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 琦

本文试对二十世纪以来中外“屈原否定论”进行了梳理，并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对中国和日本学界关于“屈原否定论”的提出背景及其原因进行初步探索。

在对“屈原否定论”的产生原因进行探究前，有必要对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外“屈原否定论”做一简要梳理。

一、二十世纪以来中外“屈原否定论”梳理

经今文学大家廖平首倡“史无屈原”之论。廖平于1906年作《楚辞新解》，认为只有“《渔父》、《卜居》，乃为屈子自作”，其他则为“屈子所传”。至1921年刻印的《楚辞讲义》，则愈走愈远，变本加厉，说：“《秦本纪》始皇三十六年，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即《楚辞》也。”从而全面否定了屈原其人与屈原作品的著作权，成为本世纪最早的“屈原否定论”。

20年代，胡适对屈原是否有其人提出怀疑，认为楚辞不全是屈原所作，有很多乃是汉儒伪托屈原之名所作。胡适否定屈原的理由主要有两点：“第一，《史记》本来就不很可靠，而屈原、贾生列传尤其不可靠”；“第二，传说的屈原，若真有其人，必不会生在秦汉以前（因为‘战国以前不会有奇怪的忠臣概念’）。”[胡适进而提出：“屈原是一种复合物，是一种‘箭垛式’的人物，与黄帝周公同类，与希腊的荷马同类。”

其后，何天行《楚辞作于汉代考》、卫聚贤《离骚的作者——屈原与刘安》均提出淮南王刘安是《离骚》的作者，楚辞作于汉代。不过卫聚贤认为伪造屈原的人是汉初的贾谊，他曾写有《吊屈原赋》。

50年代前后，朱东润发表了一组关于屈原及楚辞的论文：《楚歌及楚辞》、《离骚底作者》、《淮南王安及其作品》、《离骚以外的“屈赋”》。朱东润主要从《汉书》《汉纪》等文献资料着手，提出楚骚的作者乃淮南王刘安及其群臣。

国内的“屈原否定论”主要集中在上个世纪前半页，自1951年的一次讨论之后，国内再不闻有持“否定论”者。自上个世纪60年代起，日本学界“屈原否定论”尤盛。首先是日本国立九州大学文学部的冈村繁博士，他于1965年发表了《楚辞和屈原——关于男主人公和作者之间的分离》一文。文中说：“汉代以前的楚辞作品，不是把屈原当成作家，而仅仅是当成忠臣来对待的。”“《离骚》、《哀郢》均非屈原的自作，不仅从抽象的道理可以这样说，就是从内容和表现方面也可以找到纠正的证据。”

白川静肯定在屈原之外还有些作者，但不是冈村繁说的“具备能够创作楚辞那样需要高度修辞技巧的文学作品才能的诗人”，而是“楚巫集团”。他在其《中国古代文学》之第一部中说：“屈原是从王族中推选出来掌握楚国祭祀仪式的圣职人物。《史记》说屈原任三闾大夫，三闾为司王族屈、景、昭三家之职。屈原大概是掌管宫廷祭祀仪式、统领楚巫的人物。”

综上所述，“屈原否定论”在时间上主要盛行于二十世纪，在空间上主要是在中国学术界和日本学术界这两大“阵地”。在中国，清末经学家廖平首先对屈原以及屈原对《楚辞》的著作权进行了全面否定，成为本世纪最早的“屈原否定论”。其后胡适在其读书笔记《读楚辞》中提出屈原是箭垛式的人物，从而否定了屈原其人，引发了学术界关于“屈原是否确有其人以及《楚辞》作者究竟是谁”的争论。其后何天行、卫聚贤等均认为《楚辞》乃汉代人所作，屈原也系汉代人伪造。朱东润也撰成楚辞研究论文四篇认为楚辞作者乃刘安及其群臣。在日本学界，尤其是二十世纪60年代起，“屈原否定论”尤为盛行，其中以冈村繁、铃木修次、白川静、三泽铃尔等人为代表。

二、中国学界“屈原否定论”产生原因初探

“屈原否定论”何以在上个世纪前半页的中国盛行？这其中的原因十分复杂，它既有一些非人为的客观原因，同时又交错着复杂的、难以确定的主观因素。

首先，这与当时的学术环境有一定的关系。其一，清朝是我国学术史上的繁盛时期，不仅在传统的学问上有所精进，而且新兴起了一门学问——考据之学。清朝文化高压政策下，考据学尤盛。在此基础上，对于“屈原”这一在历史上本来就缺乏文献记载的人物是否确实存在必然会产生怀疑，因而“楚辞研究，实脱胎于清代乾嘉诸老，发端于清末民初。”首倡“史无屈原”之论的廖平就是清末经今文大家。其二，上个世纪20年代，在古史辨派影响下，疑古之风盛行。胡适就是疑古派的典型代表，他提倡“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但他往往将假设作为他论证的前提，同时也作为其论证的结果，因而不免有臆断、自说自话的嫌疑。

