性本位立场上对女性的审美赏鉴；在他的笔下，女人无论多么美丽、多么优秀，也只是男人身畔的精美配饰。

《京华烟云》 女性形象 女性观

《京华烟云》是林语堂的长篇小说代表作。作品问世之初，就以其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和个性鲜明而丰满的人物形象，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被誉为“现代版《红楼梦》”。尤其是作品中的姚木兰、姚莫愁、孙曼娘等女性形象，更是风姿俊彩，光艳夺目，在中国现代文学人物长廊里闪烁着耀眼的艺术光辉。

《京华烟云》塑造的九十来个人物中，女性形象占了近五十个，这些女性或聪颖练达，或恬静温柔，或丰丽稳健，或才高命薄……在中国20世纪初期的那个多灾多变的特殊时代里，因社会、家庭、文化、个性等多方面的原因，各自走着不同的人生道路，演绎着不同的人生命运，构建了一个艳丽多姿的女性世界。透过这些女性形象，我们可以管窥到林语堂先生独特的女性观。

一、完美的女性形象塑造是林语堂强烈的女性崇拜思想的折射

林语堂在《京华烟云》中塑造了众多堪称完美的女性形象。其中，姚木兰是其最倾心并最为推崇的角色，是林语堂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化身。

有着传奇经历的姚木兰古朴端庄、优雅动人、豪放豁达、聪明睿智，集多重角色于一身，是中西文化的宠儿，是虔诚的道家女儿，又是标准的贤妻良母，可谓新时代的完美女性。在木兰身上，作者寄托了许多美好的祝愿和精神追求，用林语堂的话说：“若为女儿身，必做木兰也！”林语堂把经过其文化道德筛选的全部女性美糅合于他的女主人公姚木兰一身，使姚木兰达到容貌美、知性美、人性美的高度统一。

首先，木兰是一个极其美丽的女子。她是“万众瞩目的中心，美如满月，以前没见过她的男男女女，见其美貌，都为之乍舌。除去她眼睛的迷人及低沉的音乐美，她的身段儿窈窕，令人目迷心荡……身体各部分配合比例的均匀完美，竟至于此极……眼睛多情而富有智慧，脸上五官较为瘦削，轮廓线条较为清楚，眉清而目秀……”

其次，木兰是一个融通新旧、中西文化，德才俱佳的女子。林语堂除了赋予姚木兰一个美人外形，还为她精心创设了一个接受各种思想教育从而成长为一个温顺、明达、睿智的集传统与新学于一身的完美女性的成长环境：既有从父亲那里接受的道学思想的熏陶，又有从母亲那里学到的为当时整个社会文化所肯定的传统妇德，还有新式学校求学的经历。这些条件使她具备了较好地顺应世事、处理各种自然变故和人际关系的物质和精神基础，最终达到知天顺命的境界。

由此可以看出，木兰是林语堂通过文学手段塑造的“精神女儿”，是他用全部心智铸造的一个理想女性形象：儒道互补的结晶，雅俗兼备的精灵，中体西用的产物。她聪明美丽、知书达理、宽厚善良、浩然诚笃、宽容自尊、落落大方、贤淑端庄、刚柔兼备。在她身上，人们可以看到薛宝钗的美貌、林黛玉的才智、史湘云的风姿、贾探春的治才。姚木兰是林语堂所理解的典型的半东半西的理想人生的形象化体现，是林语堂本人多元文化的载体。

姚莫愁是林语堂在作品中倾心打造的又一女性形象。她是林语堂按照《红楼梦》中薛宝钗的行为特征设计的人物，有薛宝钗的温柔敦厚，随分从时，却没有薛宝钗性格中过于保守伪善的一面，行为上偏向儒家。

莫愁也是一个美人坯子，圆脸盘儿，圆眼睛，五官丰满多肉，生性特别好静，为人实际。虽然她也像宝钗一样，认为女人不应该看太多的书，说女人不要太聪明，但她自己却是冰雪聪明，于不言不语中早将人事、物理尽收眼底，了然于胸。莫愁为人实际，不爱慕虚荣，不看重金钱和社会地位。她一直非常清楚自己想过一种怎样的生活，因而嫁给了毫无社会背景、家境清贫，但却有才情、有责任感并为自己所崇拜的孔立夫。对她而言，能与心爱的人长相厮守，能无微不至地照顾丈夫和孩子的起居生活就是最大的幸福和快乐。她向往宁静平和的生活，即使在一家人全靠她的嫁妆维持生计之时，她仍能把日子过得井井有条，且从不让丈夫感觉到是在用她的钱过日子，顾全了男人的面子和自尊。莫愁凭着聪颖的智慧和不温不火的处世态度，赢得了平凡生活中不平凡的幸福。莫愁这个人物，非常契合现实生活中理想的贤妻良母形象。

