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晰

返影

□曾晰

已经想不起来是何时迷上中国通俗小说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涌动的通俗文学的滚滚洪流，真可把喜爱它的人给幸福地淹没了。这些才子佳人的爱恨情仇，“遗帕遗扇惹相思”的香艳佳话，总是无数次地遭遇所谓的主流文人、高雅志士的鄙薄。鲁迅的《上海文坛之一瞥》及在其他杂文里曾多次对这类“一对蝴蝶，一对鸳鸯”的文章嗤之以鼻，鲁迅的母亲在他出门之前总会交待儿子捎几本书回来消遣消遣，要的正是这类他一直嘲讽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母亲是值得敬重的，但鲁迅对于她老人家的阅读趣味却不敢苟同，甚至在他致许广平的信中提起胡适之的诗歌和陈西滢及凌叔华夫妇的照片登载在鸳鸯蝴蝶派的杂志上，也被视为他们的一种堕落行为。另一名新文学健将郑振铎更是锐利地抨击：“……他们对于人生也便是抱着这样的游戏态度的。他们对于国家大事乃至小小的琐故，全是以冷嘲的态度处之。他们没有一点的热情，没有一点的同情心。只是迎合着当时社会的一时的下流嗜好，……有人谥之曰‘文丐’，实在不是委屈了他们。”

抗战时期，为了形成文学的统一战线，顾全大局，新文学将士才向他们抛出橄榄枝，稍稍有点握手言和的倾向。说到底还是鲁迅们刻薄了点。国破山河在，身为男儿身，依然荼花开，花前月下，莺莺燕燕，无怪乎会受到鄙薄。不过话又说回来，鲁迅们也只能在语言上刻薄点，态度上不屑一顾，如若真的让他们执笔，他们中也未必有这种风雅的情怀，写得出如此华彩。还是我们的爱玲女士坦率纯真，她向来就不回避自己对通俗小说的喜爱：“我对于通俗小说一直有一种难言的爱好；那些不用多加解释的人物，他们的悲欢离合。如果说是太浅薄，不够深入，那么，浮雕也一样是艺术呀。”记得日寇轰炸香港时，那日她正在平台上美美地消遣《醒世姻缘》，炸弹就在不远处炸响，可她只想着：至少等我看完了吧。战争的恐惧却淹没在书香带来的欢喜中，一身俗骨又如何？冰心与她比起来，倒是做作的可以。我没有资格在这里对冰心、丁玲一些作家说三道四，冰心和丁玲之所以成为现代文学的开拓者，那也是应了“时势造英雄”这句话，她们的作品深深地烙上了时代和社会的印记，她们是乘上了时代列车的清醒者，适时地将个人行为转为一种即时的社会行为。在今天这个文字盛行，甚至泛滥的时代重新审视她们，可以说她们是文学的幸运者。文学的生存状态应该是多元化的，诚然，文学可以为政治服务，但又不仅仅只为一种意识形态而存在着，如果是，那文学中最重要的鲜活的人性又该置于何种位置？如果用政治来衡量文学的标准，与之吻合就是高雅，反之则为通俗，甚至为堕落。那么文学的范围未免落入狭隘的境地。我曾试图让自己沉浸于冰心们的作品中，但每次我都以昏昏欲睡而告终，看来我是个喜欢在堕落中寻找快乐的人，而且是越堕落，越快乐！我只记着那些让我记忆深刻的作品，欣赏那些让我感动的作者，即使他们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在人群中卑微地活着。

如果世上万物标准统统归于“好”或“不好”两类，那么鸳鸯蝴蝶派自然归为后者。其实世界上的事情并无所谓好坏，好与不好也没有统一的界定标准，说到底捧者曰“好”，贬者则曰“不好”，况且这也是学者的一家之言，即使纵有好感也不敢堂而皇之地表达心迹，只在暗地里堕落一把，细细把玩那放纵带来的快乐。

