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正伟［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中文系， 北京 100031］

理想之觞
——《补张灵崔莹合传》的追求与幻灭

⊙胡正伟［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中文系， 北京 100031］

《补张灵崔莹合传》是黄周星的文言小说代表作，也是明清之际最为优秀的文言小说之一。黄周星借张梦晋、崔素琼的爱情表现独特的“奇缘”爱情理想，更通过对张梦晋的形象塑造表现丰富的人格理想。在十七世纪的中国，黄周星所追求的具有典型价值的爱情理想与人格理想无法规避幻灭的命运。

爱情 人格 理想 追求 幻灭

《补张灵崔莹合传》是明末清初文人黄周星的文言小说作品，也被人们视为明清之际最为优秀的文言小说之一。作家出色地将江河日下的晚明时局、苦难的身世遭遇和相伴而生的生命感悟融于一体，形成其创作所独具的思想与艺术魅力。

黄周星根据明代张梦晋（灵）、唐伯虎（寅）、祝枝山（允明）等于史有传的真人传说写成的《补张灵崔莹合传》以一卷之制存于《香艳丛书》。小说叙写有明正德年间，吴县才子张灵（字梦晋），风流不羁，不可一世，与唐伯虎相知，结为忘年之交。梦晋长而未娶，惟求佳人相伴终身。一日，梦晋醉后佯狂，行乞于虎丘，偶遇才貌俱佳的崔莹（素琼）。两人互相倾慕，却未及倾诉。嗣后，素琼因小人季生陷害而被江右宁藩宸濠选送宫中。梦晋托伯虎四处探询素琼音讯，未果，颓然卧病数月，终因情而逝。适逢宸濠谋反兵败，素琼等十位美女遭遣。辗转获悉梦晋已逝，素琼亲往祭奠，于坟前自缢。才子佳人，一旦至此。

黄周星认为张梦晋、崔素琼的爱情“乃古今才子佳人之轶事”，遂为之作传，以昭彰“张以情死，崔以情殉”的凛凛正气，进而借张、崔情事艺术性地抒写了其自身的爱情理想与人格理想。

一

对“情”的张扬与鼓吹是明代中叶以来哲学思潮领域心学颉颃理学的重要一脉。随着旨在革尽人欲的天理之学为高扬万物有情的良知之说所替代，“情”终于从数百年来“理”的钳制下解放出来。黄周星创作《补张灵崔莹合传》正是在尊情之说盛行天下之时。前此，已有汤显祖在《牡丹亭》中宣扬“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此后，洪 又在《长生殿》里高唱“旧霓裳，新翻弄，唱与知音心自懂，要使情留万古穷”。与此一脉承传，黄周星在张梦晋、崔素琼二人的身上倾注了自己对至真至纯至坚至贞的爱情的讴歌礼赞之情：“顷阅稗乘中，有一编曰《十美图》，乃详载张梦晋、崔素琼事。不觉惊喜叫跳，已而潸然雨泣。”具体来说，黄周星的爱情理想具有三个层次：

受到才子佳人小说的影响，《补张灵崔莹合传》也以才子之才、佳人之色作为男女主人公最鲜明的特征，并进而以“才色相怜”、“才子宜配佳人”作为理想爱情的基础。小说中“（张梦晋）生而姿容俊爽，才调无双，工诗善画，性风流豪放，不可一世。家故赤贫，而灵独蚤慧”。这正是才子佳人小说中典型的才子形象。至于女主人公崔素琼，小说也不避重复地多次铺陈其绝色姿容。秉着“才子宜配佳人”的理想，黄周星更从侧面对才色不匹的婚恋现象予以讽刺：“若双文，惜下嫁郑恒。”所谓双文有貌，郑恒无才，才色自不相匹配。在黄周星看来，这既是令人痛惜的，也是应该批判的。不过，黄周星以“才、色”作为理想爱情的基础却并未把握爱情以情为上的真谛。在文学史上，唐人传奇早已提出才、色相宜的主张。宋元以降，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情”才是关键。数百年后，黄周星仍然停留在唐人传奇对爱情的认识水平上，颇不足取。

