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红虹 黄卫静

80年代末以来，王朔如一匹“黑马”冲击着文坛，带着他的《空中小姐》《动物凶猛》《顽主》等一系列作品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影视剧的大量改编使王朔渐入寻常百姓家。“王朔现象”突出的两方面：一是带有明显调侃色彩的“王朔体”语言风格的形成；二是塑造大量反社会性的“多余人”（所谓痞子）人物形象。王朔作品中的社会“多余人”的形象实际上是通过他们放纵无忌的社会活动来表达他们的反社会性的，从而引发人们的思考，带有浓厚的思辨色彩。《痴人》就是王朔较早写作的明显地带有这种思辨色彩的一篇。

发表与1988年的《痴人》，描写了司徒聪、司马灵（“我”）、阮琳等在“政府机关”里谋职的年青人。这些年青人虽然按部就班地安分地上着班，他们头脑里却有着一堆极不安分的思想和念头，为了“人实际上是可以飞起来的”，一个接一个地痴迷地潜心修炼，为实现它耗尽一切。三个不安分的人物对“飞”的执着追求，在社会人看来是荒诞的，而在三个人意识中是真实的。只因为这个真实的梦不符合社会的共同认识而遭到扼制。三个人的追求过程是艰苦而悲哀的，而在这艰苦而悲哀的过程中，三个人又得到了不同的超脱。

司徒聪是伴着“一树桃花都粉了”到来的，是在桃花“谢掉”中走的。作者选择了纯洁美丽的桃花作为司徒聪来了又去的伴随。初来的司徒聪曾因受打击而在新环境里小心翼翼，幻想在理想与社会的夹缝中寻得生存。他也曾羡慕司徒灵的圆滑“我觉得人和人交往要不断地克制自己的欲念，迁就别人以求相安无事”，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司徒聪实质上还是始终怀抱着自己的理想，而不能相溶于社会的。接着他面对貌似真诚的司徒灵和相对纯洁的女性—阮琳，毫不掩饰自己的病史，真诚地相信了这个新环境以及新环境的新人，开始了他反社会的真实自我显露：“对司马灵中午打饭的嘲笑”以及对别人毫不留情的侮辱性的话语，导致了他的精神病史的宣传。对自己气功的自信以及了、阮林真的”变得漂亮起来“的事实，引起了”我“的恐慌，从而诱发他用遥感冲击朱秀芬，掀起了瀚然大波。司徒聪的精神受到打击，激起了他更强的反社会的行为—“就让他们把我当精神病好啦”，“上班时间公然在办公室睡觉”，这时的司徒灵用自己脱出常规的行动放反抗着社会。同时他还坚持着自己“飞”的理论，还要实行“飞”的行动。要让这些人相信，只有用事实。但就是这试图让别人信服的“飞”的实践行为被人认为是“不可克制的几次企图跳楼自杀而被强制送进了精神病院”司徒聪终于从社会中超脱出来而进入了理想的境界，就像《第六病室》中的主人公一样，只有在精神病院里的人才是真理的拥有者。

当一个人为追求某种理想而不被社会认可却被压制的时候，这是怎样的悲哀呀！这种由司徒聪所表现的悲哀不是个人的，而是社会的。这种超脱是在社会的窒息下被迫的超脱。它吞噬这人的创造，不甘束缚的心灵。

阮琳一开始就对“飞”有着浓厚兴趣“我倒宁肯哪怕自欺地自在一回，反正适应现实也不能让我更自在”。这是她之所以步司徒聪之后的根源。和司徒聪的亲密接近以及目睹司徒聪被送进精神病院，使她“越想越觉得我们当时对他太粗鲁，我们根本没容他证明他说的是不是有道理”，她要通过自己练气功来亲自证明他是对还是错，提出“万一他对”的疑问。正是这种疑问使阮琳成为第二个跨进悲哀历程的人。

