荩姚康康

试论彭金山诗歌的地理学意义

荩姚康康

从新时期开始至今，彭金山作为西部诗坛一位执著的歌者，他始终在不断探索中国的诗歌道路。在三十多年的诗歌创作中，作为地理意义上的西北高原是诗人极力观照的对象，而陇东，作为诗人长期生活和工作的地方，那一片神奇的土地，既安放了诗人漂泊的足迹，又触动了诗人内心深处的乡愁。彭金山在陇东的行吟，在诗人这里，突出的个人化视角被一种浓烈而鲜明的地域经验所渗透和强化，其诗中一切关于民俗、自然和现实的观照即以此为基点得以进行。彭金山诗中的陇东书写主要朝三个向度展开：一是着眼于陇东高原的考古式探掘，描绘那片土地上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对河流、山川、民俗的极力观照；一是对陇东在老区的建设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的赞咏；一是透过一些寻常的事物和场景，展现中原游子在陇东内心深处细微的不易觉察的瞬间感受。

彭金山是当代诗坛中最早最为精致全面地捕捉到了陇东的地域精神内涵，并传神展现出陇东地域风貌的诗人。陇东的书写，对诗人而言是一种乡愁，一种作为远离故乡的另一故乡的乡愁之所在。在他的诗作中，陇东书写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诗篇中无不浸染了那片神秘地域的气息，是诗人的生活发现了陇东高原上生活着的人物乃至动植物们的纯朴与神秘，是诗人的孤独发现了陇东的孤独，是诗人的游历发现了千百年来神灵游荡的高原。在彭金山的陇东行吟中，陇东无疑是诗人背后的一个意义非凡的村庄，一个作为根据地的大后方，地域性元素作为一抹挥之不去的底色，诗人在极力探寻一个人行走在异乡的土地上时人与地域的关系，或者说人在这种地域中的位置。

地域因素在何种程度上会成为诗歌写作的积极建构力量？洪子诚、刘登翰在《中国当代新诗史》中写道：“诗歌的‘地域’问题，不仅为诗歌批评增添一个分析的维度，而且‘地域’的因素在八十年代以来诗歌状貌的构成中是难以忽略不计的因素。在诗歌偏离意志、情感的‘集体性’表达，更多关注个体的情感、经验、意识的情况下，‘地域因素’对写作，对诗歌活动的影响就更为明显。”[1]诗人彭金山的陇东行吟，在向我们揭示一个地区的意义，表达诗人独特的空间感受，以及地域在形成主体的意识结构中的建构作用。这种地域空间的书写，既是外在的，又是内在的，展现出了自我逐步地把外部空间一步步变为自我的疆域的构成过程。对彭金山诗歌中对陇东黄土高原上风情地域深入进行感受和挖掘，便构成了其诗学中充满审美意义的“诗歌地理学”。

“地域的意义——对于人或同样对于诗人——都不是因为它是决定论的，只是因为，经验的形成总是在一个经验环境中，我们的感受与情感也不是在纯粹的思想中产生，而是在一个产生它的事物秩序中。”[2]当我们置身于某一地域，“是地理空间中的某些事物、形态与事件唤起了这些感受，要探究和描述这些感受就要恰当地描述产生这种感受的具体事物及其形态。描写经验就意味着描写产生这种经验的经验环境，对感受的描述就是描述感受在其中形成的感知空间”[3]，因此，作为彭金山诗中的陇东地理学意义，一方面是一个描写性的场所和一个抒情的场所；另一方面陇东的风物与诗人处于相互关照的位置。在彭金山的诗中，地理特性和自我特性应是一个相互发现的过程，无法完全区分孤寂、空旷是诗人的情绪，还是陇东自身的深沉、偏远的地理特性所具有的一种存在主义式的属性。