其次，总览前文关于“屈原否定论”的梳理，中国学者否定屈原的论据大都包括以下三点：其一是《屈原列传》矛盾甚多；其二是先秦史书中没有提到屈原的名字；其三是《资治通鉴》中未写屈原事迹。这三点归为一点：关于屈原的文献史料不足，这是“屈原否定论”之所以盛行的一点很重要的客观原因。汤炳正在《〈屈原列传〉新探》中指出了今本《屈原列传》中存在的首尾失据、叙述矛盾问题，并对其作了考证。且不说仅以此作为否定屈原存在的论据是否站得住脚，关于屈原的文献史料十分稀少确是事实。正史中唯一有关屈原的记载仅限于司马迁的《史记》，还因矛盾重重、问题多多而不足信。而朱东润之所以认为楚骚作者乃刘安及其群臣，也是在《汉书》《汉纪》等几部有限的史书上的零星记载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

第三，持“屈原否定论”在学界毕竟不是主流，为什么独这些人否定屈原的存在？这又与个人学术价值定位、评判态度等主观因素有关。比如胡适，他虽是学贯中西、学术涵养极高的大学者，但他本人并未涉足楚辞研究。之所以提出这一观点乃是因其对“王逸直到洪兴祖”注释楚辞中出现的迂腐、比附、说教不满，但是他犯了矫枉过正、欲罢不能的“惯性”错误，本意是否定王逸、五臣、洪兴祖的牵强比附，却直接连原作者一起否定掉了。此外，以研究考证小说见长的胡适，插足楚辞研究，纯属在隔岸观火时，偶然兴起，凑一凑热闹而已，毕其一生，此后再未提起。由此可见其提出“屈原否定论”时带有随意性、偶然性。

三、日本学界“屈原否定论”产生原因初探

日本学界盛行“屈原否定论”主要是在二十世纪60年代。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等客观因素有关，同时又掺杂着中日文化背景的差异等主观因素。

首先，日本学者之所以会提出“屈原否定论”，这与中国学界对屈原研究不充分有很大的关系。众所周知，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政治上正处在极“左”时期，对文化等采取偏激的态度，全盘否定，在政治高压下，学术界也一片荒芜，无人敢问津。亲历这段历史的楚辞学者汤炳正说：“在‘文革’中，不仅研屈无缘，且性命难保……这时期，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该死的死了，该病的病了，该流放的流放了，天下渐渐太平，而我也得以请假在家养病。其时，我对那本劫余的残本《楚辞》，只能抚之以慰情，未敢展卷而畅读。这不仅是因为政治气氛压人……”可见，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对屈原的生平与思想很难有深入的研究。有些无根误说，陈陈相因，长时间未得到改正；在某些问题上众说纷纭，没有一个较为确定的看法，等等。

另一方面，中日文化背景本来就存在差异，尽管日本有很多精通古代汉语的专家，但毕竟是少数，因而在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著作尤其是像楚辞这样比较古的文学作品时难免产生偏差。比如三泽铃尔在其《屈原问题考辨》一文中说《离骚》“有时只句以押同韵，有时完全不押韵”，又说：“屈原的屈，与橘树的橘字音相近。关于屈原的来历传说，恐怕是从战国末期到前汉初期宫廷中的《楚辞》诗篇吟诵家为了说明自己演奏的歌谣的起源，作为一种传说的神话而创作的。”由这些话看来，作者似乎尚未弄清《离骚》中的“约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是由《九章》窜入，《离骚》的乱辞作为相对独立的部分可采用较灵活的句式；至于将“屈”同“橘”联系起来，更是附会之说。

第三，日本盛行“屈原否定论”也与其楚辞接受史有关。中国的诗歌在日本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是唐诗，尤其是唐诗中比较通俗易懂的白居易的诗。古代日本人比较熟知中国最早的诗，应该是苏武的诗，而对于屈原及楚辞，日本人则较为陌生。

综上所述，“屈原否定论”在二十世纪的盛行有其主客观的原因。在中国，主要是受清末考据学以及民初疑古之风的影响，而且关于屈原的文献史料本身就很有限，加之论者的学术价值定位等个人因素，因而二十世纪前半页“屈原否定论”盛行。在日本，则是由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楚辞研究不充分以及中日文化背景的差异等因素，学界盛行“屈原否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