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小军

《基姆》：对“东方主义”的诠释还是摈弃？

纪小军

一、引言

鲁德亚德·吉卜林是英国第一位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他曾广受读者及评论家的好评。马克·吐温曾盛赞吉卜林的作品，称“它们对于我从来不会变得苍白，它们保持着缤纷的色彩；它们永远是新鲜的”[1]。如今，除了几部儿童作品依然广受欢迎外，吉卜林的盛名似乎已剥落殆尽。导致吉卜林声誉衰落的主要原因在于一些评论家指责其作品带有明显的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色彩。其中，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学》和《文化与帝国主义》中，借助其“东方主义”理论，对吉卜林的长篇小说《基姆》进行了文本分析，认为《基姆》中充斥着种族主义、帝国主义话语，是部帝国主义代表作品，从而加固了吉卜林的“帝国主义作家”这一称号。

事实上，通过对《基姆》的文本分析可以看出，以萨义德为代表的评论家们将吉卜林定位为“帝国主义作家”有失公允。《基姆》中所体现的消除种族差别思想，对东方人的非程式化描写，以及对白人的讽刺和批评等内容即为有力的论证。

二、西优东劣：“东方主义”的核心理念

萨义德认为，作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2]，东方主义话语中充斥着西优东劣、“我们”与“他们”之间的二元对立理念。即，一边是西方，另一边则是东方；两者之间存在着绝对的、系统的差异。前者“理性、发达、人道、高级”，后者“离经叛道、不发达、低级”[2]；前者是“贞洁的，成熟的，‘正常的’”，后者则是“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2]，其“异质性、怪异性、落后性、柔弱性、惰怠性”使其“总处于弱势，总与西方社会中的某些特殊因素（罪犯，疯子，女人，穷人）联系在一起”[2]。与此相应，西方人“有理性，爱和平，宽宏大量，合乎逻辑，有能力保持真正的价值，本性上不猜疑”，东方人却没有这些特点[2]。

据此，萨义德认为，作为“一种强加于东方之上的政治学说”，东方主义归根到底“是从政治角度察看现实的一种方式”，它使西方“将自己界定为与东方相对照的形象、观念、人性和经验”[2]，“扩大了熟悉的东西（欧洲、西方、‘我们’）与陌生的东西（东方、‘他们’）之间的差异。……东方人生活在他们的世界，‘我们’生活在我们的世界。”[2]

借此，东方主义所倡导的“西优东劣”之二元对立理念，辅以鼓吹民族有优劣之分的种族主义思想，成为西方列强凭借武力吞并、侵占“落后”国家或地区之帝国主义行径的理论依据。

三、萨义德对《基姆》的分析及定位

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思想在《基姆》中得到了最好的诠释，小说中充斥着“白种人和有色人种是有差别的”、“有色人种低劣”之话语；小说中白人与非白人之间的界限是绝对的，基姆和喇嘛之间再深厚的友谊也无法消除种族差别的藩篱。“绅士就是绅士，不论有多少友谊或同志式的感情，都不能改变种族差别的最基本的内容。吉卜林不会怀疑这种区别和白人进行统治的权力，就像他不会怀疑喜马拉雅山脉一样。”[3]

萨义德认为，对于从东方到西方存在着一条严格的等级链、白人理所当然应该统治印度人这一观点，吉卜林深信不疑，如其所述：

“骡、马，象、听命于车夫，车夫听命于中士，中士听命于中尉，中尉听命于上尉，上尉听命于少校，少校听命于上校，上校听命于准将，准将听命于上将，上将听命于总督，总督听命于女王。”[4]

四、《基姆》：二元对立理念的消解

《基姆》被公认为吉卜林关于印度的最出色的长篇小说。小说犹如一幅全景图，以神奇壮丽的色彩揭示了印度的风土人情，表达了吉卜林对印度及印度人民的深厚感情。对于指责吉卜林为种族主义者、帝国主义分子的人来讲，包括萨义德在内，《基姆》是最有力的反驳。

小说中关于主人公基姆的描写，即为对萨义德观点的有力反驳。根据东方主义理论，作为白人的基姆在东方人面前理应有十足的优越感。然而，在喇嘛——一个土生土长的东方人面前，基姆没有丝毫的优越感。相反，基姆对喇嘛的爱和依赖之情贯穿小说始终。此外，白人身份给基姆带来的不是任何自豪感，而是无尽的困惑和迷茫。基姆甚至不愿接受其白人身份。基姆对其白人身份的非认同也体现了他不愿接受种族差异的存在。

（一）基姆对喇嘛的爱和依赖

基姆是个白人，然而自始至终他都作为喇嘛忠实的徒弟，追随后者寻找“箭河”。一路上，基姆被喇嘛的仁慈、礼貌、慈悲和智慧深深地打动，甘愿为他做任何事情。基姆“每天天亮去乞食，把毯子铺好让喇嘛静坐沉思，……为了赶走苍蝇腕子都晃悠了，入暮时再去乞食，替喇嘛揉脚……”[5]