时光倒回到二十年前的那个特殊岁月，从故乡走出的彭金山来到了陇东一个叫做西峰的小城，这一地理位置上的转移使他竟与大西北结下了不解之缘，作为一个旅居者或旅行者对陇东首先构成的是一种美学关系。陇东对初到此地的诗人来说首先呈现为一种美学现象，旅行成了诗人观照此处事物的更加直观的方式，从《望中原》、《象背上的童话》、《北石窟歌吟》、《陇东诗抄》，到《老区诗踪》，作为陇东高原的神秘面纱在一层层揭开，这种对于陇东以往的历史和现在的历史考古式探掘，一方面借重地域性元素以彰显某种独异性，另一方面将这种地域性元素转化为一种普遍的对于个人自身境遇的观照，一种如贾岛《渡桑乾》中所说的“客居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式的“乡愁”。

陇东的书写作为彭金山诗中地理学意义的建构，主要体现在下述几个维度：

首先是站在高原内心升起的思乡情结。“谁没有一盏儿时的灯笼/一个金黄的会飞的梦”。《元宵》、《雪天 我望着一只麻雀》，都凝聚着诗人对孩提时代无限的回忆。至于站在《桐树街》，诗人写道：“甘肃是中国的一个边省/西峰是甘肃的一个边城/桐树街是西峰的一条偏巷//夏天 街两旁的桐花开了/香气溢出小巷桐树街/名字就这样传遍全城//桐树街/是小城人站在桐树街之外/观赏的结果/站在桐树街的最高一层楼上/桐花的香气使我不由回望童年/观赏又一些被桐花覆盖的日子/我也是一棵开花的桐树”。在《望中原》中，“汽车穿过秦岭峡谷/心事在阳坡星星点点地开放/家乡老梨树的树杈总也伸不过这面大山//陇东 高原的第一个台阶呵/一登上你宽阔的背脊就神清气爽/透过东天朝暾我远远地望见家乡”。这种作为“乡愁”书写中的陇东，既为此地，也为彼地。诗人在陇东，寄托了游子的思乡之情。

其次，作为一个借行走来对陇东地域进行考古式书写的诗人，叩问陇东的作为民俗学意义上的既往和历史，无疑是诗人作品中重要的内容。“我是一页童话/在你的记忆里/就要变得遥远/黄河象走进博物馆三楼大厅/会擦亮发生在/昨天的事情”（《象背上的童话》之一），“考证家说/那一天你如一座大山迷失/于众水汇合的地方/从此大水小水/逐日号啕成一个县城的名字//合水/是今水写给逝川的一幅挽嶂吗？”（《象背上的童话》之二）。“金针

一个少女的名字/甜甜地开放在董志塬上/少女在走进传说之前/用大碗的萱草花/喂活了一个衣衫褴缕的饥汉/那大汉咽下少女的祝福/在一个雨天里/从大泽乡走进历史”（《金针》）。在《北石窟歌吟》（组诗）中，对覆钟山，诗人这样写道：“一座沉默的山//是谁把你挂在这儿/千年万载/万载千年/钟声 是哪一片月光托起/又被哪一阵黄风吹断/蒲河茹河流淌着夕阳/徒有旋律 徒有旋律/飞天的长袖还在/三世佛还在/寡妇井还在/小尼姑的十八代孙女还在/可钟声呢？”在《陇东诗抄》（组诗）中诗人写了传说中的公刘邑、皇后湾、九龙川、驿马关。在《皇后湾》一诗中诗人写道：“杨花飘飞时节/你又驾临故乡/在女儿家的长袖间/遍说后宫故事//一千五百年前茹河畔的一阵杨花/粘在胡家小女孩的双髻上/致使她走进后宫/还怀恋那一瓣美丽/一曲《杨花词》/遂成为历史的绝唱”。《九龙川》：“走在九龙川走在狄梁公的梦里/正是午时三刻/九条孽龙燥渴得厉害/狄仁杰伏在庙咀坪的书案上打了个盹/就酿成这夹岸桃花/一河胭脂”。《驿马关》：“驿马 驿马/你的丝缰在哪？/前有白马 后有玄马/将一个个驿站驮远了去//董志塬/到处都有马的蹄痕/掷一颗石子 吼一阵高腔/射不透的是大原的广袤”。正是对陇东大地的无限关爱，诗人试图从民俗中找寻出历史的某种轨迹，这种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的民俗书写，构成了彭金山诗中陇东的地理绘图方式：从远古到现在，从传说到现实。

