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樊文春

在资本的参与下，大众消费不仅仅关注的是衣食住行，而且更多是体验消费带来的身份确证和享受的快感。各种各样的消费品琳琅满目，在网络媒介的参与下，更是花样迭出，日新月异。封存在历史时间的资讯，在网络虚拟空间里的解构，让消费者看到了历史的尘埃，听到了古老而有现代的声音。时间不是狭义相对论的问题，时间是比特为单位的节点。消费者万众狂欢，翩翩起舞，庆祝着这个不死的“木乃伊”。这段时间也许不需要太长，只需要4分33秒；这段历史也许不需要太波澜壮阔，只需要它能够长生。长生的生命体征不是金字塔里面的“木乃伊”，更不是秦始皇的兵马俑，它的体征是带着文化意蕴的精神圣婴。这个圣婴，没有国界，没有标识，没有界限，但是他既可以让万马齐喑，也可以让精神世界归于大“道”。可以说，圣婴是一个混合体，在文化盛宴的不同方面，他会表现出不同的身影，每个身影都是那么的婀娜多姿，风光绰约。等及邱华栋笔下的圣婴，它分化成两个身体，一个是跳动在《4分33秒》（《花城》第三期）里面的音乐精灵；一个是游历于道教《长生》（《花城》第五期）里面的无为之花。

当今中国作家队伍中，邱华栋绝对算是一个多产实力派作家。历数邱华栋的作品，小说类如《别了，十七岁》、《正午的供词》、《花儿花》、《城市战车》、《哭泣游戏》、《社区人》、《青烟》、中国屏风系列、《教授》；诗集《花朵与岩石》、《光之变：邱华栋编年诗选1986-2008》；评论集如电影研究《电影作者》、建筑评论集《城市漫想》、文学评论集《静夜高颂》。管中窥豹可见一斑，邱华栋的写作足迹遍布我们的整个生活，司法领域、知识分子领域、都市社区、民族文化等等，所以说可以肯定的给邱华栋的前面再加上一个重量级的定语：多领域。多领域的写作，每篇小说不具有重复性，这个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难上加难，是对自己写作水平的挑战，邱华栋正是在这个不断挑战中，战胜了自己，同时也奉献给读者五光十色、形态迥异的大千世界。刘震云评价邱华栋的小说与众不同：别的作家写的是“故事”，他写的是“新事”。

一、多重意义的复调文本

“大多数人主要知道一个文化、一个环境、一个家，流亡者至少知道两个；这个多重视野产生的觉知：觉知同时并存的面向，而这种觉知——借用音乐的术语来说——是对位。……流亡是过着习以为常的秩序之外的生活。它是游牧的、去中心的、对位的；但每当一习惯了这种生活，它撼动的力量就再度爆发出来。”《4分33秒》讲述了一位华裔国际音乐大师吴音回到祖国演出，恰好多年未见的外甥王强在广州帮人讨薪之后丢了工作，只身来到北京来寻找舅舅吴音。王强没有进入国家大剧院的门票，未能与舅舅想见。无奈之下，王强随着人流上了公交车来到通州，理发时发现兜里钱丢失。发廊服务员认定王强赖账，并喊人收拾他。王强情急之下劫持了服务员，后来被警方击毙。同时，吴音在国家大剧院演出获得了极大成功。王强从一个流浪者成为劫匪，看似有着意外，实则是一个秩序对另一个秩序的挑战。但是，作者看得更深刻，更具有内涵性，手术刀似的叙述让读者看到了更广阔的、更厚重的文本意义。

王强之于北京的大都市生活的人来说，他就是一个流亡者，甚或更惨流亡的边缘者。吴音之于祖国包括坐在国家大剧院聆听他音乐演出者，他也是一个流亡者——一个身份属于国外，血脉属于祖国的人。王强之于吴音，本是外甥与舅舅的血缘确证，却是王强卑微身份对于吴音国际音乐大师身份的流亡。吴音之于王强，本是弟弟与姐姐的情感链接，却是弟弟对姐姐情感的流亡。作者之于王强吴音，本是作者与舅甥二人同悲同乐，却是作者对舅甥二人天上人间，人鬼殊途的客观言说。王强吴音之于作者，本是舅甥二人的人生演绎，却是二人对作者的话语疏离。所以在《4分33秒》中，邱华栋为读者创作了一个多重意义的复调文本。

《长生》是以成吉思汗建朝之初为背景，通过全真教主丘处机的徒弟李志常的眼睛和笔录，讲述了丘处机应成吉思汗铁木真之邀一路西行所见所闻，最后与铁木真在西域汇合宣讲教义的故事。故事是线性的，丘处机的一路西行也是线性的，甚至在地图上可以清晰的描绘出路径来。但是故事结构本身就是一个多义结构，是一个“文中文”的结构——故事里面套着故事，以李志常为中心，丘处机西行为第一个圆，李志常记录西行经历为第二个圆，同心共存，同心生意，同心互补。