如果说阮琳开始萌发的念头只是为了证明司徒聪对错的话，那么后来初窥气功门径直到登堂入室的过程却是对理想艰苦的追求的过程。作品正是着力描写这一艰苦的过程，这与着力渲染司徒聪反社会性有着不同的侧重点的。如果说司徒聪的“气功”已掌握飞的技术，那么阮琳只是属于“初学”了。这个“初学”的过程是艰难的，“她瘦的厉害”，“她在河畔呆呆站着，盯着浊绿平静的水面一动不动”，“她走起来轻的象片羽毛，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更象一个幽灵”，正是这种“异端思想”的执着追求。“她变得很怪，不大说话，象影子似的悄悄来悄悄走，总是若有所思地坐在那里出神，对谁都待搭不理的”，变得“象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独自坐在一旁”，这和司徒聪的搞不好人际关系如出一辙，这正是两个人相同的反社会性的表现。阮琳在面对“我”为了组织她练功而讲的关于气功的奇谈怪论恐吓面前“很坚决，不为我所动”，正是这种决绝得态度，使她在理想的道路上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她“可以充分调动胃去消化”，“可以有意识地监督体内各系统的工作”。她设想通过统一脑细胞的活动来控制整个生命的活动，而达到“只凭自身亿万细胞的奋斗，拧成一股绳，飞起来”。然而，虚幻的理想终于使她陷入“汪洋大海般的文牍工作中”，在“寡不敌众的搏斗中垮了下来”。终也以被送入精神病院而完成她艰苦追求的历程。象用桃花象征司徒聪一样，作者也用桃树结果来象征阮琳的悲哀。同时，阮琳的追求过程又是对司徒聪历史的交代。

与前两人不同的是“我”则着重表现思想改变的艰难。“我”从一个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地处理人际关系”的社会人到接受“飞”的思想，到真正“飞”起来，之间经历了两个人艰难的影响。初始我听到司徒聪谈“气功使人变的漂亮”的论调时“震惊的几乎‘木’了”，以致“倒立”来使自己清醒。这是我作为一个社会化很深的人对怪异论调的排斥和敌对。真正影响“我”转变思想的是阮琳，目睹阮琳的练功过程，我对“飞”的理论开始接受起来。阮琳的练功过程就是我改变观念的过程。对于阮琳开始我用奇谈怪闻来吓她，试图劝阻她，这时我对“飞”还心怀不屑。等到看到气功竟使阮琳“可以充分调动胃去消化”，我不由地问“照这样发展下去，还要有多久你就可以飞起来了”，并提出“我能练气功吗”的请求。面对事实，对“飞”终于开始接受起来。亲眼目睹阮琳对胃功能的控制，对白血球的控制，“我对她不由尊敬起来”，并预言“你将创造出真正的奇迹，飞起来”；亲眼目睹了她“欲念泯灭，思想升华”，“‘我’能感受到她已进入某种临界状态”；亲眼目睹她身上不可思议的奇变“四肢带电”，“发出幽蓝的荧光”；也亲眼目睹了阮琳悲剧性地误入歧途。“我”悲恸地劝她，小心地保护她，又流泪，又献血地挽救她的生命时，“我”已经完成了我思想的转变，坚决地相信“飞”的理论了，并宣布“我”也要“飞”。一个象“我”这样社会化的人接受“飞”的理论，从某种程度上作者给了追求者们一点希望一点光明。

然而，“我”经过如此艰难的过程所接受理论后，却轻易地在社会压力面前低下了头，这与阮琳的决绝和司徒聪的坚强形成了鲜明对比。为追求“飞”的理想，司徒聪、阮琳相继勇敢地尝试着、追求着，而“我”却在第一次“飞”过后就收回了前进的脚步。“我抬头望天，天空是那么幽暗深邃，星星是那么遥远不可及，我知道自己再也没有机会飞到那上面去了”。我从理想中超脱出来，又回到了社会中。比起司徒聪、阮琳不被社会承认的悲哀来，“我”似乎是一个好的结局。其实“我”才是真正的悲哀者，经历过“梦的飞翔，也想去追求，却迫于社会的束缚、内心传统思想的束缚，连去追求的勇气也泯灭了。这也正是“我”真正的悲哀。人类的真正的悲哀所在。

王朔在这个时代是孤独的，大多数人被他表面的“游戏味”“痞子腔”所蒙蔽，没有看到他其实是一个真正的启蒙者，他流露出来的深切的对小人物们的存在价值的被悲悯与嘲笑，爱情的渴望与追求，生存处境和精神状态的无序与混乱的，以及字里行间体现的造成“社会多余人”这一现象的根源都给人们带来深深地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