张、崔二人“非有一词半缕之成约”，追求两情相悦的自主与自由，相对于传统的婚恋观念而言，这本身就带有浓郁而鲜明的时代气息，同样折射着黄周星的爱情理想。情性自由的思潮被压抑在礼法名教的沉闷凝滞的空间里，时时迸发出“乾坤几个自由身”的感慨。源之于心，发之为文。在文学创作中，作家会竭力舒展被束缚的心灵。尤其是在婚恋问题上，更强烈地体现着率性任情的倾向。“（素琼）闻人声鼎沸，乍启槛窥之。则见一丐者，状貌殊不俗。丐者亦熟视槛中，忽登舟长跪，自陈张灵求见，屡发遣不去。”如果说于素琼着一“窥”字颇为切合闺阁少女的身份，那么梦晋登舟长跪自陈求见的举止显然违背纲常名教。然而，这种无须媒妁、不合礼仪而两情相悦、自行择偶的行为方式正契合作家的“奇缘”爱情理想，也带有时代所赋予的进步的思想解放的特质。

基于才色相宜之上的青年男女自行建立起来的爱情的归宿在哪里呢？在天花藏主人、烟水散人的作品里，我们看到的是“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奉旨完婚大团圆”这样模式化的情爱历程。才子佳人们在一片喝彩声中圆了功名富贵的美梦。等而下之的另一批文人更是不断地在作品里炮制着浅薄的爱情、廉价的婚姻，“借乌有先生发泄其黄粱事业”①。然而，黄周星一生身世坎坷，奇缘无遇，他深切地知晓在礼教的禁锢下、在动荡的时局中，理想的爱情终归虚化。黄周星认为，让张、崔二人实现美满姻缘，以至偕老白头、子孙满堂，这是平庸之辈的厚福与理想，与真正的才子佳人是不相干的。换句话说，他认为真正的才子佳人所追求的是一种基于忠贞爱情的精神生活，更是一番超越庸常的“奇缘”。正因如此，黄周星始能跳出同一时期才子佳人小说“大团圆”的窠臼，设置了“张以情死，崔以情殉”的悲剧情节。这种具有“凛凛正气”、堪与“日月争光”的情感归宿是黄周星爱情理想的第三个层面的重要构成因素。

张梦晋、崔素琼对爱情的追求在表达了作家对真挚情感礼赞的同时，更在道义的层面上激起了同一时代乃至后人强烈的情感共鸣。然而，这一番文字的历险却无法改变黄周星渴求超越庸常的“奇缘”理想最终归于幻灭这一无奈甚或惨痛的现实。

二

《补张灵崔莹合传》并不仅仅是一篇反映爱情理想的小说。作品所塑造的张梦晋这一人物形象体现着黄周星在人格操守、道德判断层面的更高追求。从某种意义上讲，张梦晋这个形象就是艺术化了的黄周星。生活中黄之嗜酒，恰如作品中张之善饮——如果说这只是生活表象的相似，那么两人在精神上也有着共同的家园：黄周星在平生诸多诗文中动辄提及灵均、太白、刘伶、阮籍；而张灵，字即“梦晋”，且喜读《刘伶传》，倾慕李太白。对魏晋名士风流的向往，无疑是作品内外联系张梦晋和黄周星的精神纽带，更是把握小说人物形象塑造成功经验的关捩所在。极为有趣的一个细节是，小说中张梦晋百转千回觅素琼而不得，遂欲投剑池以自戕并终由此而逝，现实中黄周星也是自沉以殁，这同样可能只是一种巧合，但我们无法拒绝透过文字依稀可见黄周星的人生结局似乎经由张梦晋已进行了一场无奈的预演。区别于惟封建伦理是从，无开拓、少进取的依赖型人格，黄周星在张梦晋身上寄托了作家自身以率真、狂放、痴情为特征的自由人格理想。

