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毕光明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以西方现代哲学为思想基础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涌入，中国作家就对社会或现代科技造成人的异化的文学主题有了领悟，并产生表现的冲动。不过由于中国是现代化的后发国家，“新时期”的主旋律是建设现代化，因此在国人的经验里，现代科技文明一直是个魅力形象。经过三十余年的学习与追赶西方，现代化早已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尤其是现代科技产品几乎无所不能、无处不在地满足着我们的生活需要。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现代化的日益扩张开始引起人们的警惕，而作家自然更敏感地发现了现代科技文明对人的异化，主要是给现代人带来精神危机。范小青在一次题为“当下的文学与创作”的演讲上就提出了“改革开放以来，物质飞速发展。为什么人们还是有很多烦恼和不快，经常感到空虚呢？”的问题。这样的问题使她思考：面对物化社会，作家该怎么办？短篇小说《我们都在服务区》就是这一反思的结果。小说讲述的是人被手机掌控、失去自我的故事，不仅在物与人的不正常关系中凸显出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也通过人的被动性和精神焦虑暴露出了隐藏在现实关系背后的支配生存主体的各种力量。

以手机这一通讯工具为现代生活戏剧的道具，来纠结人际关系，展示被欲望驱动的现代人在生活之网中无望地挣扎冲撞，体现了作家独到的眼光和把握现实世界的能力，刘震云的《手机》是这方面的首创，它让人看到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手机，一方面轻易地消除了信息交流的时空阻隔，另一方面却可以传递虚假信息而拉大心灵之间的距离，甚至毁掉我们的生活。范小青的《我们都在服务区》在意识到同样的问题后，再次启用了手机这一道具。在她导演的这个物化时代的轻喜剧里，现代科技文明更加反客为主，压抑着人的自由本性，无时无刻不在支配人的行动，人的挣扎反抗徒劳无果，结局是驯服于物的奴役。作品的主人公桂平，是改革委办公室主任，这一社会角色好比处在交通中转站上，需要与更多的人打交道，即需要处理更多的信息，而处理信息用得最多的工具就是手机，于是一天到晚有接不完的电话，回不完的短信，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让他疲惫不堪，烦不胜烦。但不管他怎样烦，手机里的电话和短信还是一刻也不放松地追着他，他自己也害怕错过重要的信息，自然而然就“机不离人，人不离机”，并且从不随便关机，成了出了名的“桂不关”。小说写桂平的那只手，“永远是捏着手机的”，好像手机这个高科技的通讯工具是掌握在他手中的，人俨然是现代文明的主人，而实际上，这个以服务工作为主的现代人，已经被手机掌控，做不了自己的主。桂平也试图挣脱这种掌控，消除烦恼，在实在不可忍受时狠心关过手机，后来还听信手下的，先后采取过把手机设置在不在服务区状态从而拒接来电，按对方的身份及与自己的关系储存号码以便有选择地接听，输入所有领导的电话号码以免遗漏重要信息，更换手机号码以逃避无谓的打扰等办法，但所有这些逃避手法，无不给他带来更大的麻烦。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即令有时候逃避有效，他自己却反而因不见有电话和短信而极不习惯，为之坐立不安。直到最后还是恢复了从前的生活，“手机从早到晚忙个不停”，他才感到回到了正常状态。如此不可救药，以反常为正常，说明手机所代表的现代科技文明不只是在支配现代人的行为，也掌控着他们的灵魂。在小说中，被手机掌控的何止桂平一人，他的那些同事，甚至包括副市长，也都在“服务区”，都无奈地承认玩不过手机，几乎无人没有沦为工具的工具。这是范小青审视现实、反思现代性的独到发现，是这个手机故事所揭示的现代人的生存悲剧。