孙曼娘是作品中的又一位重要人物，是作者笔下中国旧式妇女的典范，是古典型的节妇形象。曼娘天生丽质，光彩照人，连严肃矜重如曾文璞先生者，见了她也不由得顾盼几次。新婚红盖头被揭下之后，“立刻听到低细的赞叹之声，就如同一座十全十美的大理石雕像揭开了幕布”。她在一个具有儒家礼教传统的学究父亲教养下长大，自幼受到典范的传统“妇德”教育，长期浸润在陈腐的封建伦理道德之中，一举一动都失去了自由。在她身上，还完整地保留了中国旧式女子所应具备的德、言、容、工。她性情文静、娇媚、怯弱、贞节自爱、善良端庄，又因自幼丧亲，长期寄住在曾家，更限制了自我性格的发展与表现。最后半自愿半被迫地成了封建婚姻中“冲喜”的牺牲品，以处女之身终生守寡，又在躲避战乱时受到日本侵略军的污辱，悲剧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作者透过这一人物的悲剧命运，一方面控诉了旧封建文化的腐朽性、残酷性，同时又对曼娘寄寓了深深的同情，为她这类旧中国女性的悲惨命运深深痛惜。

从以上几个女性形象来看，林语堂在塑造自己笔下的女性时，是倾注了无限的心血和热爱的。他同情女性、喜爱女性、欣赏女性、仰慕女性，所以在塑造她们的时候才会不惜篇幅、笔墨，极尽夸赞之能事，对这些女子令人惊羡的美貌、令人惊叹的才华、令人敬仰的“美德”及令人痛惜的命运进行工笔细描，使我们于阅读的感动中赏鉴到中国女子身上所特有的美与德，同时也体察到作者内心深处对女子的那种强烈而独特的好感与尊崇。

这一点和《红楼梦》非常近似。曹雪芹在描写女性时也是满腔疼惜和热爱，借宝玉之口说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觉清爽，见了男子便觉得浊臭逼人”这样惊世骇俗的话语；林语堂对《红楼梦》人物的评价则是：“最能干、最有天赋、最饶舌、最受人爱戴的，是凤姐”，“袭人的行为人品，比大观园任何男子强”。体现出明显的女性崇拜思想。

在男女两性的天平上，林语堂也明显偏向女性，因此，在《京华烟云》的某些情节安排上有意让男性退隐，使女性处于显位，两性关系呈现出与传统相悖的主从倒置模式。作品中，木兰与荪亚、立夫都属此种模式。荪亚在小说中被作者放在木兰之从的位置，平庸疲沓，软弱无能。身为官宦子弟，他安于衣食无忧、游手好闲的生活，从来不愿也不肯为生存伤脑筋。而木兰则聪明能干，宽容大度，又具有经济上的远见卓识，懂得投资古董生意，使全家人的生活稳定、宽裕。从此种意义上说，荪亚完全是在木兰的光环护佑下生存。再说木兰与立夫。立夫是个优秀的男性，才华横溢，气度不凡，是小说着力褒扬的一个男性角色。但我们同时也该看到，他是在木兰情窦初开的时候出现的，是对少女情怀的一个“呼应”。在他被捕后，木兰冒着极大的危险只身到军阀司令部为他求情，将他从监狱中救出。这在客观上也构成了一种男女两性间的主从关系。就连《京华烟云》中的男性家长也被林语堂安排在家庭管理的二线：在姚家，姚思安潜心修道，不理日常琐事；在曾家，曾文璞也把理家大权交给能干的儿媳木兰；在牛家，牛似道的官是太太帮着“运动”来的，牛太太外号“马祖婆”，是家中的西太后。

由此可以看出，林语堂在塑造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和处理作品中的男女两性关系时，是有明显的女性崇拜倾向的。这既是他内心深处女性崇拜意识的折射，也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思想的反映。

从辛亥革命后期到“五四”运动爆发，中华民族提高女性地位的呼声越来越高，女性逐渐浮出历史地表，这些因素无疑影响到了林语堂的女性观。再加上他尊崇的道家文化中女性崇拜的影响，以及生命中几个重要女性——母亲、二姐、妻子的影响和西方女权运动的影响，使林语堂有着较为进步的妇女观。他认为女性应该和男性一样，解放身心，自由自在，活泼开朗，健康健美。他将女性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照，不带有任何阶级性和意识形态色彩。他甚至对女性中的特殊群体——妓女也表示出很大的热情和关爱。