自信张扬、傲世独立是张梦晋的鲜明性格特征。梦晋有言：“求之数千年中，可当才子佳人者，惟李太白与崔莺莺耳。吾唯不才，然自谪仙外，似不敢多让。”当商贾问之以“苍官、青十、扑握、伊尼”四事时，梦晋答曰：“松竹兔鹿，谁不知耶？”言辞之间自信漫溢。张梦晋“日纵酒高吟，不肯妄交人”；当地方有司“闻灵 弛不羁，竟褫其诸生”时，张梦晋大喜过望，“吾正苦章缝束缚，今幸免矣”，又言“彼能褫吾诸生名，亦能褫吾才子之名乎？”既流露出对科举功名的不屑，又饱含着对个人才学的自矜。这种“性之所察，殆不可强，率性而行”的性格是黄周星自由人格理想的构成要素之一。

明清之际无论是社会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作品里，多有率性天真、狂放不羁的狂人。张梦晋“独坐读《刘伶传》，命童子进酒，屡屡叫绝，辄拍案浮一大白”。当其欲挟文赴唐、祝二人虎丘宴集索醉时，“不欲为不速客，乃屏弃衣冠，科跣双髻，衣鹑结，左持《刘伶传》，右持木杖，讴吟《道情词》，行乞而前。”这种佯狂游戏的言行，既是痛恨时局纷乱而又无能为力时的一种本能反抗，又是与具有愤世嫉俗性质的对礼教的叛逆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由于超出了固有社会体制的常规和道德判断的底线，梦晋自然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异端而遭“褫其诸生”之祸。然而，张梦晋依然独来独往，无拘无束，自舒其逸，自得其乐：这种狂放的性格是黄周星自由人格理想的第二个构成要素。

作品内外人物均可以视为性痴或曰情痴。“盖声色之来，发乎性情，由于自然，是可以牵合矫强而致乎？”②情感的萌动，对声色的喜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越是压制越容易爆发，甚而更强烈。性痴（主要表现为情痴）就是正常人性在压制之下日益扭曲、离经叛道的外现。张梦晋一旦钟情于素琼，“邑邑亡聊，日纵酒狂呼，或歌或哭”,“日日在醉梦中”终至“呕血不止”,“掷笔而逝”。梦晋“因情而死”，体现出的是生命对于个性的执著追求。黄周星倾注在张梦晋这一人物形象上大量笔墨就是要凸现一种丰满、生动的人生境界：死者形，不死者性。相对于无欲无求、无爱无恨的形如槁木、生气索然的躯壳而言，张梦晋所痴迷的、黄周星所追求的是人生闪耀着光辉的自由人格理想。

同样归于幻灭的这种独特的人格理想与作品中所表现的张、崔爱情及其幻灭又有所不同。张、崔二人所承载的才色相宜的爱情在当时符合人们对于婚恋认知的主流，是一种理所当然。因而，当二人的爱情遭遇挫折，归于幻灭，依然能激起人们在道义的层面上对真、善、美遭遇毁灭的同情和礼赞。然而，黄周星在张梦晋身上所寄托的以率真、狂放、痴情为特征的自由人格理想却流露出浓厚的离经叛道的趣味，并不能在现实世界中得到更广泛层面受众的认同。人格理想的追求与幻灭也许是作品内外张梦晋、黄周星追求“奇缘”爱情理想归于幻灭之外，更沉痛的悲剧。

三

文言小说的创作，既是文人的释怀写心，又是文人的审美活动，是对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美的追求和创造。在《补张灵崔莹合传》中，作家的爱情理想和人格理想正是运用娴熟而又具有张力的艺术技巧来传达、实现的。