另外，这个多重意义的文本，除了在文本意义上给读者创造了语言的胜境。在文本的结构上，也非常仿似于网络文本的表达方式。作者在讲述故事的时候，有意无意的将文本打造成了一个一个的像比特一样的节点。节点的设置打破了原有的故事线性叙述的时间限制和故事的唯一性。读者可以从任意的一个节点进去，往前读和往后读均可，无形中再次扩充了文本的外延，使其故事意义的延长线随着读者的进入而不断伸展。当然这样文本由于外延的扩大必然会造成中心意义的某种脱离或者含混，所以，邱华栋在《长生》中又做了一个补充性的探讨，把故事的外延收归故事里，由故事讲故事，由讲故事而生出故事的套嵌结构形成了一环套一环的叙事方式。《长生》的叙事方式与《4分33秒》的叙事方式正好互文显义，形成了一个伟大的“召唤结构”。

二、多声部的音乐和弦

小说的核心是故事，中篇小说最重要的就是要讲述一个好故事。但是，在当下语境下，一个不争的事实出现了，好故事好像华南虎一样稀有，甚至很难一见。甚至有的人这样说：“好故事讲完了”。当下社会纷繁复杂，日新月异，推陈出新，事物的变化比摄影机的速度还快，所以说好故事讲完了肯定有失偏颇，是好故事还没有讲出来，或者是还没有挖掘出来。甚或有些作家不愿意看当下的现实，心里充满着抗拒感和完全的批判意识，拼命的喊着救救孩子，可自己却退居文学的民间，自我陶醉，“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邱华栋一直致力于对现实生活的描摹和跟进，他的小说里面会看到当下流行的文化，流行的时尚，流行的服装，流行的游戏等等。他的眼睛是跟着时代走的，文学描绘也是与时俱进的。《4分33秒》不用赘言，《长生》稍作分析，这是一篇以史来谈今的小说，小说散发的光辉是当下社会提倡的“和谐”和“以民为本”。

法国作家阿兰·罗布·格里耶是法国新小说派的主将，他是不遗余力地谋求小说的变革的。他说得好：“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总是新的。法国小说史实际就是小说样式不断更新的历史，福楼拜比之巴尔扎克已是一位新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比之福楼拜又是一位新小说家，而卡夫卡比之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位新小说家。”当然，邱华栋在进行小说不断创新的同时，还在故事本身给读者创设了多声部，这个多声部不是嘈杂的，无序的，是一个“大珠小珠落玉盘，嘈嘈切切错杂弹”的音乐和声。

《4分33秒》音乐本身就是一种音乐大美，人生大智。故事本身又按照约翰·凯奇的追求创造了各种噪音，多种噪音的混合达到了音乐的浑然天成。一贫如洗的王强与钱不是问题的吴音的噪音；社会一粒尘埃的王强与万人瞩目的国际音乐大师吴音的噪音；王强仗义执言与被工厂老板撵出的噪音；王强工友黄刘汉与台商的噪音；王强理发与发廊女服务员的噪音。在万众喧嚣与躁动下，王强最终找到了平和之音，看到了和谐之门，但是他是用飞蛾扑火式的方式得到了。相反的对于社会而言，王强是一个无赖，是一个流浪汉，是一个社会危害者或者潜在的危害者，是一个强盗，是一个劫持犯。他今天劫持了发廊女服务员，明天就可能犯更大的罪，击毙他从法律角度上来说无可争议，从安全角度上来说毋庸置疑。从生命的角度来考量，王强的劫持是那么的无奈，王强的死亡是那么的不值得，那怕社会上的人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点的关怀，一点点的理解，王强也不会离开人世，而在天国里面长生。正如《长生》所言：“人成为真正的人，是因为人借助身体的躯壳，从父母亲那里得到的生命，神仙成为真正的神仙，是因为可以从道中得到领悟，能够思辨世界上的真假清浊。行善得道之人则升天成为仙人，作恶背道的人就下到地狱里成为恶鬼。”

《长生》看似是一个全真教一路西行宣传教义的过程，文本的本身却展现了更多的战争残酷场景与社会安定的噪音，个人愿望的得失与民众愿望的噪音，成吉思汗祈求长生与最终卒亡的噪音，丘处机希望天下太平与成吉思汗连年征战的噪音。最后，天下在成吉思汗的铁蹄下归于大同，但是天下苍生也在丘处机的道义里找到了精神归宿。丘处机作为一个全真教的首领，同时也是一个宗教符号。其实丘处机道教真谛的追求，从人生追求的旨归角度而言与约翰·凯奇追求音乐的境界是一样的。约翰·凯奇说：“许多音乐家不再创造音乐结构。他们代之以促进过程的开始……正因为如此，我已经有一阵子更喜欢过程而非目的了：过程不排斥目的，反过来却不尽然。”长生的目的是为了追求人生的和谐平静，大象无形；约翰·凯奇追求的音乐境界是对位的和弦，大音希声。