在基姆看来，喇嘛是个圣者，“不论在真理或是实行方面，他都是圣洁的”[5]。基姆对喇嘛的爱日渐增长。一起上路还不到三天，基姆就觉得仿佛已经是一百年。相比，在白人的军营学校，因为喇嘛不在，基姆心情沉重，时刻渴望见到喇嘛；和白人在一起，基姆倍感孤独。

据此可以看出，基姆和喇嘛之间没有种族差异的藩篱。萨义德对吉卜林的论断，即认定后者认为白人和有色人种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在此立不住脚。

此外，萨义德认为，就喇嘛和基姆的关系而言，前者依赖于后者。的确，一路上喇嘛依赖基姆乞食、找住处，走路时也经常斜倚基姆。然而，在精神上和道德上，喇嘛则是基姆的导师。喇嘛的谦恭、朴实、正直、诚实以及对信念的执著成为基姆学习的标杆。喇嘛是基姆的精神之父，是促使基姆道德意识升华的源泉。基姆发自内心地感到喇嘛比任何一个白人都伟大。与喇嘛在一起，基姆觉得“每天都是长长的，再好没有的一日。……他做梦都不知不觉用的是土语，在吃、喝等生活起居方面效法喇嘛的仪式。……基姆本已无缘无故敬爱他的师父，现在更有五十个良好的理由敬爱他，所以师徒二人过得十分快活，严守戒律，不出恶言，不兴贪念，不贪吃，不睡在高床上，也不穿华服。”[5]

这不单是宗教虔诚，更是一种宽容和相互理解的精神。基姆的精神境界得到了升华，他和喇嘛的精神之旅超越了所有阶层和种族。

（二）基姆对其白人身份的非认同

基姆的白人身份确定后，随之而来的不是自豪感和优越感，而是困惑和痛苦。“‘我是个洋人……不，我是基姆。这是个好大的世界，而我只是基姆。基姆到底是谁？’他考虑自己的身份，这是他从没有做过的事，一直想得头晕脑胀。”[5]

在其同胞英国人当中，基姆并无任何归属感，总感觉如同坐牢一般。在圣查威尔学校期间，他一心想回到印度人中去。他把印度人视为自己的同胞，只有在印度人当中才感到自由和安全。和特工马哈布·阿里之间的对话即为明证。

“学校一停课，就得让我行动自由，到我那些人当中去。不然我会死掉！”“你那些人是什么人。世界之友？”“是这个伟大美丽的国家。……而且我将再和我的喇嘛见面。”[5]

再看他们之间的另一段对话。

“要是经过我，这位既大胆又明智的上校看中了你，使你得到体面，将来你长大成人，怎样谢我马哈布·阿里？”“我求你让我再上路，我在路上应该安全；你却把我出卖给英国人，他们给你什么血腥钱？”[5]

马哈布·阿里把基姆介绍给克莱顿上校，觉得自己为基姆做了一件大好事。本以为基姆会心存感激，没想到基姆非但不感谢，反而用了“出卖”、“血腥钱”等字样。由此可见，基姆极不情愿、甚至厌恶和同胞英国人为伍。

和白人在一起，基姆如坐针毡；和喇嘛在一起，基姆却感到无穷的快乐和自由。喇嘛和基姆情同父子，无任何种族隔阂。喇嘛之“对于追求大道的人来说，没有黑人、白人、印度斯坦人和西藏人之分”[5]。这一观点深深地影响着基姆。以喇嘛和基姆之间的对话为证：

“现在我常常看你，每次都记得你是个洋人，这真奇怪。”“你已经说过人既没有黑的也没有白的。为什么讲这些话折磨我，圣者？让我（给你）揉另一只脚。这些话我听了不好受。我不是洋人，我是你徒弟。”[5]

无疑吉卜林非常欣赏这种境界。他借喇嘛和基姆之口表达了自己“对民族和宗教宽容的理念以及对民族和谐的真诚向往。”[6]

总之，身为白人的基姆并未带上种族歧视有色眼镜看待藏族人和印度人等有色人种。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基姆》最伟大的地方之一在于，书中完全没有种族偏见的思想。”[7]

（三）对东方人的非程式化描写以及对白人的批评

萨义德认为《基姆》中充斥着对东方和东方人的程式化描写。这些程式化、类型化描写彰显了西优东劣、东方需要西方救赎和统治的东方主义核心理念。

《基姆》中的确存在一些对东方和东方人的程式化描写。例如，“基姆会像个东方人那样说谎”、“东方人不介意声音”、“（哈瑞先生）把（小包）藏在全身各处，只有东方人才会这样做”[5]。然而，据此指责吉卜林戴有色眼镜看东方和东方人并且认为西方优于东方因而理所当然应该统治东方是有失公允的。《基姆》中几个主要的东方人物，如喇嘛、孟加拉人哈瑞、马贩子马哈布·阿里·库鲁老妇人等都被吉卜林赋予了鲜明的个性。在吉卜林笔下，他们丝毫不逊色于西方人，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远远优于后者。