正因如此，林语堂才以饱蘸热情和仰慕的笔墨塑造出了上文所述的《京华烟云》中形貌美丽、姿态各异、冰雪聪明的众女子形象，女人也才有了《京华烟云》中显于男性的显赫地位。

二、表层意识的女性崇拜根基是深层含义的男性立场

读过《京华烟云》之后，在欣赏木兰、莫愁等一些优秀女子的美貌与才干时，总会感到一些说不出的遗憾。仔细体味才发现，尽管林语堂在作品中给予了女性足够的同情、赞美和尊崇，但却始终是站在男性的审美立场来设计理想中的女性的。作家的主观尊崇，其实仅仅是停留在表层意识之上，作品的深层含义仍基于中国几千年积淀而成的男性本位立场。当他以自己的审美理想去打造心目中的美好女性时，还是没有打破以男性审美标准来设计女性、迎合男性审美指向的格局，林语堂的男性本位意识使作品在不经意间就留下了男权中心文化的痕迹。

首先，体现在作家对女性的审美要求和行为要求中。《京华烟云》中的女性都是美貌的，他用大量的笔墨对这些美丽的女性进行描绘和赞美。作者塑造的姚木兰，轻灵潇洒，明秀端丽，有着令人惊羡的美貌，如出水芙蓉，清新，飘逸。为此，林语堂感叹说：“造物主自然赋予她如此的完美，奈何！奈何！”此外，莫愁、曼娘、素云、银屏、莺莺等也都是美人。这些对女性美的描绘完全是从男性的眼光出发，符合男性的审美期待并且满足男性的审美需求的。有学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文学史上，对一系列美女形象的刻画除了手法略有翻新外，美的内涵一直没有什么变化”，“这些男子目光审视下的女性生理特征，再加上男性所需要的仪态和服饰，构成了女性美的全部内容”。身为男性作家的林语堂，同样未能脱出从男性审美需求出发，对女性形象进行欲望化描写的窠臼，他所表现的女性美也是为男性需求的意向所规定的。不管是富贵典雅的大家闺秀姚木兰，还是贫寒之女孙曼娘，都是林语堂根据男性的审美需求设计的美女形象，是为占据中心位置的男权意识形态服务的。

不仅如此，林语堂还对女性的行为和意识做了最为男性所喜爱的设计。“在古老的中国，一个人若向上，若要强，就在于要光宗耀祖，勿坠家声，勿败家产。”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木兰才从小就想成为一个男儿。因为在封建意识极强的中国，女性的职责是做贤妻良母，振兴家业之事只能由男儿来完成，所以林语堂为作为女性几乎是尽善尽美的木兰设计了一个永远不能弥补的遗憾，那就是两性差别中女性地位的从属与低下，是女性永远不能和男性相提并论的“平衡”。

林语堂在《婚嫁与女子职业》中写道：女性“最理想的职业是婚嫁”，“在中国，女诗人李清照也是嫁了丈夫，解决饭碗问题，才能做出好词来”。他认为，女性最好的归宿是嫁给一个好丈夫，中国古代女性所受的最大压迫是找到一个不懂体贴的丈夫，而如果丈夫是一位通情达理、细心关怀的男性，那么女子就找到了完美的婚姻。在其思想里，男性始终是女性生活的寄托，也始终主宰着女性的生活，而女性的独立则是相对的，有限的，是在男权统治之下某些特定领域内的自主。因而，在塑造木兰形象时，虽然赋予了她出众的能力与才干，不仅有着传统的道德，而且还会许多新鲜的玩意，认识甲骨文，喝咖啡，采集露水泡茶，做诗文等，这些又远非一般传统女性所能做到的，但这些都只能为维护婚姻家庭发挥作用，木兰也只能是家庭的贤妻良母，终生没有进入社会发挥自己的才能，而是囿于家庭，沉溺于种种琐碎的家庭小事之中，并无事业上的追求。虽然木兰和自己深爱的人立夫在一起时，“真正感觉到自我个人的独立存在”，“体味到她是在自己的一片天地里生活”，但仍会理智地放弃自我，努力维系好自己和荪亚的婚姻。或许，在林语堂看来，对于女性，最重要的不是爱情，而是美满的婚姻，没有爱情的婚姻同样可以使女性感到幸福。