从两个文本内涵来讲，音乐哲学，道教哲学归根到底都是生命哲学。这种起源于19世纪的思潮，以揭示人的生命的本真为理论出发点和根基，由此推及到人类历史文化的形成，以及与周围世界的关系等方面。《4分33秒》和《长生》一个是从艺术的角度，从西方的视域里看待中国的生命，一个是从宗教的角度，从中国本土的视域来审视“异族”（蒙古族）对待生命的问题。两种生命的声音，有着吴音后现代的追逐，也有着丘处机历史的沧桑。但是，在生命的感悟上，两个文本有着巨大的相似点，那就是生命的弥足珍贵，世事无常。

三、多重意义的审美指向

作品的结构看似是一个形式问题，其实质它的形式是与作品的思想内容紧密相连的。从审美角度上来看，形式也是一种美，一种“有意味的形式”。《4分33秒》和《长生》其结构特征都是一个“有意味的形式”，这个形式也造就了审美指向的多义性，甚或歧义性以及模糊性。

《4分33秒》采用了双线叙事结构，整个故事的叙述更像一个拼贴的艺术。作者彻底打散王强的故事时间，而吴音却有意保持线性的完整性。王强在这个故事结构里，好像一只无头的苍蝇，他自己不知道自己的路该如何走，自己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在何方，自己不知道为什么老板欠了钱不给，自己不知道仗义行为换来了被开除的后果。

王强是摸着人生的石头一点一点的过河，所以，作者有意识将他的故事打散，照应他的人生遭际。这样的叙事结构间离了叙事时间，将故事使之碎片化，王强的审美指向就不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个抽象意义的人，或者说他是这个世界像他一样的弱势群体或者底层人民的符号或者代名词。作者有意无意的将王强的审美指向扩大化，丰富了其内涵，扩展了其外延。王强是一个可读的，可感的，可视的，可审美的多面体人物。吴音的故事是线性的，但是他的线性是与王强人生遭际相对应的。吴音的成功与辉煌和王强的失败与死亡相映成辉，冲突对位。所以，当我们从审美的角度来审视吴音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吴音声音里面的矛盾——后现代国际音乐大师与现实外甥王强的极大冲突，这个冲突不是4分33秒里面追求的无音，而是回荡在吴音心底里面的巨大噪音——真正的噪音而不是约翰·凯奇的广泛乐音。

《长生》采用了单线叙事结构，但是单线并不是勇往直前的，是一个圆圈的结构。作者在叙事时，又有意识运用故事里面的人作为视角，又增加了一个圆圈。两个圆圈是以主人公李志常为圆心的。读者阅读文本时，是以成吉思汗邀请丘处机为大圆的，因为李志常是丘处机的徒弟之一，是随行者，也是记录者，我们又跟着他的笔端一不小心又滑到了第二个圆圈上，这里我们读到丘处机对道教本真的追求和李志常自己的心灵淳化过程。

两个同心圆的故事嵌套结构，从叙事性角度来看，作者是有意创建文本间性。李志常和丘处机两个人可以互相指涉，形成互文，增强故事凝聚力量。朱莉娅·克里斯蒂娃曾说：“每一个文本把它自己建构为一种引用语的马赛克；每一个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改造。”李志常记录师父丘处机一路西行的故事就是丘处机所见所闻所感物化的马赛克，只不过是通过李志常的笔端表现出来的。一个记录者，一个叙述者；一个徒弟，一个师父；两个人共同皈依于老子门下，追求道教真谛，其实两个人又是一个人。当读者迷茫的时候，文本间性就在旁边起着提醒作用。

结尾的处理两者都采用了现代大众传播的方式，《4分33秒》通过《新京华报》的两则报道交代了外甥王强作为劫匪被击毙，而舅舅吴音的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两者的对比显义，本来是舅甥舐犊情深，刹那间人鬼殊途，心灵震颤之声不知道是不是约翰·凯奇的音乐，不知道是不是吴音的音乐。《长生》则通过像发行刊物后记的方式——又记——来结束文本间性，回到李志常的圆点。后面的结尾用了戏谑反讽的手法谈到了佛道两教的斗争，再次点睛了尘世的纷纷攘攘。尘世之扰终究像丘处机所说：“朝昏忽忽急相催，暗换浮生两鬓丝。造物戏人俱是梦，是非向日又如何？”

文学走进二十一世纪，在市场经济的刺激下，自己有点惊慌失措，固步自封肯定难以适应现代的文学环境和文学内容。倨傲自大、固守精英文学，我是老大的文学理念，也必将被历史所抛弃。文学要反映现实生活，要揭示现实生活的真谛。因此，需要作家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不断扩大自己的关注视域，以大爱的心来看世界，看人民，在写作内容和写作方式方面不断创新。有些人一直批评邱华栋的小说是百科全书，是信息的填充，是“强枝弱干”。观点可以接受，但是在秒间万变的社会当下，我们的眼睛是要全方位努力的，努力在我们的作品中反映这个社会景观的。邱华栋的作品做到了，他现在也一直在砥砺践行，我们的时代需要这样的作家，需要这样的作品，这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