说到刘云若，人们常常把他称作天津的张恨水，但是喜欢他的读者，还是忍不住替他抱不平，如此笔力强健的一支笔，虽说不能让他一支独秀，也该与张并称佳妙才是。“南张北刘”的说法，大概也是为了在陈述上的方便而已，杨义的《古典小说十二讲》自然是不会提到他，阿英的《小说三谈》也点墨未留，阿英当年就是反鸳鸯蝴蝶派的健将，自然是不喜欢他的，虽然有史料记载刘云若辞世前还以新作《云破月来》在阿英主持的《星报》上连载，不过他未能完成此作，就辞世了。他的英年早逝，也使阿英在日后的众多优秀文学评论中最为华彩的一章造成了永久的缺失。刘云若逝世时，也未见天津的报纸发个讣告以示天下，有史料载，当时的天津只有一人为他写了一篇悼念短文，此人是《全世界人民心一条》的歌词作者，料想他定是永失吾爱才展纸研墨，秉笔疾书。纵览《中国近代小说史》，对于刘云若也是只字未提，只点到李涵秋。王稼句在《关于鸳鸯蝴蝶派》里也只是原文照搬地把魏绍昌的研究成果节选了一通——有拾人牙慧之嫌，刘只是闪了一下名字而已，就像在水面上探了下脑袋，还没看清楚脸就又沉了下去。那么我们来看看魏绍昌《我看鸳鸯蝴蝶派》吧，这可以说是一本介绍鸳鸯蝴蝶派比较详尽的著作了，简直可以说是一网打尽，里面详尽介绍了鸳鸯蝴蝶派的由来，但今日看来它终究是个残本，因为刘云若的资料没有任何新的进展，延续了以往旧的研究成果。在对媒体宠儿张恨水的大书特书的一贯作风下，对于刘云若的笔墨也只限于小小的豆腐块而已，甚至此豆腐块还是从徐铸民在《张恨水和刘云若》这口锅里煎炒好了打捞上来的。从魏绍昌的叙述中也不乏对刘的赞赏，可以猜测作为鸳鸯蝴蝶派的研究者，他是极有意丰富自己文本的，只是苦于资料不全，只好作罢，也只好在文本的开头用一句“以很小的篇幅简短介绍了一下”揭开文章的序幕，接着又以“因限于篇幅，不可能都写”而忽略过去，只在北方名将中简单地罗列了一下他的名字，最后以一句“以上作者且亦似无全写的必要”而轻轻带过，就此结束了对刘云若的陈述——刘云若就这样被仓促地遗漏了。真的没有写的必要了么？我甚至怀疑研究文史的学者们的敬业精神和治学态度，他们在研究某个课题之前，是否对所要研究的对象进行过认真地通读、思考，还是抑或干脆就是“拿来主义”，把人家的研究成果照搬到自己的专著里，或者是从中抽取一些，应付了事，而那些抽取的正好是其中趣味低俗，文字贫乏者，接着就毅然下按语，说某某派恶俗，上不了大雅之堂。诚然，人的精力有限，要求博览全部作品也是不现实的，但至少其中有争议的或者优秀者的作品是不容错过的，这是对自己工作负责，也是为中国文史研究做贡献。在魏绍昌的文本中曾经提到一向反对鸳鸯蝴蝶派的强将郑振铎最后被刘云若折服，盛赞不已，缘何来个180度大转弯？想探究其由，可因为郑振铎离世，而成为文坛的一段憾事。为什么不追究下去？难道他们就打算继续这样草草了事？刘云若就真的这样成为文海遗珠，那些辛勤而伟大的文史工作者就此原谅自己，心安理得地继续失误下去么？其实，追不追究结果都是一样的，因为答案永远就在那里，以魏绍昌的深厚学养，对刘云若的作品再作一次审视，不难找到答案。如果郑振铎泉下有知，他定会笑叹：“何须来追问我？去认真阅读他吧，满篇华彩皆是答案！”从一些蛛丝马迹里也可以探到刘云若先生虽然生命短暂，但是成绩斐然，只是留传下来的作品屈指可数，但是如果有人可以像爱戴张爱玲那样，发挥着诸如陈子善、夏志清等张粉掘地三尺，没看清偶像每一个毛孔绝不罢休的精神，我想也是可以挖出一些闪亮的东西来的。刘云若终究会像空气中的尘埃那样流失在风中么？我真的要为他涕泣良久。在人们眼里，他对文坛的贡献和成就和张恨水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一则他的作品大多都遗失了。二则他死得太早，没有人为他作宣传。所以最后他只成了天津的张恨水，而让很多人失去了成为“上海刘云若”抑或是“北京的刘云若”的机会。这实在是文坛中的一件憾事！其实阅读过他作品的人，一定会忍不住把他和张恨水做个比较，比较的结果是“五百年来无此奇”。无论在文字的驾驭和情节的构思上他都比张恨水略胜一筹。看张恨水的作品你可以断断续续，放下了就放下了，挑个有闲日还可以继续；读刘云若的小说却是欲罢不能，肝肠寸断，想放都放不下，每次看他的作品，真的是爱不释手，废寝忘食！

