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娟

新历史主义批评视阈下重读《花间集》

石 娟

《花间集》是由后蜀赵崇祚于广政三年（公元940年）所编，共收录了温庭筠、皇甫松、韦庄等十八人的词作，年代上略早于南唐词。但后代词论家对花间词的评价与南唐词却大相径庭，据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记载：“予于词，五代喜李后主、冯正中而不喜《花间集》。”[1]并称“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2]大都对南唐词评价很高，而认为花间词满布绮罗香泽之态，轻靡、浮艳，且多男女情欲描写，因此，拿来与齐梁宫体诗相提，为他们贴上情色文学的标签，以至于人人闻花间而轻鄙。

笔者认为《花间集》作为第一部文人词集，如此评价是不公正的！并拟从新历史主义批评角度，重新认识和评定《花间集》在词史和历史文化中的地位和价值。

美国学者伊丽莎白·福克斯·杰诺韦塞在谈到新历史主义的文本观时说：“本文不是存在于真空中，而是存在于给定的语言、给定的实践、给定的想象中。”[3]所以《花间集》作为一个文本，它的产生离不开环绕于它的历史文化；它的“自我造型”离不开历代读者的“对话”与“协商”。新历史主义批评领头人葛林伯雷曾说：新历史主义批评是“一种实践，而不是教条”[4]，而且这种实践是一种阐释学的实践，是试图阐释“文学文本周围的社会存在和文学文本中的社会存在”的实践。笔者对文学文本《花间集》的阐释，也将从这两个方面进行。

一、历史文化文本孕育了《花间集》

这一点实际上就是指“文学文本周围的社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