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史话

史官制度：自先秦以来，大规模的编纂出版活动大多是由帝王授意、朝廷组织的，历代大中型图书绝大部分出于官修，这与中国历朝相沿不绝的编纂与刊行制度有关。中国具有悠久的史官制度，早在黄帝时就有史官仓颉、沮涌，虞舜时有伯夷，夏有终古。从甲骨文献的记载算起，我国有连续不断的历史记载，至晚从殷商就开始了。商朝的史官负责记录商王先公先王世系和商王的行事。西周至春秋时期，周王室设有多种执掌不同文书的史官，其中主要是太史和内史。西汉司马迁的先世即为周王室的太史，“世典周史”，负有载笔修史的职责。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先后为朝廷太史令，以薪传祖业、修史传世为理想，终于修成了千古不朽的《史记》。秦王朝建立后，继承了周王室和诸侯国的史官制度，但其运作不详。汉隋之间，封建国家历经统一、分裂、再统一的艰难发展过程，国家藏书毁于一旦。封建统治者为张扬自己的新朝，给自己的统治寻求历史根据，都十分重视修史。古代的史官制度，发展到两汉，开始逐渐将记事、修史、典校图书和刊行集于一体，如西汉石渠、天禄之阁，东汉的兰台、东观。隋唐以来不断完善的秘书监、国子监制度，馆阁、翰林院等机构的应时设置，构成了历朝政府绵延千年的编纂和出版制度，成为我国历史上编辑出版活动的主流力量。

《大清著作权律》：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著作权法。它是在清末大规模修律的背景下，在民间大力呼吁与实践的基础上，参考了西方的法律体系和原则，于1910年颁布实施的。……