1930年，26岁的刘云若在天津《沙风报》上发表了长篇处女作《春风回梦记》，用刘云若先生自己的话讲纯粹是一部”游戏之作“。然他的随意消遣与把玩就压住了周遭的艳光。《春风回梦记》带着小儿女的清新纯美的爱情气息，令学士大夫与贩夫走卒同为刺激感动，其文章之绮丽哀感，叙事之宛转曲折，使人雒诵回环，《沙风报》由此也跻身于天津报界之林。时任编辑沙大风在回忆录中感叹：“天风因春风为风行，春风因天风而益彰”。之后刘云若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旧巷斜阳》，作者的笔触更为强健，涉及的社会层面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小说步步生局，环环相扣，在歌颂爱情的美好之余，同时颂扬了人的善意和助人的可贵性。《旧巷斜阳》是刘云若给天津人民上的一道热腾腾的大菜，无数食客在它面前无不吃得酣畅淋漓，在亲情、爱情与责任、欲望之间挣扎的女主角璞玉的命运勾起了无数读者的惦念，刘云若曾在一篇文章道：居然有些先生太太起了幻觉，把她当作了真的活人，直接间接对我作拯救她的交涉。最可笑的有几位资产阶级太太，竟使用了贿赂手段，说倘然在去岁年底能教璞玉脱离苦海，我足可过个很肥的新年，连拙荆也许落一套日月团花袄、山河地理裙。可惜一时掉不转笔头，以至失却发小财机会，反而因璞玉受了许多委屈，先生太太小姐们，把我摒出游宴算回礼，厉行绝交，宣讨惩戒；或是写信斥骂，电话恐吓，以及吃饭合谋灌酒，打牌暗算输钱。又有若干人联合警告，限期救出璞玉，若再逾限，将全体拒看我写小说的报纸。这真使我惊讶璞玉何以人缘如此之佳，势力如此之大！她虽在书中受苦，然而能有这样的际遇，可谓不虚此生。”可叹当时的阅读盛况。1937年天津沦陷，可刘云若的笔却没在沦陷中停滞，灵感如暗夜中初生的花蕾，不知疲倦地盛开，散发着罂粟花般迷醉的香气，安抚着沦陷区那些迷惘焦虑与躁动的灵魂。他小楼孤守，闭门谢客。故国是落在朦胧夜色下池塘中的月影，满腔的愁绪唯有化为一纸飞花才得以宣泄。刘云若在战事狼烟中写出了令人击节扼腕的《红杏出墙记》，作者用一只剥蒜的手，层层剥开男女之间在灵魂与欲望间的矛盾，清醒的理智与无可救药的沉沦之间的冲突，恩爱、悔恨和善恶生死交战，这是作者一部炉火纯青之作。无论在文字的运用以及情节的架构上都达到了很高的造诣。据刘云若的家眷辛绍兰女士在忆文《天津人应该记住他——我的姨夫刘云若》中写道：“……坐落于河北路与南京路交口附近的顺和里的四号三楼的一套房间曾是刘云若先生后半生居住的地方，这套居室朝北的一个房间里，在一排玻璃窗前安放的写字台上曾留下他蝇头小楷的墨痕，在四层楼顶的平台上也曾留下他眺望家乡的身影……”。刘云若对养育着他的这片热土满含深情，老天津的旧迹时常在他的文本中露出斑驳的影子，他曾经在《小扬州志》的开篇中写道：“在下既是中国治下天津生长的人，似乎不必好高骛远，另去混说什么，好照样谈谈天津好了，所以就写了这一部《小扬州志》……”天津旧日妖娆的风情在他的文字中慵懒醒来，如今多少景物人情可去寻觅？就连昔日云若先生闲暇时观望故乡天空的平台也沉入了塘沽的旧影里，我们也只能在日光流年中，在阅读带来的清雅的堕落中柔情暗涌，感慨此情绵绵无绝期！

责任编辑 陈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