林语堂甚至又把他的纳妾制度强加到木兰身上，并赋予了一番冠冕堂皇的粉饰：“正妻的地位只有在侧室的陪衬下才愈加巩固，好比总统的职位只有配上两位副总统才显得尊贵而难得。”虽然这是一句“幽默”的比喻，但实际上却暴露了林语堂思想上对男性自私的占有欲的认同，完全忽略了女性的感受。如果具有了这种所谓的“无私”、“大度”的品质才算完美，那么现实生活中恐怕很难发现如此“完美”的女性！连木兰的妈妈都不许丈夫娶妾，而接受新学教育的木兰竟然会同意甚至鼓励丈夫纳妾，这显然是极不合情理的。

此外，林语堂女性观的局限性还体现在对男权意识本位的维护上。在中国社会中，男性一直处于中心位置，他们执掌着里里外外、上上下下一切的权力，并且要求女性“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染的林语堂同样也持有着这种观点，在他的作品里，男性的位置虽然相对的边缘化，但男性的权力与威严始终没有任何弱化。他们是家中的尊者，妻子的主导，儿女的老师，不管是严厉苛刻还是和蔼儒雅，都在有形或无形中控制着女性。《京华烟云》中木兰的父亲姚思安是一位道家思想的推崇者，以道家哲学来观察社会、体验人生，并常用“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逆来顺受”的观点来教育儿女。正是有这位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木兰没有任何挣扎便放弃了自己的心爱之人，顺从了父母对自己婚事的安排。其父亲虽未采取疾言厉色的管教方式，同样也实现了对儿女的控制。

林语堂否认中国女性所受的压迫，他说：“人们对中国人的了解越多，越会发现所谓的妇女压迫是西方人的看法，似乎并不是仔细研究观察中国人生活之后得出的结论。这一评语肯定不适用于中国的母亲这个家庭的最高主宰。”此话一听，好像有理，但仔细分析便不难发现，在中国的家庭中，即使是做了母亲的女性有了某些管理家庭事务的权力，她实际上也是在行使“夫”的权力，是“夫权”的代言人，所有问题的处理都是要以维护“夫权”为最终目的的。比如姚太太对家庭的管理，她在盲目地为“夫权”服务时却又很难意识到自己已成为男权统治的奴隶，这种于不动声色中对女性的同化恰恰是对女性最彻底的压迫。

所以说，不管是让男性自己出面来操纵女性，还是用其代言人来行使统治的权力，林语堂都没能摆脱意识深处对男性立场的维护和认可。周作人说过：“男人讲论妇女问题，无论怎么用心，总难免隔膜”。林语堂虽然相当程度地对女性予以很多的优点和很高的地位，但仍不能跳出男性立场的局限，不能真正反映女性的真实心理状态。因为他毕竟脱胎于有着父权文化历史的旧中国，男权社会所培植的男性的利己与自私已经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溶解在其血液中，传统的男权意识总会不可避免地体现在其文字中。无论他描写的女性如何美丽，如何优秀，他也是站在男性审美立场上发言的，他还是未能超越男权意识的制约。林语堂在晚年写的自传中曾称自己是“一团矛盾”，体现在其女性观上，就是既主张“男女平权”，同情、赞美女性；又站在男性的立场，鉴赏、玩味女性。进步性与局限性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林语堂复杂的女性观。

[1] 林语堂：《京华烟云》，张振玉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 林语堂著，《吾国与吾民》，黄嘉德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 孙绍先：《女性主义文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4] 林语堂：《中国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5] 王小玲：《从〈瞬息京华〉的女性形象看林语堂的妇女观》，《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总第53期。

[6] 林语堂：《八十自述》，见《林语堂名著全集（第十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7] 阎浩岗：《具有“红楼”血缘关系的两部中国现代小说“红楼梦”〈家〉及〈京华烟云〉之比较》，见《红楼梦学刊》2002年1期。

[8] 朱红丹：《走进“木兰”的世界》，见《语文学刊》2004年3期。

[9]蓝润青：《记忆与表象——〈京华烟云〉文学创作的审美心理与女性形象》，《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2期。

[10]张艳艳：《林语堂的“文化女儿们”——从林语堂小说“女性形象群”看其文化观》，《华文文学》2004年总第63期。

[11]郭运恒：《林语堂女性观的复杂性——对女性的尊崇与对男性立场的维护》，《江汉论坛》2006年10期。

[12]李惠：《论林语堂之女性观》，《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1期。

[13]王明娟：《从木兰之美看林语堂的人生观》，《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1期。

[14]施建伟：《林语堂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作 者：朱巧英，河南农业职业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编 辑：张晴 E-mail：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