再次，诗人从地理位置上寻找老区革命的演变。在《老区诗踪》（组诗）中，诗人写到了发生在庆阳革命史上的“太白缴枪”、南梁游击队成立、“山城堡战役”、抗大七分校、“女生队洼”等事件。在《太白缴枪》中诗人写道：“夺枪是那年十月/老年人说/只见梢林一晃/那些龟儿子团队手里/就没有了枪”。为了便于交代史实，诗人在每组小诗前都写下了小序，这种叙述性的小序与诗歌本身的抒情性相得益彰，具有一种完美的效果。诗人在《自在水稻》中这样写刘志丹创建南梁游击队：“在这个时候感受九月，感受/成熟的温馨/一阵草鞋趟水的声音/便从稻秆深处远远地传来/把老土炕的串烟味搅得多辉煌”。诗人站在陇东的黄土地上，缅怀革命史，与宏大叙事不同，诗人更多的是融进去了个人感受和地域特色。在《山城梁》中写道：“一个重要的日子/从中国革命史的巨制中/遥遥走来//这些不起眼的山沟山峁从此/也让人牵肠挂肚/前年 有人从广州赶来/由于路途遥远/走到山城/已是满头白雪”。《女生队洼》：“而今 她们骑马走得很远很远/女生队洼呵/在很男性的豹子川里/仍如少女圣洁的目光”。诗人遍寻陇东的革命史，这一路走来，抚今追昔，诗歌中复活了的是过去的陇东，以及那业已逝去的革命战士的青春和花样的年华。

此外，诗人写到了日常生活中的陇东。《沉重》，“那些山们/很吃力地坐着/挨得很紧/它们就这样构思/一块块小麦 玉米 糜子/一条条小路/而把含蓄和想象留给窑洞”。在《陇东儿女》中诗人这样写陇东儿女：“把牛羊喂得胖胖肥肥/把黄土地喂得丰丰腴腴/把城市喂得漂漂亮亮/把孩子喂得一茬比一茬出息”。写出了黄土高原上山川的朴素和劳动者们的朴素，而这种朴素宁静之美，体现为诗人道德感受的审美化，其从精神方向启示了诗人，与那些意气风发的观光者不同，诗人感受到了这片黄土的厚重，其诗歌叙述显示了目光的谦逊。陇东的地域见证了诗人的个人记忆，他亲历的事件，他的快乐和痛苦。诗人不仅受此地的地方秩序、传统和伦理的影响，也意味着他对地方性的事物拥有许多个人传记色彩的记忆。

陇东的教书生涯影响了彭金山的诗歌创作。诗人关于陇东的创作揭示了诗人与地理之间充满感染力和激情的关系。他的诗歌价值，不仅仅是诗学研究的课题，而且也具有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意义，对诗人而言，陇东的事物在诗中开始显现出它的传记内涵，地方虽然并不直接决定具体的主体经验，“但它提供一种经验环境，甚至提供一种经验的地方性”[4]，地域提供给诗人的启发是复杂的，地域是自由与限制之物，陇东对诗人而言即是生活过的地方，也是记忆中的地方。彭金山的诗歌活动不限于陇东，他的创作更具有西部的特色，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这种限制，地域不再是一种自足的经验世界。但无可否认，诗人在诗中所建构的对陇东这一独特生存空间的体悟，诗人通过在陇东大地上的空间移动，领会到的是个人生命的灿烂和悲情，其实广而言之，是具有某种人类性和普遍性的哲思，从而具有极为重要的诗学意义。

[1]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09页。

[2][3][4]耿占春，《失去象征的世界：诗歌、经验与修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8页；189页；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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