通过人物形象表现一代文人的悲剧命运是这篇文言小说的最大特色。张梦晋这个形象的悲剧性首先体现在他和崔素琼的爱情上，他因情而死，争取自由、幸福爱情生活的斗争以自己的牺牲而告终。别林斯基说过：“莎士比亚在悲剧结尾使罗密欧与朱丽叶死掉，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样一来，他们作为爱情的英雄、爱情的礼赞，将永远留在读者的记忆之中；如果让他们活着，他们就会扮演一对快乐夫妇的角色，坐在一起，打呵欠，有时甚至发生龃龉，根本毫无诗意可言。”③张、崔二人能成为文学史上的光辉形象，正在于他们在自我毁灭的同时，以悲剧的形式激发了读者对于爱情理想的认同情感与追求愿望。当然，张梦晋的悲剧决不仅囿于爱情。作为艺术形象的张梦晋是明中叶以后对封建礼法持叛逆态度的知识分子的典型，是新的社会势力的萌芽，具有宿命的悲剧性。张梦晋在追求人性的真、善、美的过程中先是被削去功名，后被摧毁了爱情，最终毁灭在恶势力肆虐的社会里。进一步地，张梦晋的人生悲剧带有相当的普遍性，黄周星在小说中通过张梦晋这一形象展现的是整整一代文人的悲剧。作为信史有载的历史人物，张梦晋生活在社会肌体千疮百孔的明代后期。在思想文化领域像李卓吾、汤显祖、冯梦龙、袁宏道等一批较为敏感而有见识的思想家、文学家率先突破了固有秩序的藩篱。在思想上他们愤世嫉俗，耻于仕进，关注自我，追求人格的独立与完善；在生活中他们裘马轻狂，诗酒自适，率性而为，甚而放浪形骸。作品中张梦晋“绝意不欲复应试”，“日纵酒高吟，不肯妄交人”，其立身行事中流露出的狂放与自信确为晚明一代文人士子的灵魂写照。

对现实的再现与对理想的表现在《补张灵崔莹合传》中得到了高度的融合。作品在明代中叶以后社会生活的基础上，融入了作家的人生历程和生命感受，塑造出张梦晋这一典型人物。就此而言，《补张灵崔莹合传》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黄周星以满腹才情独辟蹊径，谱写了一曲因情而死、为情而殉的情爱悲歌。作品中张梦晋、崔素琼二人只有“半面之缘”，黄周星以此来写张崔二人“初非有一词半缕之成约，而慷慨从容”之义举。惟其自然，方成至美。死则死矣，万无复生之理；若张崔二人因情死、为情殉的爱情未曾游离于彼时彼地之社会，更未悖造化之常情常理。故而，“情”的力量在张梦晋、崔素琼的悲剧中表现得既真实可信又丰沛感人。在另一个层面上，作品更出色地表现了作家的理想。法国浪漫主义女作家乔治·桑说：“我，总觉得必须按照我希望于人类的，按照我相信人类所应当的来描绘。”④小说开篇所述“张灵行乞”之事，既超乎常人情理，又契合人物性格，作家在这一富于戏剧性的场景中叙述张梦晋、唐六如诸人闲情逸致、怡然自得的文人雅趣，饶有情趣；篇末从唐六如的视角叙写一天明月下，万树梅花开，情致缠绵的张梦晋、崔素琼二人袅袅走来。“月光”、“梅花”作为中国文学中意蕴丰富的意象，在这篇小说中也具有明确的象征意义。张、崔二人高洁的操守志趣以及二人于尘世历经“寒彻骨”，于幻境方得“扑鼻香”的爱情乃至于作家黄周星的理想都借助于这些意象得到了完美的寄托。概而言之，这篇小说既对现实生活作客观真实的描绘，又有对美妙幻境的潜心营造，更有对理想人生的美好憧憬，共同促成其独具的艺术感染力。

在《痴情三首·序》中，黄周星说自己“生平有二恨，一无知己，二无奇缘，今但愿得一文君足矣。”可见，他对理想爱情的热烈追求。然而，纵观黄周星一生，身处明清鼎革、山河易主的动荡时代，“知己”飘零、“奇缘”难逢，可谓百年一恨。正基于此，作家产生了对爱情的独特理解和对人格操守的追求，并将其尽数融汇于《补张灵崔莹合传》之中。作为对其价值的充分认同，这篇优秀的文言小说在问世后不久即被改编为戏曲搬演于舞台，闪耀着璀璨夺目的光华。

① （清）荻岸山人编次、李致中校点：《平山冷燕》，春风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② （明）李贽：《焚书·续焚书》，中华书局2009年版。

③ [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版。

④ [丹麦]勃兰兑斯：《法国作家评传》，国际文化出版社1951版。

作 者：胡正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中文系讲师。

编 辑：古卫红 E-mail：guweihong007@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