吉卜林笔下的喇嘛是个有能力、有尊严、博学的、值得尊敬的长者。小说中，他被吉卜林置于和博物馆馆长平起平坐的位置。事实上，博物馆馆长的原型即为吉卜林的父亲——拉合尔博物馆首任馆长约翰·洛克伍德·吉卜林。小说中，馆长是位博闻强识的学者，无论英国人还是印度人都十分尊敬他。在他眼里，喇嘛不是个“掐点珠的行脚僧，而是个很有才学的学者”[5]。喇嘛为了找到能够洗清所有罪恶的“箭河”，毅然放弃寺院的安逸生活。这种精神也赢得了馆长的尊敬。他和喇嘛兴致勃勃地探讨博物馆里珍藏的古壁画、珍贵的佛教藏本、以及“箭河”。喇嘛离开时，双方难舍难分，相互交换礼物。馆长把自己的眼镜送给喇嘛帮助其寻找“箭河”，喇嘛则把心爱的笔盒送给馆长。通过喇嘛和馆长之间的珍贵友谊，吉卜林表达了他对东方人的尊敬。

《基姆》中，另一个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角色是孟加拉人哈瑞。他博学、多才多艺，拥有加尔各答大学的硕士学位，掌握多种语言，熟读莎士比亚和华兹华斯的作品，在医学方面还是个专家。他足智多谋，冒着极大的危险与俄国、法国的两个间谍周旋，为基姆和喇嘛脱离危险赢得了时间。没有哈瑞的帮助，基姆不仅无法从俄国、法国间谍身上偷走重要的文件和地图，还可能有生命危险。

此外，马贩子马哈布·阿里也不是一个程式化的扁型形象。他小心谨慎，机智勇敢；对待所爱的人，诚实、体贴。作为间谍，善于编造谎言是胜任工作的前提之一，但是，对基姆他却从未撒过谎。他还像父亲一样保护着基姆，使其免遭不测。此外，马哈布·阿里决不容忍他人冒犯自己的尊严，即使基姆也不例外。例如，当基姆无意间称他为黑人时，他大发雷霆。此举意在向基姆表明，即使肤色不同，他和基姆都是平等的。

小说中库鲁老妇人的形象也很鲜明。正如萨义德所讲，《基姆》从本质上讲是一个男性的世界，这一点毋庸置疑。书中女性形象的确很少。但是，据此就断言《基姆》中的女性都无足轻重，不值得注意，这种说法却有些偏颇。库鲁老妇人慈祥、幽默、热情好客，意志坚强，积极乐观。基姆因过度疲劳、忧虑而病倒后，正是在她的精心照顾下才得以恢复元气。虽然基姆声称“一个人总是被女人骚扰怎么能修道或是进行大游戏”[5]，没有她，基姆和喇嘛是无法重新上路的。自然，基姆由衷地感谢她，“妈妈，我的生命是你给的”[5]。正如老妇人所说，“世间有两种女人——一种消耗男人的力气，另一种使男人恢复力气”[5]。显然，在基姆眼中，她属于后者。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基姆》中的东方人形象或博闻广识，或机智勇敢，或热情好客。在他们身上丝毫没有东方主义学说强加给东方人的缺乏理智、堕落、冷漠等特征。

五、结束语

通过对《基姆》的文本分析，可以看出，小说中基姆对喇嘛的爱和依赖，对自己的白人身份的困惑，对其他白人的反感与非认同，以及对几位东方角色的盛赞，充分说明了萨义德将《基姆》定义为种族主义、帝国主义代表作品，进而将吉卜林定位为帝国主义代表作家有失公允。

“帝国主义代表作家”这一标签使得吉卜林难以进入英国主流作家之列，进而有碍读者对吉卜林其人及其作品作出公正客观的评价。本文借助于萨义德在其《东方学》及《文化与帝国主义》所表述的“东方主义”理论，通过对《基姆》的文本分析，反驳萨义德等对吉卜林的“帝国主义代表作家”之定位，希望借此能澄清人们对吉卜林的误解，从而还他以公正。

[1][英]吉卜林.丛林故事[M].文美惠，任吉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1页.

[2][美]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文中《东方学》的引文均出自此书，分别见第4、385、49、262、61、2、54 页）

[3][美]爱德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M].李琨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第191页.

[4]Raskin，Jonah.The Mythology of Imperialism[M].New York：Randon House，1971.40.

[5][英]吉卜林.基姆[M].李斯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6.（文中《基姆》的引文均出自此书，分别见第163、31、129、72、82、67、128、163、5、155、175、166 页）

[6]陈兵.殖民主义的宣传还是东西方的融合[J].外国文学，2005，（2）：90-95.

[7]Scupham，Peter.“Rudyard Kipling’sKim.”British WritersClassics[M].Ed.Jay Parini.Vol.1.Thomson：CharlesScribner’s Sons，2003.179-94.

纪小军（1976— ），男，河南林州人，硕士，郑州大学管理工程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