但是，如果停留于上述的主题抽绎，还不算完全理解了“我们都在服务区”的象征意蕴。不错，现代科技文明的确造成了人的异化，然而处在行政机关服务工作的一个关结点上的桂平，被手机弄得焦虑不安，难道没有说明社会的异化？桂平对手机带来的信息高度敏感，其实是有选择的。他之所以手机一不在手就“神魂不定，坐立不安”，“身上长了刺似的难受”，是因为对他来说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意义，他在担心今天“会不会有什么重要的电话或信息找他，会不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他去做，有没有什么重要的工作忘记了”。一连三个“重要”表明，真正使桂平这个上传下达的角色感到紧张焦虑的不是手机信息，而是手机信息里提示的利害关系。手机电话和短信里交代的“事情”与“工作”重要与否，取决于利益集团的需要，而利益集团由一定的权力关系构成，这就是现实社会为小说提供的典型环境，而手机以及被它同化的机主，自然成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由此可见，造成人的异化的不是手机，而是权力，手机只是权力的载体而已。与其说是通讯网络把办公室主任搞得团团转，不如说是以权力为核心的人际关系网络教处在权、利交易站点上的桂平频于应付。桂平置身其中的利益集团，权力关系等级森严，他不得不下倨上恭。譬如一次电话没接，竟遭到领导的一顿臭骂；他的手下一个小小的失误，同样被他臭骂一顿。又譬如一个组织部长就让他诚惶诚恐，而络绎不绝求他办事的熟人或同学他总是没好气地打发。这个集团的权力构成有自己的规则，从一个民主党派的水产局专家阴差阳错地当上副市长就看得出来。而发生在这个副市长身上的权力运作过程（手机由秘书代替用，个个电话由他接，样样事情由他安排布置，听他摆布，一点主动权也没有，一点自由也没有）也让人啼笑皆非，桂平偶然从他这里获得谈话机会简直荒诞不经，又说明在权力关系的网络中，所有的人都受制于无形的权力意志而听任摆布，丧失人的自由本质。“我们都在服务区”，在“服务区”里是没有自由的，更可悲的是，我们甚至没有选择是否在服务区的自由，则桂平想要的“活回自己”、“自己掌握自己”谈何容易。或许，范小青使用的小说题目，其深层的象征涵义就在这里。

无论是手机对人的捉弄，还是权力对人的压迫，最终都使人丧失自我意识，变成一个陀螺，在外在力量的抽打下不停地旋转，这是每个现代人都难以逃脱的真实处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都在服务区》以写实的力量砍伐出了一片林中空地，让我们看到了存在的澄明。由“生存”而达至“存在”，这是它的去蔽动能所在。一个短篇小说，足以唤起我们对文学的自信。文学帮我们看清真实的生存处境，也就把我们暂时从迷失其间的物质世界和权力关系中引领了出来，回复到生命的自由状态，获得人的自由本质。小说多次写到办公室主任桂平的心理感受——“烦”。“烦”在这里既是普通人承受外在压力而产生的常见的一般心理反应，但它与海德格尔所说的彰显存在的“情绪”也很相近。桂平被手机电话和短信持续刺激，精神处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一开始他还本能地反抗，一次次扔手机，关手机，逃避需要他做出反应的各种指令。当他把手机扔掉了，立即感到“手空空一身轻松地坐在会场上，心里好痛快，好舒坦，忍不住仰天长舒一口气，好像把手机烦人的恶气都吐出来了，真有一种要飞起来的自由奔放的感觉”。这说明由手机所象征的生存压力与人的自由本性严重乖悖。具有悲喜剧意味的是，在外在生存压力的反复作用下，人反而在心灵上对压迫力量产生了依赖，灵魂仿佛甘愿屈从于异己力量的掌控。桂平曾一度有效地逃出了“服务区”，“手机终于安安静静地躺在办公桌上”，但想不到的是，这个时候“桂平心里却一点也不安静，百爪挠心，浑身不自在。手机不干扰他，他却去干扰手机了”。直到最后，这个现代人终于被完全颠倒：“桂平又恢复了从前的生活，手机从早到晚忙个不停。那才是桂平的正常生活，桂平早已经适应了这样的生活，他照例不停地抱怨手机烦人，但也照例人不离机，机不离人。”小说最重要的艺术发现和审美创造，就在于它借人和手机的故事揭示了现代人的异化过程，并从而引起我们的存在之思。

不过，《我们都在服务区》又不像是有意表现现代主义文学的思想主题，因为桂平这个角色的现代性处境，搅合进了太多的中国文化因素。办公室主任这个当代中国利益集团中的独特位置，使桂平对权力之于自我生存的利害关系更为明了，因而对通过手机传递的权力信息有异常的敏感和准确的判断。小说有一段最出彩的描写，由于听信手下人小李的馊主意，有选择地接听电话，结果错过了组织部长送来的一个亲近权力的机会，桂平为之懊恼万分。组织部长与他的一席对话，最充分地体现了即使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中国权力集团内部的人际关系基本停留在宗法制时代，组织部长把他这个改革委办公室主任称作“大内总管”，不全然是戏言。这也是一种中国经验，它给当下中国社会造成的困扰，比存在意义上的生命个体的烦恼，更值得思想者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